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法拉奇赴中南海采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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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毛泽东的遗体保留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对纪念堂的建设也自然引发了—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就芷史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泽东遗体、毛主席纪念堂又将如何呢?
  天安门广场历来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类似人体神经末梢—样的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谢“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敬士是—位擅长铺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10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并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异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事后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生中最愚蠢的事情。”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北京。善于捕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让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用她的笔向外界宣传一下。
  于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车驶^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法拉奇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相互问候过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的手势。祛拉奇也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随即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果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亩吸引住了,她静静地倾听着。邓小平拿起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去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画像。由此可见,法拉奇始终关注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邓小平则从容谈道:“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次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两次进行,共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邓小平自己也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次现代化。”国际舆论还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清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邓小平也曾先后9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自己的意见。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3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条”。《决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部分不满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道:“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尝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时间讨论了《决议》,并在党内4000人参加讨论的基础上定稿,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再次进行推敲,最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张琳据环球网
  (本文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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