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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文坛的安德烈·纪德虽然没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明立场、扮演重要角色,却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社会语境中展开了对个人和集体、文学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他在对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对法兰西民族性的定义,通过《扫罗》和《菲洛克但德》两部作品暗示了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错误认知,在《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中指出了作家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纪德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观察和反思不仅预示着他对社会事务的进一步介入,也表现并丰富了以文学显示观念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