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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以351名城乡居民为对象,运用《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探讨城乡居民的文化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有宗教信仰的居民人数在城乡居民人数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多数人有因果报应思想;更多的人关注精神文化生活。②城乡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比较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除在身体健康状况上有显著的差异外,在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③宗教信仰和因果报应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金钱观和爱情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影响。④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上网、读书(报、杂志)等方式不能显著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城乡居民 精神生活 文化取向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19-04
1.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在积极心理学逐渐受到人们关注的背景下,以客观的经济物质指标来测量幸福的方法受到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于是从主观的生活质量标准出发来研究幸福[1]。国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
西方学者早期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3]。重点集中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另外,还对遗传因素、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这些都可以视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主要有[4]:遗传、人格特质及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期望值理论、目标理论和适应和应对理论。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大致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者在研究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问题。他们大致沿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在心理健康层面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特殊群体,比如[5]:老年人、大学生、少儿群体和教师等。
纵观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发现[6]:在许多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并不相同,测量方法、测量工作也不同,甚至是在研究其它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这些变量的概念、测量方法、测量工作也不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或不确定的结果。很多研究者所揭示的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查选取湖北省武汉、襄樊、荆州、宜昌、孝感等地的城乡居民。发出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51份(87.75%)。
2.2 调查工具。
2.2.1 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该问卷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前者涉及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共产党员、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信息。后者涉及宗教信仰、因果报应、埋葬方式、价值观、爱情观、娱乐倾向等方面。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测查效度。
2.2.2 总体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GWB)由Fazio制订,用来评价个体对幸福的陈述。量表共33个题目,包含六个分量表,即对健康的担心(H)、精力(E)、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S)、心情忧郁或愉快(SH)、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O)、松弛或紧张(RT)。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2.3 调查程序。
研究者于2008年1月至2月组织心理学系研究生和本科生深入武汉、襄樊、荆州、宜昌、孝感等地区,利用居民的空闲时间指导他们填答问卷,并当场收回。
2.4 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结果分析
3.1 被试基本特征。
调查取样的城乡居民以中青年为主,以乡村居民为主,男女性别比为1.28∶1,多数为已婚人士。在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是非独生子女和非中共党员,多数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无工作单位,其中务农、打工、经商的人群比例分别为45.0%、25.2%、6.0%。(详见表1)
3.2 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
3.2.1 居民的宗教信仰。
宗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调查发现,信仰上帝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仅为3.7%,而信仰佛祖的占14.0%。另外,有15.4%认为世上有神,11.4%认为上有鬼。事实的确如此,宗教信仰在我国民众信仰中的比重并不大,而且,与基督教徒相比,佛教徒人数远多于前者。
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对上帝和佛祖的信仰问题上差异显著。在对上帝的信仰问题上,6.3%的城市居民信仰上帝,而只有2.9%的乡村居民信仰上帝,X2 (2)=10.754,P<0.01。在对佛祖的信仰问题上,15.4%的乡村居民信仰佛祖,而只有8.9%的城市居民信仰佛祖,X2(2)=9.906,P<0.01。这说明基督教对我国城市居民中的影响远大于对乡村居民的影响,而佛教对我国乡村居民的影响远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
3.2.2 居民的因果报应思想。
城乡居民中有34.5%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有73.2%的居民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有8.3%的人不赞同此种说法。这说明多数居民有较为强烈的因果报应思想。
3.2.3 居民对埋葬方式的态度。
城乡居民中赞同火葬方式的占了一半以上,为58.4%,赞同土葬方式的占17.9%,而反对火葬和土葬的比例则分别为7.7%和38.2%。这说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接受了火葬这种文明、现代的埋葬方式。它是居民文化素质提高的一个表现。
3.2.4 居民对中西文化节日的态度。
有63.8%的居民认为“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应成为法定节假日”,仅有3.2%不赞同。只有三成左右的居民对过西方节日持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关切,35.1%的居民对社会重视中国传统化的程度感到满意,另有15.5%感到不满意或不太满意。
3.2.5 居民的价值取向。
调查发现,31.1%的居民认可随大流,认为只要紧跟潮流就不会落伍。有44.7%的居民有拜金主义倾向,认为有钱就有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很明显,有这种思想的人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浮躁思潮的影响下,把身边的所有东西都物化了,都商品化了。
调查发现,知识(63.1%)、安全(62.7%)、金钱(60.7%)、尊重(53.0%)以及爱情(45.1%)被认为是人的一生中最需要拥有的东西。由此看来,知识的重要性已被大多数人所看重。
在爱人的选择标准上,54.4%的居民选择了“坦诚”。排在其后的依次是经济能力(19.6%)、贞节(14.3%)以及才华(11.7%)。这说明许多数人有较为强烈的亲近爱人的欲望,都渴望得到对方的内心。
3.2.6 居民的娱乐方式。
调查发现,在平时的休闲娱乐活动中,花费时间(月平均花费时间)最多的是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51.9%),上网(23.1%)和读书、读报、看杂志(19.2%)分别排在二、三位;而花费金钱(月平均花费金钱)最多的是打牌/麻将(23.7%),请朋友吃饭(22.1%)次之,第三的是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18.9%)。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比较单调,群众性的娱乐生活依旧比较匮乏。
由表3可知,在城乡居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中,娱乐消遣性的节目比较受欢迎,而经济服务、新闻等主题的节目有些受冷落。这种节目类型比例的失衡和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以及城乡差距、个体差距是不无关系的。居民的生活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人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必须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即使有空得以休息,他们也会比较倾向于娱乐幽默型的电视节目,以此放松自己。再加上,部分居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经济服务、新闻等主题的节目不感兴趣。
3.3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人口学变量比较。
3.3.1 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将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道题目得分相加作为SWB得分,与常模(男性75分,女性71分)相比,男性和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均高于常模。这说明从总体来看居民的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在主观幸福感各个因子以及总分上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3.3.2 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无显著的差异。
调查发现,没有上过学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的总分(24.24分)高于居民幸福总分的平均分(23.52分),高于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但这种总分上的差异并不显著,F(3,347)=0.285,P>0.05。
在主观幸福感的满足感和紧张度这两个因子上,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差异性显著。在满足感上,F(3,347)=3.96,P<0.01,没有上过学的居民显著最高。也就是说,没有上过学的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考虑问题的范围相对较小,更容易得到满足。相反,一些人文化程度虽然比较高,但他们更容易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难以保持愉悦的心情,难以填满心中的欲望。在紧张度因子上F(3,347)=2.67,P<0.05,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民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
3.3.3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有显著的差异。
由表6可知,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幸福感总分不同。身体状况特别差的农民幸福感总分最低,身体状况非常好的农民幸福感总分最高,幸福感总分与身体状况成正向变化。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毕竟,一个人的生理条件和心理感觉是紧密相连的。
3.3.4 居民在多项人口学变量上无显著的幸福总分差异。
本次调查还发现,有无工作单位、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以及不同收入的居民在幸福总分上均无显著的差异。
3.4 不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下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3.4.1 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文化取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涵了诸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宗教信仰、因果报应思想、金钱观以及爱情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Person相关分析发现,宗教信仰、因果报应、金钱观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以及幸福总分相关均不显著。(见表7)
在宗教信仰上,人们对于宗教对于人的意义具有相当不同的认识。比如,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会造成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导致罪恶感的产生,不利于人的幸福。不过,也有些研究表明,适度的宗教信仰可以减少服毒、酗酒、离婚、自杀等行为;而且信教者较少抽烟和酗酒,身体更为健康,婚姻更为持久。这些都有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3.4.2 因果报应思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国人的心中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居民都相信命运和因果报应,相信“命中注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说法。生活中凡是遇到不幸事情或不顺利的事情,他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前世作孽太多或是被鬼怪作弄,以为用烧香拜佛等形式就可以消除罪孽、驱魔逐怪。对于这种思想,我们必须进行正确引导。
3.4.3 金钱观和爱情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对“金钱万能”持“无所谓”观点的居民暂且搁置一旁,把其它居民分成两类,一类是“拜金主义者”,另一类是“非拜金主义者”。结果发现,“非拜金主义者”的幸福总分明显高于“拜金主义者”的幸福总分。(见表8)而且,不同经济收入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并不显著。很多人对于金钱的追求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惯性,却根本无法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
3.4.4 不同娱乐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以居民精神生活花费时间最多的五种方式为虚拟变量,再加上宗教信仰、因果报应观、金钱观三大变量,把它们作为自变量,把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完全进入法)。结果发现,整体回归并不显著,F(8,342)=0.976,P>0.05。居民的精神生活方式、因果报应观以及金钱观均不能进入回归方程,只有宗教信仰进入回归方程。(见表10)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有宗教信仰的居民人数在湖北城乡居民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多数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文化生活,但目前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比较单一。
4.1.2 城乡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比较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除在身体健康状况上有显著的差异外,在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状况、有无工作单位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均无显著的差异。
4.1.3 宗教信仰和因果报应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金钱观和爱情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4.1.4 居民的精神生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上网、读书(报、杂志)等方式不能显著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4.2 建议。
4.2.1 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要大力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力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比如戏曲、舞蹈、歌唱、棋类比赛、各种技能大比武等。在农村,要力争使农民收听、收看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身边变化。
4.2.2 加强城市社区组织建设。
总体来看,城市的社区组织还不健全,尚未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社区教育和管理还不到位,文化活动载体仍然较少。应加大社区的建设力度,帮助社区管理者树立牢固的社区服务意识。要大力培植文化载体,克服居民的自我封闭性,引导社区居民走出钢筋水泥,走出“小家”的局限,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人际交流活动,提升居民的现代市民意识。
4.2.3 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大力建设以村镇为单位的剧院、图书室、健身房、文化站等。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规模应因地制宜,突出一乡、一村的特色,使村民真正感受到新农村的快乐。另外,对于那些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间艺术娱乐形式,我们要善于挖掘、整理和发展,使这些富有乡土特色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4.2.4 培养居民对宗教的正确态度。
宗教的存在虽然历时久远,但从它产生那天起,宗教就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人们惩恶扬善,也有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对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在城市、乡村之间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部分居民的宗教热情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合理利用宗教的影响,减少或避免其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汪宏、窦刚、黄希庭.大学生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6,29(3):597～600
[2] 陳姝娟、周爱保.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3):214～217
[3] 杨秀君、孔克勤.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关系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3,26(1):121～123
[4]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2000,8(4):23～28
[5] 郑剑虹、温海英、邱海群.粤西农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4):353～355
[6] 任志洪、叶一舵.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52～158
关键词:城乡居民 精神生活 文化取向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6-0019-04
1.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在积极心理学逐渐受到人们关注的背景下,以客观的经济物质指标来测量幸福的方法受到质疑,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于是从主观的生活质量标准出发来研究幸福[1]。国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
西方学者早期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3]。重点集中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另外,还对遗传因素、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这些都可以视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主要有[4]:遗传、人格特质及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期望值理论、目标理论和适应和应对理论。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大致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者在研究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问题。他们大致沿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在心理健康层面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特殊群体,比如[5]:老年人、大学生、少儿群体和教师等。
纵观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发现[6]:在许多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并不相同,测量方法、测量工作也不同,甚至是在研究其它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这些变量的概念、测量方法、测量工作也不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或不确定的结果。很多研究者所揭示的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查选取湖北省武汉、襄樊、荆州、宜昌、孝感等地的城乡居民。发出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51份(87.75%)。
2.2 调查工具。
2.2.1 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该问卷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前者涉及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共产党员、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信息。后者涉及宗教信仰、因果报应、埋葬方式、价值观、爱情观、娱乐倾向等方面。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测查效度。
2.2.2 总体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GWB)由Fazio制订,用来评价个体对幸福的陈述。量表共33个题目,包含六个分量表,即对健康的担心(H)、精力(E)、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S)、心情忧郁或愉快(SH)、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O)、松弛或紧张(RT)。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2.3 调查程序。
研究者于2008年1月至2月组织心理学系研究生和本科生深入武汉、襄樊、荆州、宜昌、孝感等地区,利用居民的空闲时间指导他们填答问卷,并当场收回。
2.4 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结果分析
3.1 被试基本特征。
调查取样的城乡居民以中青年为主,以乡村居民为主,男女性别比为1.28∶1,多数为已婚人士。在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是非独生子女和非中共党员,多数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无工作单位,其中务农、打工、经商的人群比例分别为45.0%、25.2%、6.0%。(详见表1)
3.2 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
3.2.1 居民的宗教信仰。
宗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调查发现,信仰上帝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仅为3.7%,而信仰佛祖的占14.0%。另外,有15.4%认为世上有神,11.4%认为上有鬼。事实的确如此,宗教信仰在我国民众信仰中的比重并不大,而且,与基督教徒相比,佛教徒人数远多于前者。
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对上帝和佛祖的信仰问题上差异显著。在对上帝的信仰问题上,6.3%的城市居民信仰上帝,而只有2.9%的乡村居民信仰上帝,X2 (2)=10.754,P<0.01。在对佛祖的信仰问题上,15.4%的乡村居民信仰佛祖,而只有8.9%的城市居民信仰佛祖,X2(2)=9.906,P<0.01。这说明基督教对我国城市居民中的影响远大于对乡村居民的影响,而佛教对我国乡村居民的影响远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
3.2.2 居民的因果报应思想。
城乡居民中有34.5%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有73.2%的居民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有8.3%的人不赞同此种说法。这说明多数居民有较为强烈的因果报应思想。
3.2.3 居民对埋葬方式的态度。
城乡居民中赞同火葬方式的占了一半以上,为58.4%,赞同土葬方式的占17.9%,而反对火葬和土葬的比例则分别为7.7%和38.2%。这说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接受了火葬这种文明、现代的埋葬方式。它是居民文化素质提高的一个表现。
3.2.4 居民对中西文化节日的态度。
有63.8%的居民认为“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应成为法定节假日”,仅有3.2%不赞同。只有三成左右的居民对过西方节日持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关切,35.1%的居民对社会重视中国传统化的程度感到满意,另有15.5%感到不满意或不太满意。
3.2.5 居民的价值取向。
调查发现,31.1%的居民认可随大流,认为只要紧跟潮流就不会落伍。有44.7%的居民有拜金主义倾向,认为有钱就有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很明显,有这种思想的人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浮躁思潮的影响下,把身边的所有东西都物化了,都商品化了。
调查发现,知识(63.1%)、安全(62.7%)、金钱(60.7%)、尊重(53.0%)以及爱情(45.1%)被认为是人的一生中最需要拥有的东西。由此看来,知识的重要性已被大多数人所看重。
在爱人的选择标准上,54.4%的居民选择了“坦诚”。排在其后的依次是经济能力(19.6%)、贞节(14.3%)以及才华(11.7%)。这说明许多数人有较为强烈的亲近爱人的欲望,都渴望得到对方的内心。
3.2.6 居民的娱乐方式。
调查发现,在平时的休闲娱乐活动中,花费时间(月平均花费时间)最多的是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51.9%),上网(23.1%)和读书、读报、看杂志(19.2%)分别排在二、三位;而花费金钱(月平均花费金钱)最多的是打牌/麻将(23.7%),请朋友吃饭(22.1%)次之,第三的是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18.9%)。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比较单调,群众性的娱乐生活依旧比较匮乏。
由表3可知,在城乡居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中,娱乐消遣性的节目比较受欢迎,而经济服务、新闻等主题的节目有些受冷落。这种节目类型比例的失衡和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以及城乡差距、个体差距是不无关系的。居民的生活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人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必须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即使有空得以休息,他们也会比较倾向于娱乐幽默型的电视节目,以此放松自己。再加上,部分居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经济服务、新闻等主题的节目不感兴趣。
3.3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人口学变量比较。
3.3.1 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将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道题目得分相加作为SWB得分,与常模(男性75分,女性71分)相比,男性和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均高于常模。这说明从总体来看居民的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在主观幸福感各个因子以及总分上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3.3.2 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无显著的差异。
调查发现,没有上过学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的总分(24.24分)高于居民幸福总分的平均分(23.52分),高于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但这种总分上的差异并不显著,F(3,347)=0.285,P>0.05。
在主观幸福感的满足感和紧张度这两个因子上,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差异性显著。在满足感上,F(3,347)=3.96,P<0.01,没有上过学的居民显著最高。也就是说,没有上过学的人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考虑问题的范围相对较小,更容易得到满足。相反,一些人文化程度虽然比较高,但他们更容易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难以保持愉悦的心情,难以填满心中的欲望。在紧张度因子上F(3,347)=2.67,P<0.05,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民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
3.3.3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居民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有显著的差异。
由表6可知,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幸福感总分不同。身体状况特别差的农民幸福感总分最低,身体状况非常好的农民幸福感总分最高,幸福感总分与身体状况成正向变化。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毕竟,一个人的生理条件和心理感觉是紧密相连的。
3.3.4 居民在多项人口学变量上无显著的幸福总分差异。
本次调查还发现,有无工作单位、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以及不同收入的居民在幸福总分上均无显著的差异。
3.4 不同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下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3.4.1 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文化取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涵了诸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宗教信仰、因果报应思想、金钱观以及爱情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Person相关分析发现,宗教信仰、因果报应、金钱观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以及幸福总分相关均不显著。(见表7)
在宗教信仰上,人们对于宗教对于人的意义具有相当不同的认识。比如,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会造成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导致罪恶感的产生,不利于人的幸福。不过,也有些研究表明,适度的宗教信仰可以减少服毒、酗酒、离婚、自杀等行为;而且信教者较少抽烟和酗酒,身体更为健康,婚姻更为持久。这些都有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3.4.2 因果报应思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国人的心中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居民都相信命运和因果报应,相信“命中注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说法。生活中凡是遇到不幸事情或不顺利的事情,他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前世作孽太多或是被鬼怪作弄,以为用烧香拜佛等形式就可以消除罪孽、驱魔逐怪。对于这种思想,我们必须进行正确引导。
3.4.3 金钱观和爱情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对“金钱万能”持“无所谓”观点的居民暂且搁置一旁,把其它居民分成两类,一类是“拜金主义者”,另一类是“非拜金主义者”。结果发现,“非拜金主义者”的幸福总分明显高于“拜金主义者”的幸福总分。(见表8)而且,不同经济收入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并不显著。很多人对于金钱的追求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惯性,却根本无法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
3.4.4 不同娱乐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以居民精神生活花费时间最多的五种方式为虚拟变量,再加上宗教信仰、因果报应观、金钱观三大变量,把它们作为自变量,把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完全进入法)。结果发现,整体回归并不显著,F(8,342)=0.976,P>0.05。居民的精神生活方式、因果报应观以及金钱观均不能进入回归方程,只有宗教信仰进入回归方程。(见表10)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有宗教信仰的居民人数在湖北城乡居民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多数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文化生活,但目前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比较单一。
4.1.2 城乡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比较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除在身体健康状况上有显著的差异外,在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状况、有无工作单位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均无显著的差异。
4.1.3 宗教信仰和因果报应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金钱观和爱情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4.1.4 居民的精神生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上网、读书(报、杂志)等方式不能显著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4.2 建议。
4.2.1 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要大力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力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比如戏曲、舞蹈、歌唱、棋类比赛、各种技能大比武等。在农村,要力争使农民收听、收看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身边变化。
4.2.2 加强城市社区组织建设。
总体来看,城市的社区组织还不健全,尚未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社区教育和管理还不到位,文化活动载体仍然较少。应加大社区的建设力度,帮助社区管理者树立牢固的社区服务意识。要大力培植文化载体,克服居民的自我封闭性,引导社区居民走出钢筋水泥,走出“小家”的局限,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人际交流活动,提升居民的现代市民意识。
4.2.3 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大力建设以村镇为单位的剧院、图书室、健身房、文化站等。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规模应因地制宜,突出一乡、一村的特色,使村民真正感受到新农村的快乐。另外,对于那些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间艺术娱乐形式,我们要善于挖掘、整理和发展,使这些富有乡土特色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4.2.4 培养居民对宗教的正确态度。
宗教的存在虽然历时久远,但从它产生那天起,宗教就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人们惩恶扬善,也有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对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在城市、乡村之间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部分居民的宗教热情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合理利用宗教的影响,减少或避免其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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