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富人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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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陷落”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没错,正是建造凡尔赛宫、自诩“太阳王”的那一位——下令废除旨在保护基督新教的《南特赦令》,并颁布《枫丹白露赦令》,宣布新教为非法。属于新教的法国胡格诺教派成为路易十四统一宗教的牺牲品,教堂被关闭,教徒被处死,近70万不愿改信天主教的胡格诺派教徒被迫逃亡到当时的普鲁士、英国、瑞士和荷兰等国,最远的一直走到北美,走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你可能会觉得法国人的思路有些过分戏剧化了,但现在确实有法国人相信,他们现任总统奥朗德的所作所为堪与当年的太阳王一比。
  奥朗德到底做了什么全世界都知道: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期间,奥朗德为了争取社会党阵营支持,提出了对富人征收75%累进税率的关键性政策提议。提议于2012年12月遭到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当时该委员会认为,任何高于66%的税率都是违宪的。之后奥朗德对计划作出修改,要求该项税收由企业而非个人承担,最高可占到企业收入的5%。2013年12月29日,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宣布批准 “特别富人税”,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向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高收入者征收实际税率接近75%的税收(此前法国最高一档所得税率为46.7%)。
  富人总是世上最懂未雨绸缪的一群人。从2012年底奥朗德政府拿出征收富人税提案那一刻起,许多法国富人就做好了准备,就像当年的胡格诺教派一样,为求自保,远离在他们眼中已经“沦陷”的法国,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国宝级演员杰拉尔德·德帕迪约(G rard Depardieu)。他于2012年12月宣布放弃法国国籍,申请成为所得税率仅为13%的俄罗斯公民。在一封致奥朗德的公开信中,德帕迪约称自己离开的原因是“政府把成功、创造力、天赋以及任何杰出的特质都视为应当被惩罚的对象”。
  另外,法国首富、路易威登奢侈品集团(LVMH)董事长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2012年9月被曝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后宣布撤回申请);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计划在伦敦设立规模8亿英镑的私募基金,以规避本国富人税;薪资状况更加透明、也无法通过海外业务避税的法国足球界担心人才流失,去年11月差点罢赛。从企业家到演员,从知名律师到社会名流,富人们纷纷选择逃离,其中多数流向瑞士、比利时、英国和新加坡。


  全球大挪移
  迁徙中的法国富人并不孤单。从数据上看,法国人只是全球富人大迁徙潮流中的一小股。一方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在税率上并不打算让法国专“美”于前,这些国家的富人完全能够与法国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财富新贵也出于各自原因一直是移民的“高发人群”。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超级富豪跨国、跨洲迁徙每天都在发生,可谓屡见不鲜,最终汇聚成盛况空前的全球大迁徙。
  “这些有钱人突然醒悟过来,他们完全不需要被某一个国家绑死。”专事富人移民的加拿大律师大卫 ·赖斯佩伦斯(David Lesperance)说,“经过经济衰退和其他某些事件的提醒,他们意识到必须为自己寻求更好的财政环境。对某些富人来说,搬家不再是图新鲜或是图享乐,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需求。”
  美国联邦公报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宣布放弃公民身份的人数约为1700,是2009年的两倍以上,其中最著名的当数Facebook创始人之一、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的爱德华多·萨维尔林(Eduardo Saverin)。到了2013年,由于美国政府计划实施更严格的资产申报规定,以便通过增加税收来缓和拮据的财政状况,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人数持续增长,一个季度就能超过1000人。
  法国的富人外逃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执政的密特朗政府在1981年首次开征富人税,当时的富豪阶层多选择瑞士和比利时作为移居地,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影星阿兰· 德龙。奥朗德上台后矛盾猛然激化,千亿以上资产从法国流失到了海外。法国高收入者的出逃目的地中,“避税天堂”瑞士最受欢迎,其次是比利时和英国。根据彭博社的调查,与瑞士政府签订过税收优惠特殊协议的外国移民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法国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企业家,创业者)曾经是个法语词汇,但现在,有法国媒体颇为悲情地说:“突破天际的高税率,对雇员保护过度的劳动法,正在迫使那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离开法国。法国已经没有企业家了。”
  出于保护财产和家人、逃离政治风险或是其他目的,大量俄罗斯富豪选择迁居伦敦,他们之中最高调的当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在伦敦,像他一样的亿万级别俄罗斯富豪至少有10位,千万和百万级别更是数以千计。本地评论家甚至半是嘲讽地给自己的城市取了个“伦敦格勒”(Londongrad)的雅号。与之相映成趣的还有扎堆移居美国的中国富豪。
  模式化移民“路线图”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全球化浪潮之下,那些四海為家的财富新贵会进一步撕裂国家和群落结构,富人们创办企业、雇佣员工或是参与慈善活动都不必再拘泥于本地。另一方面,迁徙潮很可能引起各国税收政策上的“军备竞赛”,会有更多国家效仿新加坡或是圣基茨岛(Saint Kitts,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岛国),在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上开出优渥条件,吸引超级富豪和纳税人前来。


  钱与梦飞翔
  在曾经震撼世人的纪录片《鸟的迁徙》(Le Peuple Migrateur)中,法国人说,迁徙不光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梦想和对自己的承诺。
  为了避税而迁徙这件事,很难搭上“梦想”、“承诺”这些文艺字眼的边。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早就直言不讳地将德帕迪约这样的人称为 “税收难民”。还有经济学家指出,富人们只不过是在遵循新的资本原则——金钱总是流向最善待它的地方,反正企业家可以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在全球任何地方管理自己的产业和投资。
  但无论如何,富人迁徙考虑的绝不止避税一个目的。就像法国媒体所说,在出走的法国富人中,有人确实是纯粹为了少交一点税,也有人是对奥朗德税收政策所体现出的法国社会“仇富”心态感到失望,因为感受到来自国家的敌意而心灰意冷。移民专家认为,税收政策固然能够左右最终决定,但语言、文化、教育和气候也是富豪们看重的重要元素。比如很多美国富豪就偏爱英国、瑞士或其他较大的欧洲国家,税率倒未必要求最低。
  “现在他们不像以前一样执著于某个低税岛国了。他们更希望能在新的国家复制先前的生活方式,能管理公司,能让子女得到好的教育,能去高档餐厅享受晚餐,能去剧院感受文化。”移民律师赖斯佩伦斯说,“他们可不希望有一天对家人说:岛上三家餐厅全部都吃过十遍了,今天去哪儿?”
  服务过俄罗斯大大小小富豪们的伦敦律师和地产经纪人就表示,英国最吸引这些客户的是稳定的政治环境、精致的文化氛围以及相对良好的治安。“我想特别提醒的是,成为英国公民并非没有后顾之忧,对于富豪阶层尤其如此。比如说,在离婚官司中英国法律更倾向于平等划分财产。”一名伦敦律师说,“如果你是婚姻中财产比较多的那一方,有必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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