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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大字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不仅如此，大字报还成为有心之人的棋子。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于中国“文革”时期大肆搜集情报，并对中国领导人的健康情况、从政风格进行大胆分析，而大字报就是中情局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文化的往来，因此，美国搜集中国情报的直接途径相当少。
“文革”期间，美国主要是在香港、澳门设立情报机构，从那些过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商人那里搜集各类信息。他们在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正式文件的同时，也尽量搜集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特别是大量有关红卫兵的报纸以及各地的大字报。
由于“文革”期間众多对立的派别互相攻讦，彼此大揭对方的老底，披露了相当多不可能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中得到的信息，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字报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基于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中国的政治形势及走向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文革”时期，人们普遍缺乏档案保密意识。据北京市档案管理局1966年的“情况反映”显示，有些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阅读档案、公布档案，甚至强制接管档案。这一时期，档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冲击，失密、泄密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有不少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利用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被扩大了阅读范围；有的档案被群众接管；有的把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的内容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等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文革”的聚光灯，首先照射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周恩来是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从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中获悉，消息的来源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两份比较有代表性：
“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份是传闻说毛泽东于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一位波兰医生参与其中。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发往国内的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暂且不论这些传闻和电报是否属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状况的情报。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之所以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过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
除了关注毛泽东，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周恩来的情报收集也是格外重视。
1967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需要得到格外重视。
除了周恩来的正式工作职能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还多次提到，周恩来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会见众多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
大字报成了美国中情局的情报来源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文化的往来，因此，美国搜集中国情报的直接途径相当少。
“文革”期间，美国主要是在香港、澳门设立情报机构，从那些过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商人那里搜集各类信息。他们在想方设法获取各类正式文件的同时，也尽量搜集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特别是大量有关红卫兵的报纸以及各地的大字报。
由于“文革”期間众多对立的派别互相攻讦，彼此大揭对方的老底，披露了相当多不可能从官方的公开宣传中得到的信息，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大字报是美国情报部门使用得最多的情报信息来源。基于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中国的政治形势及走向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文革”时期，人们普遍缺乏档案保密意识。据北京市档案管理局1966年的“情况反映”显示，有些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阅读档案、公布档案，甚至强制接管档案。这一时期，档案的安全受到很大冲击，失密、泄密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有不少群众和红卫兵组织利用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被扩大了阅读范围；有的档案被群众接管；有的把一些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的内容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等等。
最高领导人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美国中央情报局观察中国“文革”的聚光灯，首先照射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毛泽东、周恩来是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状况、行为动机，特别是他发动“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
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健康状况的情报，主要是从简短的情报信息电报中获悉，消息的来源主要是在华外交官，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其中两份比较有代表性：
一份是传闻说毛泽东于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一位波兰医生参与其中。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发往国内的电报，说毛泽东“渐老并很虚弱”，“已不能连贯地说话，并经常在说完一句话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暂且不论这些传闻和电报是否属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的情报部门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取有关中国领导人状况的情报。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大多是捕风捉影和揣测，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之所以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过是关心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展开。
除了关注毛泽东，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周恩来的情报收集也是格外重视。
1967年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认为周恩来需要得到格外重视。
除了周恩来的正式工作职能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还多次提到，周恩来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争斗等，同时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亲自会见众多来自各省的代表，调解各派系的纷争，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