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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被瓦斯爆炸吞噬的矿工兄弟，如果不是“107”这个惊人的数字，如果不是这家煤矿“国有大矿”的光环，估计已很难吸引媒体的镜头与笔头。媒体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是因为：在一次次三令五申之后，在问责、刑律频频动用之后，在怪罪小煤矿开始祭出“整合”招数的时候，这场新兴煤矿大矿难，在寒冬中警醒人们，血煤仍然是一种严酷的存在。
不能说各种整顿没有成效，不能说“带血的GDP”不让人羞耻，不能说官员的狠话誓言都是白说，不能说眼泪都是白流，当然也不能说有哪一个矿主希望发生矿难。毕竟，随着追责力度的加大，矿难让矿工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矿主也要承担经济赔偿与停产整顿的损失，比如新兴煤矿一年内恐怕难以复产。然而，这一连串的“不能”，仍不能避免矿难的发生。
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之前，国家安监总局已经在开展煤矿瓦斯专项治理。截至今年9月，全国煤矿事故和死亡人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9.4％和23.8％。然而，全国煤矿仍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11起，死亡303人。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年以来，全国四起特别重大煤矿事故，山西屯兰矿难、重庆同华矿难、河南新华矿难、黑龙江新兴矿难——其中三起都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
重拳整顿之下，煤矿照样事故频频，或表明以前的治理措施仍未起到治本之效。矿难之“本”何在?这个“本”；就在于煤炭行业的经济利益与安全成本存在反差。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煤价高企，别说私人小煤矿，连新兴煤矿这样的“国有大矿”，照样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让工人下井挖煤。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就指出，根据新兴煤矿矿难初步调查的情况肴，亨发矿采掘布置不合理，井下现场管理和劳动组织混乱，核定能力145万吨的矿井，采掘工作面多达30个，夜班下井人数500多人，白班超过1000人。矿场的通风系统抗灾能力弱，令突出的气体逆流进入二水准进风系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钱平凡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兴煤矿年产量145万吨，怎么用得着500人在井下作业?两三百人就足够了。《鹤岗矿工报》上的一篇报道称，截至9月23日，新兴煤矿实现开拓进尺7200米，提前100天完成全年任务。专家指出，提前100天完成开拓任务也有为了多采煤而冒进的嫌疑。
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表明，企业的安全成本意识是多么淡漠。之所以30个采掘工作面同时推进，之所以下井工人超限额，之所以提前100天完成开拓，无非是要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高的产量。产量与利润的背后，是新兴煤矿上市圈钱的更大计划，是财富效应更宏大的故事。而工人的生命，不在财富算计之列。导致矿难的根本原因，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最大的产出”这个利润指挥棒，而不是“领导忽视轻视，工作不落实不到位”这种表层反省。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煤炭经济的“外部成本”理论，即煤矿主没有全部承担其行动的成本，是别人，包括矿工和社会承担了煤炭开采的成本。从制度上，这种“外部成本”是成本分担的一个错误配置。由于这种错误配置，由于全社会承担了煤矿的安全成本，导致煤矿主在预防成本上只需承担很少的一部分。全社会的承担，支撑了采煤行业的高利润，也扭曲了煤炭资源的真实价格，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缺乏内在动力。高耗能行业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与这种本应企业自己承担的“内部成本”外部化有关。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成本的比重低到什么程度?有统计表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煤炭安全成本折算为销售收入的17.5％到21％，而我国煤矿的安全成本仅维持在销售收入的3.5％。这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矿难多发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想彻底扭转矿难多发，必须重新为煤炭成本算账，把矿工和全社会承担的成本都算进去，才能让这个行业从成本到价格都彻底厘清，煤矿安全问题的顽症才能得到彻底治理。
不能说各种整顿没有成效，不能说“带血的GDP”不让人羞耻，不能说官员的狠话誓言都是白说，不能说眼泪都是白流，当然也不能说有哪一个矿主希望发生矿难。毕竟，随着追责力度的加大，矿难让矿工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矿主也要承担经济赔偿与停产整顿的损失，比如新兴煤矿一年内恐怕难以复产。然而，这一连串的“不能”，仍不能避免矿难的发生。
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之前，国家安监总局已经在开展煤矿瓦斯专项治理。截至今年9月，全国煤矿事故和死亡人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9.4％和23.8％。然而，全国煤矿仍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11起，死亡303人。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年以来，全国四起特别重大煤矿事故，山西屯兰矿难、重庆同华矿难、河南新华矿难、黑龙江新兴矿难——其中三起都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
重拳整顿之下，煤矿照样事故频频，或表明以前的治理措施仍未起到治本之效。矿难之“本”何在?这个“本”；就在于煤炭行业的经济利益与安全成本存在反差。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煤价高企，别说私人小煤矿，连新兴煤矿这样的“国有大矿”，照样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让工人下井挖煤。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就指出，根据新兴煤矿矿难初步调查的情况肴，亨发矿采掘布置不合理，井下现场管理和劳动组织混乱，核定能力145万吨的矿井，采掘工作面多达30个，夜班下井人数500多人，白班超过1000人。矿场的通风系统抗灾能力弱，令突出的气体逆流进入二水准进风系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钱平凡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兴煤矿年产量145万吨，怎么用得着500人在井下作业?两三百人就足够了。《鹤岗矿工报》上的一篇报道称，截至9月23日，新兴煤矿实现开拓进尺7200米，提前100天完成全年任务。专家指出，提前100天完成开拓任务也有为了多采煤而冒进的嫌疑。
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表明，企业的安全成本意识是多么淡漠。之所以30个采掘工作面同时推进，之所以下井工人超限额，之所以提前100天完成开拓，无非是要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高的产量。产量与利润的背后，是新兴煤矿上市圈钱的更大计划，是财富效应更宏大的故事。而工人的生命，不在财富算计之列。导致矿难的根本原因，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最大的产出”这个利润指挥棒，而不是“领导忽视轻视，工作不落实不到位”这种表层反省。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煤炭经济的“外部成本”理论，即煤矿主没有全部承担其行动的成本，是别人，包括矿工和社会承担了煤炭开采的成本。从制度上，这种“外部成本”是成本分担的一个错误配置。由于这种错误配置，由于全社会承担了煤矿的安全成本，导致煤矿主在预防成本上只需承担很少的一部分。全社会的承担，支撑了采煤行业的高利润，也扭曲了煤炭资源的真实价格，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缺乏内在动力。高耗能行业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与这种本应企业自己承担的“内部成本”外部化有关。
中国煤矿企业安全成本的比重低到什么程度?有统计表明，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煤炭安全成本折算为销售收入的17.5％到21％，而我国煤矿的安全成本仅维持在销售收入的3.5％。这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矿难多发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想彻底扭转矿难多发，必须重新为煤炭成本算账，把矿工和全社会承担的成本都算进去，才能让这个行业从成本到价格都彻底厘清，煤矿安全问题的顽症才能得到彻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