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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与政治文明建设互动作用，以政治学视域下文化史观念分析方法，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深层结构转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国家、公民的双向角度分析“文化政治”形成可能，在重建制度化国家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展望中国政治文明远景与文化发展可能。
【关键词】政治文明建设 文化转型 人的解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构建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和价值的重塑”，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及其路向是否与文化转型存有或隐或显的联系？它们又如何呈现其间存在联系的相关图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间还潜藏着怎样的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式命题？这些问题深刻地关系着国家的未来，逼迫我们重新注视政治与文化之间深层结构的互动。
一、文化转型与政治文明建设的互动及作用
如將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粗略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至1990年代。在1970年思想解放大讨论后，迎来了自“五四”以后第二个西学东渐高峰期。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与改革开放的扩大，自上而下的开放心态与政治文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与相呼应，育发出务实、开放、活跃的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在打破个人崇拜，恢复党内正常生活与高层政治生态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下一个十年做好了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初步准备；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一方面，是整个思想文化界在新的时势面前呈现出整体保守倾向，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文化结构转变冲击着精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及物质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也对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实用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路不谋而合，为下一个阶段的文化转型做好了观念更新准备；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中国工业化社会初步来临背景下实现又一次文化转型，网络移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浪潮、复古思潮，与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长期进程互渗融合，成就又一轮自我更新的“文化自觉”。本土面向外来改进，外来面向本土升级，两个面向推进富于民族性的思想与全球化开拓思维结合互渗，中西联结，形成了罕见的文化融合与接受、输出双向互动的转型景观。与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相应，文化转型呈现出巨大深入的转型特征，已直接影响并且还将继续作用于中国人的生活。
不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动与阶层生成，中产阶级思想来源广泛复杂，造成其内部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既自然具备了复杂的中国式文化构成，也决定了政治文明进展与民族传统内质紧紧联系。“从现代国家的整合需要文化整合这个角度来讲，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从根本上讲是不能逆着既有的文化命脉的，因为他必然使文化的整合失去内在的力量，其后果将使得一个民族失去既有的精神家园”。既有文化命脉决定着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内在构成。这一构成，需要全新的、本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以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展现于世。
另一方面，对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的观察，我们依然要回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大范围的“人”的身上来，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谁应该解放别人？谁应该得到解放？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批判还应该做到第三点，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求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算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淋漓尽致的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这一“普遍”，其实质仍然是抽象的集中思辨，是由个体而整体的“解放”的思辨。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发生依然着眼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政治生态与单个个体所感受的权利与义务，其直接指向最直接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而针对“人”本身，针对“人”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参与的理解程度，更构成这一建设与文化转型间的深层互动。
二、文化的深层结构转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文化深层次的结构继续观察，以人伦建构起的儒式观念系统依然处于中国文化内在核心，中国人依然是与历史相联系的中国人，权谋应变、功利顺生式的传统政治智慧、政治思想依然牢固盘踞于国人的观念价值判断、群体行为与深层文化心态。这一集体无意识文化积淀实质是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文化持续集体内化的结果。身处亨廷顿所言古老文明一环，文明内质相对成熟的中国权力文化语境中，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传统的政治运作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融合。国家实力层次不同，其文明传播的效果不同。当代中国的崛起既带来儒家价值、地缘政治与中国模式衍变传播，复古今交汇，语语相因，正与马克思“谁解放谁”的论述相呼应。
从政治文明建设中制度改进、观念影响，成熟的本民族政治文明等外部作用的角度考量，“需要形成足以承载它们的国家制度框架，锤炼政体的张力、涵量和国族的心理能力，理想而言，将它们统归于抽象一体性程序主义法权安排，在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宏大建构中容涵之，调适之，整合之，消融之。如此这般，地缘格局中的人民横向联合组成国家，人世遂得铺展成为一种人间秩序。从社会政治技术角度来说，达臻此种开合有度、措置裕如状态的国族，蔚为进境于政治成熟状态的国族，所谓‘政治民族’者也。”在这里，人的教育、进化、自我能力与认识的提升紧密地与国家能力、社会公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公民与市民群落的形成，“人间秩序”的夯实稳固，必须建立在相关概念认知的国人共有的基础之上。一个值得肯定的“政治民族”的形成，需要国家、社会、族群、人群、个体多层次现代化的完成，这是文明国度中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的新迹象表现为新社会阶层间的流动频率与研究界称之为“社群”文化的密布。但在另一方面，在东方语境下的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尚未成熟，某些中国式精神特质如具有浓郁儒质的中国式人道主义思想，如“和”内含的和谐精神，如传统政治文明构架“天下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的现代变迁，如旧有的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间冲突的现代表现，许多文化迹象而非政治表象表明，在政治国家与广义的市民社会间，中国式的精神有可能与现代化的世界精神融会贯通，“四海一家”的精神气质内涵未尝不可与国际共产主义全球化潮流汇为一体，“‘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试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由此形成一种‘文化政治’。”共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提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政治文明建设 文化转型 人的解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构建意味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和价值的重塑”，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及其路向是否与文化转型存有或隐或显的联系？它们又如何呈现其间存在联系的相关图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间还潜藏着怎样的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式命题？这些问题深刻地关系着国家的未来，逼迫我们重新注视政治与文化之间深层结构的互动。
一、文化转型与政治文明建设的互动及作用
如將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粗略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至1990年代。在1970年思想解放大讨论后，迎来了自“五四”以后第二个西学东渐高峰期。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与改革开放的扩大，自上而下的开放心态与政治文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与相呼应，育发出务实、开放、活跃的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在打破个人崇拜，恢复党内正常生活与高层政治生态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下一个十年做好了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初步准备；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一方面，是整个思想文化界在新的时势面前呈现出整体保守倾向，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文化结构转变冲击着精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及物质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也对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实用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路不谋而合，为下一个阶段的文化转型做好了观念更新准备；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中国工业化社会初步来临背景下实现又一次文化转型，网络移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浪潮、复古思潮，与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长期进程互渗融合，成就又一轮自我更新的“文化自觉”。本土面向外来改进，外来面向本土升级，两个面向推进富于民族性的思想与全球化开拓思维结合互渗，中西联结，形成了罕见的文化融合与接受、输出双向互动的转型景观。与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相应，文化转型呈现出巨大深入的转型特征，已直接影响并且还将继续作用于中国人的生活。
不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动与阶层生成，中产阶级思想来源广泛复杂，造成其内部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既自然具备了复杂的中国式文化构成，也决定了政治文明进展与民族传统内质紧紧联系。“从现代国家的整合需要文化整合这个角度来讲，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从根本上讲是不能逆着既有的文化命脉的，因为他必然使文化的整合失去内在的力量，其后果将使得一个民族失去既有的精神家园”。既有文化命脉决定着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内在构成。这一构成，需要全新的、本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以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展现于世。
另一方面，对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的观察，我们依然要回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大范围的“人”的身上来，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谁应该解放别人？谁应该得到解放？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批判还应该做到第三点，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求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算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淋漓尽致的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这一“普遍”，其实质仍然是抽象的集中思辨，是由个体而整体的“解放”的思辨。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发生依然着眼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政治生态与单个个体所感受的权利与义务，其直接指向最直接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而针对“人”本身，针对“人”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参与的理解程度，更构成这一建设与文化转型间的深层互动。
二、文化的深层结构转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文化深层次的结构继续观察，以人伦建构起的儒式观念系统依然处于中国文化内在核心，中国人依然是与历史相联系的中国人，权谋应变、功利顺生式的传统政治智慧、政治思想依然牢固盘踞于国人的观念价值判断、群体行为与深层文化心态。这一集体无意识文化积淀实质是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文化持续集体内化的结果。身处亨廷顿所言古老文明一环，文明内质相对成熟的中国权力文化语境中，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传统的政治运作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融合。国家实力层次不同，其文明传播的效果不同。当代中国的崛起既带来儒家价值、地缘政治与中国模式衍变传播，复古今交汇，语语相因，正与马克思“谁解放谁”的论述相呼应。
从政治文明建设中制度改进、观念影响，成熟的本民族政治文明等外部作用的角度考量，“需要形成足以承载它们的国家制度框架，锤炼政体的张力、涵量和国族的心理能力，理想而言，将它们统归于抽象一体性程序主义法权安排，在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宏大建构中容涵之，调适之，整合之，消融之。如此这般，地缘格局中的人民横向联合组成国家，人世遂得铺展成为一种人间秩序。从社会政治技术角度来说，达臻此种开合有度、措置裕如状态的国族，蔚为进境于政治成熟状态的国族，所谓‘政治民族’者也。”在这里，人的教育、进化、自我能力与认识的提升紧密地与国家能力、社会公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公民与市民群落的形成，“人间秩序”的夯实稳固，必须建立在相关概念认知的国人共有的基础之上。一个值得肯定的“政治民族”的形成，需要国家、社会、族群、人群、个体多层次现代化的完成，这是文明国度中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政治文明建设与文化转型的新迹象表现为新社会阶层间的流动频率与研究界称之为“社群”文化的密布。但在另一方面，在东方语境下的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尚未成熟，某些中国式精神特质如具有浓郁儒质的中国式人道主义思想，如“和”内含的和谐精神，如传统政治文明构架“天下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的现代变迁，如旧有的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间冲突的现代表现，许多文化迹象而非政治表象表明，在政治国家与广义的市民社会间，中国式的精神有可能与现代化的世界精神融会贯通，“四海一家”的精神气质内涵未尝不可与国际共产主义全球化潮流汇为一体，“‘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试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由此形成一种‘文化政治’。”共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提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