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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各个奖项一一揭晓。备受关注的“年度杰出作家”,不出意料被此前夺魁呼声最高的苏童获得。张翎则凭借反映海外华工百年沧桑的小说《金山》获得年度小说家奖,成为获此奖项的首位海外华人作家。此外,朵渔、张承志、郜元宝、笛安分别获得年度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以及新人奖。
“年度杰出作家”获得者
——苏童
【获奖词】
苏童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能在语言中创造世界的作家。他用一种温和的叛逆、典雅的想象和语词的感性之美,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丰盈、浩大的文学王国,并由此标示出当代中国在文学虚构和精神想象上业已抵达的高度。他的小说散发着纤细的忧伤和一种近乎颓唐的美,那种黯然和心痛,一直令人难以释怀。他在二○○九年度出版的《河岸》,依旧陈述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个人记忆,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个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伟大叙事中,渐渐被抽象成了一个无,而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让我们看到,在扭曲的时代里根本造不出笔直的人性。苏童以轻逸写繁复,以叙事呼应抒情,以宽恕之心解读历史的专断和个人的欲望,他的写作,是关于灵魂的叙事,也是一门个体生命如何自我展开的学问。
【获奖感言】
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生活在时间和事件之中。今天这个时间春风拂面,对于我,这是无比美好的时间,今天这个时间风吹流沙,被覆盖的一小片草地面对着人们的目光,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了,一小片绿色获得了尊重,还有爱。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大多与创作有关,与苦恼有关,但今天发生的事件只与幸福有关,我获得了一个仰慕已久的文学奖项,我想骄傲地表达我此刻的喜悦,还有荣耀感。
但是汉娜·阿伦特说过,当荣耀来临,正是你表达谦逊最好的时机。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这也给我造成了表达的难度,客套不是谦逊,自我贬抑也不是谦逊,谦逊分有益无益两种,如何表达有益的谦逊,从来都是有难度的。
无论你是否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我相信焦虑一直陪伴着作家们的写作生活,一种看不见的精神细菌,变成独特的氧气,这是所谓创作生活最特殊的呼吸方式。有一种不适感很难表述,它首先来自于作家的精神处境,这其中包括写作身份的自我认定,相对于常识的规定和理论的描述,很多写作者的自我认定并未完成,或者这身份并不清晰,甚至可能充满疑问。这并不羞耻,有时候却是不可言说的秘密。秘密给人最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是一种写作,写作也是一种思考,甚至沉默也可能是探索这秘密的途径。
我承认,我一直是在探索。一次次的写作实践都是用来探索这秘密的答案,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神秘的热情,也带来了更加恼人的处境,答案不是越来越少,便是越来越多。我承认,我还在探索之中。拒绝轻信拒绝盲从是容易的,选择怀疑,最好的结果是站在清醒和理性的那一边,但必须知道,写作者的清醒有时候意味着双倍的煎熬和迷惘,而写作者的理性有可能误入歧途,走到黑暗和虚无之中。
我初次描述自己的创作体验是在二十年前了,记得当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黑暗、迷宫、灯绳这一组词汇:“必须有勇气走进小说迷宫中的每一扇门,每一个黑暗的房间。从自己的身边绕过去,从迷宫中走出去,试一试能否寻找那些隐蔽的灯绳。”今天当我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时,脑子里飞速闪现的竟然也是这一组词汇,也许是我的愚钝和顽固,使我陷入了一个僵局,这么多年了,我仍然无法摆脱属于我的黑暗、我的迷宫,我仍然在持续一个寻找灯绳的动作,我仍然在想象黑暗如何被破解,迷宫如何被走通,想象那个瞬间天空会闪烁多么灿烂的光芒。
我非常羡慕那些自信的同行,他们努力以写作获取大地的宽度、海洋的深度、天空的高度。我也有那样的幻想,可我忧虑的是大地之魂的不可接近,海洋之心的不可捕捞。我承认我忧心忡忡,甚至我从小到大的居所都给我一种离奇的暗示,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个文学少年,住在古老潮湿的平房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个文学青年,住在破旧的二层阁楼上,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住到了六层楼上,目前我的住所越来越高,住在二十三层的高楼上。这悬空的暗示不仅离奇,而且险恶,还有一点黑色幽默,我离可靠的大地越来越远,虚幻的天空却越来越虚幻。对于天空持续的观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悲观和忧伤,我已经决定尽早地搬回到平地上居住。也因为天空的原因,我经常想到我的精神处境,有一把云梯以天空的名义引领你上去,它很柔软,所以可以随时展开,随时收拢,它也很坚硬,让你登高无门,下落不得。我承认我忧心忡忡,我因此联想到我多少年的创作生活,有点接近一种高空表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系着安全带,但我隐隐地觉得,我不一定是在表演完美的平衡,也许是在表演紧张的失衡。
最后我想谢谢评委们,谢谢这个奖项的主办者。不仅仅是为了《河岸》,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人。请允许我以抒情的方式代替美酒,表述一个写作者的谢意。一个夜行人路过无数黑暗的村庄,风有点冷,路有点黑,人影有点孤单,他想看见什么?风不知道,路不知道,甚至那个人影子也不知道,可是你们知道他的感受——心心相通,也许要很多年,也许只要一个瞬间。这一个瞬间,你们这个文学的村庄为他亮起了一盏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以如此温暖如此善良的灯光。
“年度诗人”获得者
——朵渔
【获奖词】
朵渔称自己的写作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切责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他发表于二○○九年度《朵渔的诗》(组诗)、《高启武传》(长诗)等作品,叙事简洁,情感隐忍,在庄重的战斗性背后,不乏将心比心的同情和超然。他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朵渔以他纯熟的诗艺,描述出了感官解放之后灵魂粗砺的面影和良知残存的意义。
【获奖感言】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另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也几乎同时传来——著名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了,年仅48岁。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诗人梁健和邵春光也相继离世,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在这样一个属于文学的春天里,我必须低下头来,向这些早逝的诗歌精灵们追思,哀悼。
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们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濒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中学,如此一层层筛选,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如今,大部分光荣的毕业生们仍处在社会的底层,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重复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我时常设想:假如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土地,不可能读书、写作,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我也许会走出村庄,进入都市,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处在挣扎的境地,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在替我儿时的伙伴们在说话。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自主发声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与身后那道深渊的紧张关系。我时常慨叹,由于出生地的贫乏,加上自我的愚钝,我的自我觉醒真是太迟缓了。我没有很多同龄人那种吃过见过的经历,没有很多人的机敏、聪慧和轻松感。但我依然要感谢命运,从一开始就给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轭,这使我不至于过分的轻浮和飘飘然。
有人说,写作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生存问题,它只是被暂时转化为美学问题罢了。这种说法实在太过简单,有一副犬儒的油腔滑调。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往往与其时代相对峙,他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原本属于自省的向度往往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云淡风清,文意沁凉。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诗歌观念在流行,有复古,有高蹈,有及物,有隐逸……我尊重同行们的各种创造。但我觉得,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还有那么多良心犯、思想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
最后,要再次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各位评委,谢谢你们的厚爱。我还要向那些同获提名的诗人同行们致意。诗歌从来都不是一项胜利者的事业,我能站在这里,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的幸运。我会努力。
“年度散文家”获得者
——张承志
【获奖词】
张承志的精神选择和话语实践,贯彻着知识人的责任与忧思,也昭示出一个作家不容冒犯的内心边界。他近年从虚构世界出走,竭力还原散文这一文类的贴身性,重塑汉语繁复、丰赡、深微的个性,以勇于介入世界和直面真实的写作伦理,指证当代中国的人生和文学如何处于一种受辱的境遇,并作出自己孤绝的抗辩。他出版于二○○九年度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以良知的指引面对历史,以沉重的追问逼视自身,在灼烫的现实中辨识清明的过去,从异国兴衰史里照见不安的未来。这部写给中国和世界的殷鉴之作,立意峭拔,思力深广,它既为一百年来言路幽暗的中日对话提供了缜密的阅读考辨和冷峻的个人体验,也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才能理性地正视他者的尊严发出了急切的长喊。
【获奖感言】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由《南方都市报》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给我,这使我感到高兴。
同时,由于这次授奖的特征不是为了积蓄名利,而是为了支持文学活动必须依附的、旨在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这使我更加感到光荣。
诸位前辈和朋友为此光临这个仪式,我把您们的举动视为对我的道路的支持,因此请允许我向您们致以深谢。
如果从一九七八年算起,并尝试借今天的机会进行总结的话,我想,所谓成绩和失误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坚持的和走通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许可以分析成以下几个特点:
即作家与底层民众某种形式的结合,做为人的作家的个性化,以及经历过各种形式探索之后的艺术的自然化与朴素化。
回顾以前,使我懂得了:
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当然,这一理解必须向更远的领域发展,对我来说,西班牙与日本的深入与探究,就是这一目的的结果。
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克服世俗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着文学的性质。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
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同时,我还愿借此机会对自己进行反省和总结:
——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们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做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
但是,我要警惕偏激。
——对于中文的一种感情和守卫意识,会使我今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
但是,我要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
——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会使我在今后更加珍视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要有意地向别人包括世界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
今天的来宾中,有些是扶助过我的长辈。平常我很难有机会向您们表达我个人的由衷感激。
在今天的来宾中,不可能看到扶助和哺育过我的、大地远近各个角落的农民、牧民、朋友和亲人,谨请让我也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想念。
谢谢大家。
“年度新人”获得者
——笛安
【获奖词】
笛安有一种写作的野心,一种掌控语言和代言一代人青春的野心。她的小说,建基于个人经验,但也不忘省察这代人的个人经验里有多少是被上一代人的价值观所塑造。在这种代际冲突和代际伦理里,爱与恨,伤害与疼惜,饶恕与感恩,孤独与温暖,美与幻灭,都因为笛安一次毅然的文学出走,而获得了宽阔、准确的理解。她出版于二○○九年度的《西决》,结构繁密,叙事沉着,语言精美,那种为爱受难之后的怅然和神伤,有着微妙的痛感,也饱含美好和希望。隔着幸福看悲凉,终归和幸福有关,正如感情的镜花水月,也留有失爱者的心灵残痕。笛安已不再仅仅为青春伤怀,她正带着这代人的记忆和尖锐,为一种更庄严的人生辩论作好了准备。
【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接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所有在写作这条漫长道路上跋涉的年轻人都渴望得到赞赏和鼓励,我由衷地感到荣幸,我得到了。要感谢的人非常多,我的出版社,我的出品人,我的读者们,以及我所有的亲人朋友,因为写作是艰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到今天。可是,我最想把我得奖的消息告诉给一个人,她恐怕是我最早的读者。
她是童年时候,我外婆家的小保姆。认识她那年,我7岁,她15岁,她是个聪明敏感的女孩儿,爱笑也爱哭,因为家里穷,连小学也没能读完,就出来做事,可是她喜欢看书,她甚至喜欢写作。她都写在用来记录买菜的支出的账本的背面,现在想来她写的东西应该是散文,她在那些简陋泛黄的纸上歌颂春天,歌颂花朵,也想念她遥远的家乡,和去世的母亲。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没多久,没有学过几篇课文,这个总是在写散文的小保姆似乎拥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我表达不出来那些被她歪歪斜斜地写在纸上的句子。有的时候我很嫉妒她,我就偷偷地把她的账本撕掉,因为她写的句子很美。她知道是我干的,可是她还是重新拿一个本子继续写。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赢,我必须去做和她一样的事情。
紧接着学校里开始要求我们写作文了。我在写每一篇作文的时候心里都会暗暗地和她的账本上的文字比较着。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作文的读者。每一次,她都很认真很认真地说:“写得好。”可是我总是在暗自怀疑她是不是在哄我开心。后来,我小学就要毕业了,我突然发现,她写的那些美丽的句子,似乎,我也写得出来了。可是她就要离开我外婆家,去作别的工作。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但是我确实在一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事情是没有输赢的。
渐渐地,我走过了在学校里写作文的年龄,我开始创作真正的小说,我发现,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件没有输赢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艰难。我个人总是觉得,有一样东西标志着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独立,那就是看他的写作究竟是想要超越别人,还是想要超越自己。总是想着超越别人的作者是不自由的,可是想要超越自己的作者特别容易困惑。我眼下就是在“不自由”和“困惑”之间挣扎摇摆,但是我不怕。我从不认为就算我写出来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就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但是,写作给了我勇气,让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不宁静也不美好的自己。
年少无知的时候,我讨厌人生,我觉得“人生”这东西就像小时候学校里那些欺负人的高年级同学,仗着自己强大,就抢走小同学的帽子,左躲右闪就是不还,看着弱小的孩子焦急哭喊丑态百出,只不过,那顶被“人生”抢走的帽子,名叫“尊严”。一半出于胆怯,一半出于厌倦,我逃到了写作里,想要寻求让自己强大的办法。但是我仍旧不知道,是否我应该和我的人生杀得头破血流,把帽子抢回来,就真的赢得尊严了;还是我应该大声地对人生说一句:“拿走吧,这顶帽子我不要了,就算你拿走它,我也依然骄傲。”我在我的小说里不停地问自己,这两种选择,到底哪种更高贵?去年夏天,我去参加录制一个节目的时候,有幸采访到了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我问他:“为什么我总是在怀疑自己做的所有事情的意义?”双目失明却笔耕不辍的周爷爷非常简单地跟我说:“你要把你的人生当成艺术来活。”这句话给我的触动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突然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是我和我的小说没有做到,却必须做到的。
无论是外婆家的小保姆,还是国宝级的大师,他们都曾经在关键的时候给过我重要的启示。对于所有启迪过我的人,我都必须奉上我深切的谢意。
信仰宗教的人都会说,我们要修行,然后就能到达一个完美的彼岸。可是我觉得,那个完美的彼岸没有我们写作人的位置,因为文学的源头本来就是我们身上无法克服的弱点,我们或者只能做“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摆渡人,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彼岸的美景,原谅并理解此岸的缺陷,有人开始向往彼岸了,我们的书尝试着把他带到两岸中间,看一眼那边永远不会凋谢的繁花;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回来歌颂此岸短暂的花期,和盛大的凋零。这旅程很孤独,但是我似乎说过了,写作赐予我勇气。我在渐渐变得勇敢,我会越来越勇敢。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等)
“年度杰出作家”获得者
——苏童
【获奖词】
苏童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能在语言中创造世界的作家。他用一种温和的叛逆、典雅的想象和语词的感性之美,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丰盈、浩大的文学王国,并由此标示出当代中国在文学虚构和精神想象上业已抵达的高度。他的小说散发着纤细的忧伤和一种近乎颓唐的美,那种黯然和心痛,一直令人难以释怀。他在二○○九年度出版的《河岸》,依旧陈述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个人记忆,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个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伟大叙事中,渐渐被抽象成了一个无,而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让我们看到,在扭曲的时代里根本造不出笔直的人性。苏童以轻逸写繁复,以叙事呼应抒情,以宽恕之心解读历史的专断和个人的欲望,他的写作,是关于灵魂的叙事,也是一门个体生命如何自我展开的学问。
【获奖感言】
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生活在时间和事件之中。今天这个时间春风拂面,对于我,这是无比美好的时间,今天这个时间风吹流沙,被覆盖的一小片草地面对着人们的目光,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了,一小片绿色获得了尊重,还有爱。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大多与创作有关,与苦恼有关,但今天发生的事件只与幸福有关,我获得了一个仰慕已久的文学奖项,我想骄傲地表达我此刻的喜悦,还有荣耀感。
但是汉娜·阿伦特说过,当荣耀来临,正是你表达谦逊最好的时机。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这也给我造成了表达的难度,客套不是谦逊,自我贬抑也不是谦逊,谦逊分有益无益两种,如何表达有益的谦逊,从来都是有难度的。
无论你是否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我相信焦虑一直陪伴着作家们的写作生活,一种看不见的精神细菌,变成独特的氧气,这是所谓创作生活最特殊的呼吸方式。有一种不适感很难表述,它首先来自于作家的精神处境,这其中包括写作身份的自我认定,相对于常识的规定和理论的描述,很多写作者的自我认定并未完成,或者这身份并不清晰,甚至可能充满疑问。这并不羞耻,有时候却是不可言说的秘密。秘密给人最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是一种写作,写作也是一种思考,甚至沉默也可能是探索这秘密的途径。
我承认,我一直是在探索。一次次的写作实践都是用来探索这秘密的答案,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神秘的热情,也带来了更加恼人的处境,答案不是越来越少,便是越来越多。我承认,我还在探索之中。拒绝轻信拒绝盲从是容易的,选择怀疑,最好的结果是站在清醒和理性的那一边,但必须知道,写作者的清醒有时候意味着双倍的煎熬和迷惘,而写作者的理性有可能误入歧途,走到黑暗和虚无之中。
我初次描述自己的创作体验是在二十年前了,记得当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黑暗、迷宫、灯绳这一组词汇:“必须有勇气走进小说迷宫中的每一扇门,每一个黑暗的房间。从自己的身边绕过去,从迷宫中走出去,试一试能否寻找那些隐蔽的灯绳。”今天当我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时,脑子里飞速闪现的竟然也是这一组词汇,也许是我的愚钝和顽固,使我陷入了一个僵局,这么多年了,我仍然无法摆脱属于我的黑暗、我的迷宫,我仍然在持续一个寻找灯绳的动作,我仍然在想象黑暗如何被破解,迷宫如何被走通,想象那个瞬间天空会闪烁多么灿烂的光芒。
我非常羡慕那些自信的同行,他们努力以写作获取大地的宽度、海洋的深度、天空的高度。我也有那样的幻想,可我忧虑的是大地之魂的不可接近,海洋之心的不可捕捞。我承认我忧心忡忡,甚至我从小到大的居所都给我一种离奇的暗示,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个文学少年,住在古老潮湿的平房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个文学青年,住在破旧的二层阁楼上,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住到了六层楼上,目前我的住所越来越高,住在二十三层的高楼上。这悬空的暗示不仅离奇,而且险恶,还有一点黑色幽默,我离可靠的大地越来越远,虚幻的天空却越来越虚幻。对于天空持续的观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悲观和忧伤,我已经决定尽早地搬回到平地上居住。也因为天空的原因,我经常想到我的精神处境,有一把云梯以天空的名义引领你上去,它很柔软,所以可以随时展开,随时收拢,它也很坚硬,让你登高无门,下落不得。我承认我忧心忡忡,我因此联想到我多少年的创作生活,有点接近一种高空表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系着安全带,但我隐隐地觉得,我不一定是在表演完美的平衡,也许是在表演紧张的失衡。
最后我想谢谢评委们,谢谢这个奖项的主办者。不仅仅是为了《河岸》,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人。请允许我以抒情的方式代替美酒,表述一个写作者的谢意。一个夜行人路过无数黑暗的村庄,风有点冷,路有点黑,人影有点孤单,他想看见什么?风不知道,路不知道,甚至那个人影子也不知道,可是你们知道他的感受——心心相通,也许要很多年,也许只要一个瞬间。这一个瞬间,你们这个文学的村庄为他亮起了一盏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以如此温暖如此善良的灯光。
“年度诗人”获得者
——朵渔
【获奖词】
朵渔称自己的写作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切责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他发表于二○○九年度《朵渔的诗》(组诗)、《高启武传》(长诗)等作品,叙事简洁,情感隐忍,在庄重的战斗性背后,不乏将心比心的同情和超然。他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朵渔以他纯熟的诗艺,描述出了感官解放之后灵魂粗砺的面影和良知残存的意义。
【获奖感言】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另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也几乎同时传来——著名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了,年仅48岁。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诗人梁健和邵春光也相继离世,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在这样一个属于文学的春天里,我必须低下头来,向这些早逝的诗歌精灵们追思,哀悼。
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们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濒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中学,如此一层层筛选,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如今,大部分光荣的毕业生们仍处在社会的底层,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重复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我时常设想:假如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土地,不可能读书、写作,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我也许会走出村庄,进入都市,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处在挣扎的境地,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在替我儿时的伙伴们在说话。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自主发声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与身后那道深渊的紧张关系。我时常慨叹,由于出生地的贫乏,加上自我的愚钝,我的自我觉醒真是太迟缓了。我没有很多同龄人那种吃过见过的经历,没有很多人的机敏、聪慧和轻松感。但我依然要感谢命运,从一开始就给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轭,这使我不至于过分的轻浮和飘飘然。
有人说,写作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生存问题,它只是被暂时转化为美学问题罢了。这种说法实在太过简单,有一副犬儒的油腔滑调。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往往与其时代相对峙,他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原本属于自省的向度往往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云淡风清,文意沁凉。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诗歌观念在流行,有复古,有高蹈,有及物,有隐逸……我尊重同行们的各种创造。但我觉得,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还有那么多良心犯、思想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
最后,要再次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各位评委,谢谢你们的厚爱。我还要向那些同获提名的诗人同行们致意。诗歌从来都不是一项胜利者的事业,我能站在这里,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的幸运。我会努力。
“年度散文家”获得者
——张承志
【获奖词】
张承志的精神选择和话语实践,贯彻着知识人的责任与忧思,也昭示出一个作家不容冒犯的内心边界。他近年从虚构世界出走,竭力还原散文这一文类的贴身性,重塑汉语繁复、丰赡、深微的个性,以勇于介入世界和直面真实的写作伦理,指证当代中国的人生和文学如何处于一种受辱的境遇,并作出自己孤绝的抗辩。他出版于二○○九年度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以良知的指引面对历史,以沉重的追问逼视自身,在灼烫的现实中辨识清明的过去,从异国兴衰史里照见不安的未来。这部写给中国和世界的殷鉴之作,立意峭拔,思力深广,它既为一百年来言路幽暗的中日对话提供了缜密的阅读考辨和冷峻的个人体验,也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才能理性地正视他者的尊严发出了急切的长喊。
【获奖感言】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由《南方都市报》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给我,这使我感到高兴。
同时,由于这次授奖的特征不是为了积蓄名利,而是为了支持文学活动必须依附的、旨在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这使我更加感到光荣。
诸位前辈和朋友为此光临这个仪式,我把您们的举动视为对我的道路的支持,因此请允许我向您们致以深谢。
如果从一九七八年算起,并尝试借今天的机会进行总结的话,我想,所谓成绩和失误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坚持的和走通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许可以分析成以下几个特点:
即作家与底层民众某种形式的结合,做为人的作家的个性化,以及经历过各种形式探索之后的艺术的自然化与朴素化。
回顾以前,使我懂得了:
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当然,这一理解必须向更远的领域发展,对我来说,西班牙与日本的深入与探究,就是这一目的的结果。
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克服世俗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着文学的性质。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
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同时,我还愿借此机会对自己进行反省和总结:
——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们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做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
但是,我要警惕偏激。
——对于中文的一种感情和守卫意识,会使我今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
但是,我要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
——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会使我在今后更加珍视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要有意地向别人包括世界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
今天的来宾中,有些是扶助过我的长辈。平常我很难有机会向您们表达我个人的由衷感激。
在今天的来宾中,不可能看到扶助和哺育过我的、大地远近各个角落的农民、牧民、朋友和亲人,谨请让我也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想念。
谢谢大家。
“年度新人”获得者
——笛安
【获奖词】
笛安有一种写作的野心,一种掌控语言和代言一代人青春的野心。她的小说,建基于个人经验,但也不忘省察这代人的个人经验里有多少是被上一代人的价值观所塑造。在这种代际冲突和代际伦理里,爱与恨,伤害与疼惜,饶恕与感恩,孤独与温暖,美与幻灭,都因为笛安一次毅然的文学出走,而获得了宽阔、准确的理解。她出版于二○○九年度的《西决》,结构繁密,叙事沉着,语言精美,那种为爱受难之后的怅然和神伤,有着微妙的痛感,也饱含美好和希望。隔着幸福看悲凉,终归和幸福有关,正如感情的镜花水月,也留有失爱者的心灵残痕。笛安已不再仅仅为青春伤怀,她正带着这代人的记忆和尖锐,为一种更庄严的人生辩论作好了准备。
【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接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所有在写作这条漫长道路上跋涉的年轻人都渴望得到赞赏和鼓励,我由衷地感到荣幸,我得到了。要感谢的人非常多,我的出版社,我的出品人,我的读者们,以及我所有的亲人朋友,因为写作是艰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到今天。可是,我最想把我得奖的消息告诉给一个人,她恐怕是我最早的读者。
她是童年时候,我外婆家的小保姆。认识她那年,我7岁,她15岁,她是个聪明敏感的女孩儿,爱笑也爱哭,因为家里穷,连小学也没能读完,就出来做事,可是她喜欢看书,她甚至喜欢写作。她都写在用来记录买菜的支出的账本的背面,现在想来她写的东西应该是散文,她在那些简陋泛黄的纸上歌颂春天,歌颂花朵,也想念她遥远的家乡,和去世的母亲。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没多久,没有学过几篇课文,这个总是在写散文的小保姆似乎拥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我表达不出来那些被她歪歪斜斜地写在纸上的句子。有的时候我很嫉妒她,我就偷偷地把她的账本撕掉,因为她写的句子很美。她知道是我干的,可是她还是重新拿一个本子继续写。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赢,我必须去做和她一样的事情。
紧接着学校里开始要求我们写作文了。我在写每一篇作文的时候心里都会暗暗地和她的账本上的文字比较着。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作文的读者。每一次,她都很认真很认真地说:“写得好。”可是我总是在暗自怀疑她是不是在哄我开心。后来,我小学就要毕业了,我突然发现,她写的那些美丽的句子,似乎,我也写得出来了。可是她就要离开我外婆家,去作别的工作。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但是我确实在一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事情是没有输赢的。
渐渐地,我走过了在学校里写作文的年龄,我开始创作真正的小说,我发现,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件没有输赢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艰难。我个人总是觉得,有一样东西标志着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独立,那就是看他的写作究竟是想要超越别人,还是想要超越自己。总是想着超越别人的作者是不自由的,可是想要超越自己的作者特别容易困惑。我眼下就是在“不自由”和“困惑”之间挣扎摇摆,但是我不怕。我从不认为就算我写出来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就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但是,写作给了我勇气,让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不宁静也不美好的自己。
年少无知的时候,我讨厌人生,我觉得“人生”这东西就像小时候学校里那些欺负人的高年级同学,仗着自己强大,就抢走小同学的帽子,左躲右闪就是不还,看着弱小的孩子焦急哭喊丑态百出,只不过,那顶被“人生”抢走的帽子,名叫“尊严”。一半出于胆怯,一半出于厌倦,我逃到了写作里,想要寻求让自己强大的办法。但是我仍旧不知道,是否我应该和我的人生杀得头破血流,把帽子抢回来,就真的赢得尊严了;还是我应该大声地对人生说一句:“拿走吧,这顶帽子我不要了,就算你拿走它,我也依然骄傲。”我在我的小说里不停地问自己,这两种选择,到底哪种更高贵?去年夏天,我去参加录制一个节目的时候,有幸采访到了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我问他:“为什么我总是在怀疑自己做的所有事情的意义?”双目失明却笔耕不辍的周爷爷非常简单地跟我说:“你要把你的人生当成艺术来活。”这句话给我的触动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突然觉得,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是我和我的小说没有做到,却必须做到的。
无论是外婆家的小保姆,还是国宝级的大师,他们都曾经在关键的时候给过我重要的启示。对于所有启迪过我的人,我都必须奉上我深切的谢意。
信仰宗教的人都会说,我们要修行,然后就能到达一个完美的彼岸。可是我觉得,那个完美的彼岸没有我们写作人的位置,因为文学的源头本来就是我们身上无法克服的弱点,我们或者只能做“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摆渡人,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彼岸的美景,原谅并理解此岸的缺陷,有人开始向往彼岸了,我们的书尝试着把他带到两岸中间,看一眼那边永远不会凋谢的繁花;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回来歌颂此岸短暂的花期,和盛大的凋零。这旅程很孤独,但是我似乎说过了,写作赐予我勇气。我在渐渐变得勇敢,我会越来越勇敢。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