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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家乡——安徽省金寨县南溪街，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那里鸡鸣听三省，交通闭塞，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广大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阶级压迫深重，一九一九年，在燕子河爆发了自发的农民暴动。不久，父母便领着我和弟弟搬到南溪，在十字街口开了一家叫林广顺的杂货铺。
一九二四年，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蒋光慈回乡发展詹谷堂等人入党，从此我的家乡便有了党的组织。我父亲林维尹因到汉口贩货，也较早地接触到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一九二七年左右，他入了党。于是，我们家便成了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我弟弟林英仲是个哑巴，但识字，字写得比较工整。我父亲便常常让他写标语、刻钢板、印传单。爸爸让弟弟做这些，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他是个哑巴，能保住机密，万一被敌人抓去，不会有口供。每逢我弟弟搞刻字，我们都好奇地扒着窗户往里看，而我父亲总是把我们撵走，可这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
早在立夏节暴动前，我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了一两年书，校长是詹谷堂。他对我们耐心地进行启蒙教育，讲革命道理，讲穷人为什么受苦，讲工友农友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
那时，学校中女生很少，女孩上学是件新鲜事。一些有封建思想的人对女生侧目而视，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学校男女混杂，不成体统。詹校长和老师鼓励女生，要同封建思想作斗争，不要畏缩，不要气馁。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索性将自小就留起的大辫子剪掉了。在我们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姑娘梳辫子，已婚的妇女梳髻。我这一行动，打破了常规，含有向旧风俗挑战的意味。这在南溪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立夏节暴动胜利后，陈绍禹的妹妹陈觉民在斑竹园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我和街上的几位姐妹都进了这所学校。它实际上是一个边讲边做的妇女运动讲习班。我们在陈觉民的带领下，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动员妇女放脚、剪发，宣传破除迷信，废除封建旧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
这时，陈觉民又启发我们说，现在，我们只是获得初步解放，妇女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要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因此，我们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到成立苏维埃的时候，由于我搞宣传、剪辫子都走在前头，有的人便提名选我。一九三一年秋天，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要开办一个缝制军衣的兵工厂。组织上委托我带队，领了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七八名女同志）到达设在麻埠的兵工厂报到。工厂领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袖标，就算正式参军了。
以后，我的工作又多次调动，我曾在总工会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过，在反帝大同盟做过宣传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列席了党的鄂豫皖省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又被调到边区儿童局当局长。每次调动工作，我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干起工作来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头。
二
人生的道路并不都是康庄大道。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随着革命出现曲折，我也碰到了坎坷。
这年秋天，由于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一套，我的家庭成分错划为地主，其唯一的依据就是我家的杂货铺里雇了一名伙计。当时，我才18岁，也受了影响，被遣送到道区苏维埃，准备送去劳改。
这时，我同父亲也断了音讯。后来才听说，我离开家以后不久，他也参加了红军，在部队当司务长。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的途中，还有人看到过他，不过已经是被当作“改组派”的犯人，以后就杳无音讯了。我被送到道区苏维埃后不久，红军便开始由鄂豫皖苏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道区苏维埃让我回家自谋生路。这时，尽管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我受到了冤屈，但我仍然对党抱有信心。我坚信，事情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怎么能后退？我暗暗下定决心：我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回家去。我要革命，要繼续当红军！
这时，敌人的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了，漫山遍野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跑反的老百姓。我也卷在这股跑反的人流之中，跟着红军的队伍，向西、向西、再向西。
不久，我们有十几个妇女聚到了一起。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掉队的红军战士，有被敌人冲散了的地方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有来投奔红军的童养媳。但大家心情都一样，就是要跟红军走，一步也不离开共产党。
于是，我们就紧紧地跟着一支部队。他们走，我们也走;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部队上的同志称我们为“跑反队”。我们跟了几天后，这支部队的一个干部来劝我们回去，说部队拖着这么个尾巴，不便于行动。我们就说：“让我们回去？回哪里？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还对他说：“我们可以帮着挑水，拾柴火，做饭，洗衣裳。”尽管我们磨破了嘴皮，但那干部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支队伍的战士大部分都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也有个别封建思想严重的人嘲笑我们，说我们是骡马上不了阵，不如趁早回家。我们生气地对他们说：“路又不是你们家的，为什么就兴你们走，不兴我们走？”
红军主力要行军打仗，我们这支“跑反队”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宿营时，我们睡在一起，并轮流放哨。我们这十几个人中胆量最大的是刘百兴，她个子很高，身体很棒，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儿拣来的破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我们这支队伍中唯一的一件武器。经过交谈，我知道她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喂猪、种地、挑水、推磨，凡是男人干的活，她都能干。尽管她干活是一把好手，但仍然受公婆虐待，于是跑出来要当红军。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被棍棒打出来的毛丫头。可是她还未被编进部队，红军就转移了。于是，她就进了我们“跑反队”，并自告奋勇担任我们的警卫。她经常对我说：“碰到敌人，你就跟着我。”“行军时，你就跟着我走，就是掉队了，两个人还可以干，有这条枪就行！” 有她这么个膀大腰圆的同伴在我身边，也确实壮了我的胆子。不料，在从湖北到河南的路上，她的脚部负了伤。于是，我扶着她走，帮她换洗绷带。从部队上要到一些食物，我们便分着吃。我们相依为命，一直跟着红军的脚印走。
我们这支“跑反队”同部队一样，也经常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一次，我们正在一个河滩上休息，敌机来了。防空号还没吹完，飞机就扔下了炸弹。我们连忙趴下，可炸弹掀起的土石，很快将我们埋住。飞机过后，我们都挣扎着从土里钻出来。
还有一次，在从河南到陕西的路上，我们正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行进。突然，后面的部队跑步上来了，连声招呼我们闪开。我们赶忙跳到路边的河里。一会儿，部队发出“散开，卧倒”的命令。战士们纷纷跳进沟里，我们也跟着卧倒。
不一会，听到战士们压低声音说：“骑兵！骑兵！”接着，便听到一阵像骤雨敲打屋瓦一般的马蹄声，我们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不一会，马蹄声又渐渐地远去，敌人的骑兵又从另一条路走了，真是受了一场惊吓。
经过这次事件，部队的同志感到拖着我们这个“尾巴”，确实有碍于作战;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们也被我们坚决跟红军走的顽强的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撵我们了。部队派人通知我们，将所有跟着部队走的人编成大队和分队，选出负责人，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被选为一个分队的负责人。
从此，部队打土豪、分粮食，也有了我们一份。行军出发、宿营，通信员就来通知。有时，还给我们分派一些洗绷带、缝补衣服、照顾伤员、帮伙房做饭等工作，男同志再也不喊我们“跑反队”了。
接着，我们陆续被分配到部队中去。我和刘百兴在宣传队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分配到医院。
当我们到达大巴山脚下时，已经是冬天了，可我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老乡们见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女红军要跟部队一道翻越大巴山，既惊奇，又同情。他们对我们说：“山顶可冷了，终年积雪。连后生都难爬，你们几个弱女子咋过得去。”有些老奶奶劝我们说：“你们留下吧！在我们这里找个婆家过日子。你们年纪轻，会干各种活，又识字，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子，可以找一个好婆家。”
这样的劝告，一路上我听得多了。我想：如果我要给人家当媳妇，在南溪就行，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大巴山来呢？我还没有出世，父亲就将我指腹为婚许配给人家了。正因为要反封建，我才走上革命的路，现在还能够去当一个遵守三从四德、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小媳妇吗？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建议。
我拄着一根棍子，和刘百兴相互搀扶着翻过风雪弥漫的大巴山，当来到山脚下时，两人快冻僵了，又掉队了。我们连忙拾来柴火，生起了一堆篝火。我被融融火焰烤得缓过了劲来，立即又感到饥饿难忍。两人的干粮袋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了，我们只好在周围野地里搜寻可吃的东西。
找来找去，只找到些已经出了芽的生土豆。我们也不懂得土豆生了芽有毒，就把它放在火上烤一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当时，只是感到舌头发麻，过了一会便晕晕乎乎，人事不知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又苏醒过来。在早已熄灭了的篝火边，两人艰难地站起来，又互相搀扶着，去追赶部队……
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四年时间，最终到达延安。同我一起从南溪出来的姐妹有几十人，金寨全县，那就更多。至于沿途參加红军的女同志，更是成千上万，但幸存者寥若晨星。我的好朋友刘百兴在第三次过草地前调到了妇女独立团，就牺牲在草地上。
妇女工兵营的历程是悲壮的，她的大部分成员都英勇地牺牲在争取人民解放的战场上。我想，尽管她们在无数革命先烈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她们的革命精神，她们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显示出的中国劳动妇女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来源：《红军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