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左权县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东南部，太行山主脉西侧，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人口约16万。
近年来，左权县利用移民搬迁后遗留的旧村址的耕地等资源，创造性地发展生态庄园经济，开辟了一条山区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什么是生态庄园经济?带着这个疑问，《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共左权县委书记孙光堂。
《经济》：孙书记好，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是怎样兴起的?
孙光堂：左权是典型的山区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各种自然灾害多，祖居这里的群众往往广种薄收，导致人口分布分散。新中国建国以来，全县最多曾有1000多个村庄散布全境。2000年底，还保留有379个行政村、336个自然村，平均每村人口不到200人，其中100人以下村就有200多个。为此，县委提出了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就是在加快县城建设的同时，确定基础好、潜力大、位置优、人口相对集中的34个行政村为中心村，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移民搬迁、梯次转移，引导偏远山区群众逐步进入县城和中心村。从2001年到现在，全县整体搬迁行政村19个、自然村119个。县城人口由2000年的2万人增加到现在的4.7万人。县城和中心村人口达到10.8万人，全县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8.7％提升到2008年的41.8％。
随着移民搬迁进程不断加快，一些“空壳村”随之出现。2005年底，县委向全县发出大力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倡议。三年多以来，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迅猛发展之势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同，还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评价左权生态庄园经济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农民”就地变“工人”、“农村”就地变“城镇”、“农业”就地变“工业”的转变，有效推进了全县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进程。
《经济》：如何走好生态庄园经济这条路?
孙光堂：首先，生态庄园数量、规模、投资迅速增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三年多时间，全县生态庄园发展到118处，经营规模达到22.6万亩，累计投资达到7757万元。发展经济林2.1万亩，用材林3.1万亩，养殖畜禽4.4万头(只)。其次，生态庄园产业类型，经营形式、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从产业类型上看，主要有规模种植、特种养殖、农产品加工及多种经营综合开发等模式。特别是集种植养殖、标本观赏、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庄园正在成为一些较大规模庄园的发展目标。第三，生态庄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令人鼓舞，显示出极强的带动力。
从庄园经营者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初显。虽然大多庄园仍在投资开发过程中，但一些种植、养殖庄园已经开始见到经济效益。如日月星生态庄园仅养殖一项年收入已达100万元。一般地讲，庄园经济有一个投资递减和效益递增的规律，随时间推移效益回报会越来越丰厚。龙泉乡华鼎生态庄园种植核桃4.2万株，他们估算，十年后，年产值可达420万元。
从带动农民增收的角度看，社会效益明显。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体现了“能人带穷人、庄园带农民、企业带农村”的发展效应，带动了农民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出现了三个喜人的现象：一是实现了“离乡不失地、不种有收益”。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依托的土地使用权是从农民手里租赁或购买来的，通过土地流转可为土地原所有者带来直接的收益。目前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达到900余万元。二是实现了“农民当股东，年年能分红”。如龙泉乡顺源繁育养殖庄园将周边村庄农户零星散养的黄牛合伙入圈，由庄园统一抚育、统一出售、统一结算，按股分红，年实现收入90万元，带动入股农户增收14万元。三是实现了“农民工人化，收人工资化”。据统计，去年全县118个庄园累计雇佣农民长期32600多人，人均收入8000多元，约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雇佣季节性工人4000多人次，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高于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800多元。
从自然环境改善的角度看，生态效益凸显。以生态庄园的形态发展林业，由于产权明晰，管护到位，造林标准高、质量好、成活保存率高，为全县民营造林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生态庄园经济开发者用于植树造林的资金已超过5000万元，累计造林面积达到5.2万亩。去年造林绿化占到全县年度造林面积的30％，今年可达到50％。这种以建设庄园改善生态、以改善生态增进效益、以增进效益促进发展的开发模式，对左权县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孙光堂：首先从经济性质上讲，是民营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投资主要来源于个人或民营企业，无论是个人投资、合伙投资或外商投资，其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非常明确。再从组织形式上讲，是规模经济。截至目前，全县生态庄园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庄园达57处，占总数的近50％，其中1万亩以上的有5处。第三方面从管理机制上讲，是公司經济。生态庄园大多采用公司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先进的管理与过去农民靠天吃饭的粗放式经营有着天壤之别。第四，从产业形态上讲，是多元经济。左权县组织有关部门主动帮助庄园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开发区域的条件，坚持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一业为主、多业并举，最大限度地优化了庄园布局。第五，从发展内涵上讲，是生态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发展坚持生态优先，林业开路。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态庄园以经济林开发为主。此外，无论是搞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增加植被、改善生态作为首要任务。第六，从生产流程上讲，是循环经济。左权县庄园大量使用有机农药和有机肥料，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符合现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经济》：请您谈谈左权县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创新意义。
孙光堂：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发展虽然处于兴起阶段，但适应了农村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了多方面的创新和变革，对于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开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创新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推动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历史变革。左权生态庄园开发基本是各类开发者以租赁、购买土地使用权等方式集中一定规模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完全打破了过去以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格局，使农村经营形式实现了由“大锅饭”到“大包干”改革之后的又一次新的变革。
二是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生态庄园开发过程中，积极推动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的农耕经济模式，转变成“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由分散经营到规模经营发展，由单一生产功能向集生产、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等综合功能发展，“农村”就地变“园区”，“农业”就地变“工业”，加快了全县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是推动了农民身份的变化。左权县生态庄园开发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解放了土地上的劳动力。在庄园务工的农民由过去春种秋收、靠“地”吃饭，转变为不论丰歉盈亏都能得到工资性报酬的“农业产业工人”。这对于农民素质提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推动了农村融资方式的有效创新。生态庄园经济作为一种民营经济，兼具规模经济、集约经济、循环经济的特征，长远看效益明显、回报可观，这种新的极强的利益驱动机制，拉动了人们越来越高的投资热情。
五是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通过发展生态庄园，使农村劳动力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获取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的经营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近年来，左权县利用移民搬迁后遗留的旧村址的耕地等资源，创造性地发展生态庄园经济，开辟了一条山区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什么是生态庄园经济?带着这个疑问，《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共左权县委书记孙光堂。
《经济》：孙书记好，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是怎样兴起的?
孙光堂：左权是典型的山区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各种自然灾害多，祖居这里的群众往往广种薄收，导致人口分布分散。新中国建国以来，全县最多曾有1000多个村庄散布全境。2000年底，还保留有379个行政村、336个自然村，平均每村人口不到200人，其中100人以下村就有200多个。为此，县委提出了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就是在加快县城建设的同时，确定基础好、潜力大、位置优、人口相对集中的34个行政村为中心村，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移民搬迁、梯次转移，引导偏远山区群众逐步进入县城和中心村。从2001年到现在，全县整体搬迁行政村19个、自然村119个。县城人口由2000年的2万人增加到现在的4.7万人。县城和中心村人口达到10.8万人，全县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8.7％提升到2008年的41.8％。
随着移民搬迁进程不断加快，一些“空壳村”随之出现。2005年底，县委向全县发出大力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倡议。三年多以来，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迅猛发展之势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同，还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评价左权生态庄园经济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农民”就地变“工人”、“农村”就地变“城镇”、“农业”就地变“工业”的转变，有效推进了全县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进程。
《经济》：如何走好生态庄园经济这条路?
孙光堂：首先，生态庄园数量、规模、投资迅速增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三年多时间，全县生态庄园发展到118处，经营规模达到22.6万亩，累计投资达到7757万元。发展经济林2.1万亩，用材林3.1万亩，养殖畜禽4.4万头(只)。其次，生态庄园产业类型，经营形式、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从产业类型上看，主要有规模种植、特种养殖、农产品加工及多种经营综合开发等模式。特别是集种植养殖、标本观赏、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庄园正在成为一些较大规模庄园的发展目标。第三，生态庄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令人鼓舞，显示出极强的带动力。
从庄园经营者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初显。虽然大多庄园仍在投资开发过程中，但一些种植、养殖庄园已经开始见到经济效益。如日月星生态庄园仅养殖一项年收入已达100万元。一般地讲，庄园经济有一个投资递减和效益递增的规律，随时间推移效益回报会越来越丰厚。龙泉乡华鼎生态庄园种植核桃4.2万株，他们估算，十年后，年产值可达420万元。
从带动农民增收的角度看，社会效益明显。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体现了“能人带穷人、庄园带农民、企业带农村”的发展效应，带动了农民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出现了三个喜人的现象：一是实现了“离乡不失地、不种有收益”。生态庄园经济开发依托的土地使用权是从农民手里租赁或购买来的，通过土地流转可为土地原所有者带来直接的收益。目前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达到900余万元。二是实现了“农民当股东，年年能分红”。如龙泉乡顺源繁育养殖庄园将周边村庄农户零星散养的黄牛合伙入圈，由庄园统一抚育、统一出售、统一结算，按股分红，年实现收入90万元，带动入股农户增收14万元。三是实现了“农民工人化，收人工资化”。据统计，去年全县118个庄园累计雇佣农民长期32600多人，人均收入8000多元，约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雇佣季节性工人4000多人次，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高于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800多元。
从自然环境改善的角度看，生态效益凸显。以生态庄园的形态发展林业，由于产权明晰，管护到位，造林标准高、质量好、成活保存率高，为全县民营造林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生态庄园经济开发者用于植树造林的资金已超过5000万元，累计造林面积达到5.2万亩。去年造林绿化占到全县年度造林面积的30％，今年可达到50％。这种以建设庄园改善生态、以改善生态增进效益、以增进效益促进发展的开发模式，对左权县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孙光堂：首先从经济性质上讲，是民营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投资主要来源于个人或民营企业，无论是个人投资、合伙投资或外商投资，其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非常明确。再从组织形式上讲，是规模经济。截至目前，全县生态庄园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庄园达57处，占总数的近50％，其中1万亩以上的有5处。第三方面从管理机制上讲，是公司經济。生态庄园大多采用公司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先进的管理与过去农民靠天吃饭的粗放式经营有着天壤之别。第四，从产业形态上讲，是多元经济。左权县组织有关部门主动帮助庄园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开发区域的条件，坚持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一业为主、多业并举，最大限度地优化了庄园布局。第五，从发展内涵上讲，是生态经济。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发展坚持生态优先，林业开路。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态庄园以经济林开发为主。此外，无论是搞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增加植被、改善生态作为首要任务。第六，从生产流程上讲，是循环经济。左权县庄园大量使用有机农药和有机肥料，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符合现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经济》：请您谈谈左权县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创新意义。
孙光堂：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的发展虽然处于兴起阶段，但适应了农村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了多方面的创新和变革，对于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开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创新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推动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历史变革。左权生态庄园开发基本是各类开发者以租赁、购买土地使用权等方式集中一定规模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完全打破了过去以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格局，使农村经营形式实现了由“大锅饭”到“大包干”改革之后的又一次新的变革。
二是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生态庄园开发过程中，积极推动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的农耕经济模式，转变成“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由分散经营到规模经营发展，由单一生产功能向集生产、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等综合功能发展，“农村”就地变“园区”，“农业”就地变“工业”，加快了全县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是推动了农民身份的变化。左权县生态庄园开发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也解放了土地上的劳动力。在庄园务工的农民由过去春种秋收、靠“地”吃饭，转变为不论丰歉盈亏都能得到工资性报酬的“农业产业工人”。这对于农民素质提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推动了农村融资方式的有效创新。生态庄园经济作为一种民营经济，兼具规模经济、集约经济、循环经济的特征，长远看效益明显、回报可观，这种新的极强的利益驱动机制，拉动了人们越来越高的投资热情。
五是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通过发展生态庄园，使农村劳动力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获取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的经营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推动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