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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进入到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期，正确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是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稳定持续增长关键所在。
2012年是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复苏的态势，但扩张性政策的快速退出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已得到较好的控制，但复苏的进程却显得举步维艰，成员国对新的一体化机制仍处于适应期；日本经济已处于摆脱衰退的拐点期，但市场提升动力不足，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主要发达经济体采用宽松货币政策来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对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进入到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期，正确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是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稳定持续增长关键所在。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亟待推进的关键环节，也是正确把握机遇，应对风险和矛盾的重要抓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一、中国宏观经济：战略机遇期和结构性矛盾凸显期并存
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7.9%的增速，并带动全年经济增速上升到7.8%，经济总规模达到了519322亿元。2012年经济运行总体上实现了“两高一低”的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实现了12.6%和13.5%的增长；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8万人，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较2011年下降2.8个百分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平稳期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稳定的矛盾有所突出，宏观经济波动性风险凸显。
（一）战略机遇期在当前的新内涵和新条件
当前，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方面。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战略机遇期的性质和因素变化，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基础。具体包括：
1．世界经济将摆脱危机影响进入调整转型期
如前所述，美国经济已基本进入增长周期，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稳定，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也将逐渐启动，投资的恢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国际供应链条的调整都给我国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我国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优化贸易条件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形势也初步进入复苏期，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实体经济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支持，在资产价格和出口市场两个方面都将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提供良好的空间。大胆地“走出去”和“售出去”将成为我国外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新技术创新浪潮将为我国提供重要的转型动力和发展空间
当前，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信息技术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新技术创新浪潮不仅提供了更为可靠、优质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同时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化了生产组织方式，并为新经济热点的不断壮大，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重要支持。当前，美国的新能源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我国也在相同或互补的技术领域积累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新技术浪潮有望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下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周期。数据表明，我国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现代交通等行业投入研发费用的规模达到3459亿元，引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4万亿元。
3．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重要支撑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52.57%，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1182万人，农村人口数量64222万人，农村人口转移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包括“居的城镇化”、“业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三个层面，从我国城镇化的情况看，目前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业的城镇化”上，而且大多数新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在从事的行业、工种和晋升渠道等方面都与城镇职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城镇化。因此，我国城镇化还有着巨大的空间，在不断完善城镇新居民工作和创业环境的同时，还要发展与新居民收入水平、生活需求、社会尊严相称的“居”的环境，此外，作为城镇新居民，还需要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人”的环境。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创业环境的改善、劳动者待遇的提升和良好的就业服务等将是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工作。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将使1350万人成为城镇居民，涉及约410万家庭，若在“居”、“业”、“人”三个层面同时发力，预计每年将直接带来4920亿元的住宅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带来13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带来约2000亿元的创业投资需求，合计年度直接扩张内需的规模就将达到8220亿元。
垄断行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六大领域，垄断行业改革在政府政策层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2012年我国垄断行业约实现营业收入22万亿元，约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92万亿元的23%；而垄断行业的利润水平约达到1.5万亿元，约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利润的27%。垄断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仍高于非垄断行业，差距不大，但足以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所以在破除行业垄断的同时，应扩大行业投资规模，提升产品竞争能力。
在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带来直接投资、最终消费效用的同时，还将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撑。以垄断行业改革为例，其行业的利润受到了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和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控制，企业在减少垄断利润的同时，也相应的减低了产出和效率，形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损失。破除垄断之后，行业的生产方式得到优化、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产出扩张，要素间的回报水平和结构也更加合理。而在城镇化领域，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和农村资产的价格将得到有效的体现和保障，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工人流自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将带来资本、劳动、土地要素更加合理的配置，要素的产出效率也将得到明显的提升。因此，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外延式的扩张性需求支持，而且为经济的内涵式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空间和条件，两者互为支撑并与其他经济社会改革相结合，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结构性矛盾凸显期在当前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三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矛盾，四是国际经济政策的非对称调整的矛盾。具体情况为：
１．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矛盾是动力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第四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7.9%的增长，结束了连续12个季度的经济增速衰退进程，但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消费能力。其中，扩大投资规模是效率最高、直接产出效果最好的拉动方式，但受到我国主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导致直接投资规模扩张面临较大的风险，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投资结构优化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但以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组织模式为对象的投资需要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为前提，并加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创新，创新能力不足和金融市场建设滞后阻碍了投资结构的优化。
消费能力的提高在优化信用消费环境、促进城镇化发展和实施消费补贴之后，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坚持在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有序推进，短期内难以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直接的支撑作用。
2．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是产出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5915亿元，同比增长11%，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77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7%。企业经营成本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成本上升的影响，总成本上升的压力很大。化解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其他类型成本（如运输成本、信息成本、财务成本等），而实现这两个途径基础方法是推动创新，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5578亿元，增速仅为5.3%，明显低于工业增加值的7.9%的增速和主营业务收入11%的增速。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使得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原有产品和工序中继续维持生产，资产流动性减弱、经营自主性压力增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下降，最终形成产业结构的固化和产出效率的持续下降。化解的方案一是依靠政府对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强力投入和推动，二是对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大规模的减税，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可调动资源的规模。
3．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的矛盾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
我们并不认为M2与GDP之间的差额即为货币超发。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清偿手段除了用于生产和交换外，合理的表征资产价值并满足融资需要也是重要的货币职能。但一般意义上，资产价格的波动性远超过GDP，因此，M2超过GDP的部分就成“敏感”货币，具备转换成“超发货币”的能力。
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7605亿元，同比增加29300亿元，增速为22.8%；同期M2的余额达到97.4万亿元，同比增加9.1万亿元，增速为13.8%。总体上看，我国融资结构呈改善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度超过了新增发的流动性数量，有效缓解了我国M2与GDP之间持续增加的差额，部分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很快，优化了我国企业的融资环境。
但在结构上，系统性金融风险仍在持续累加。从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上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增长很快，年度融资规模分别达到了12838、12888和22498亿元，合计占比达到年度融资总额的30%。其中，前两者与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密切相关，通过银行理财产品、银行与信托机构间的资产流转等方式实现了约2.5万亿元的融资，这部分融资多数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受地方融资平台的委托，将融资平台的资产通过理财产品或信托贷款的形式销售，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二是将部分抵押资产的溢价部分进行资产证券化，实现二次融资，极易受到资产价格波动而出现抵押不足，导致类“次贷”性风险的发生。企业债券融资中也部分包括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券，并与“影子银行”贷款相联系和累加，形成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两个系统性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的信托等业务。
从宏观意义上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与“货币超发”问题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为避免过大的货币存量影响我国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环境，货币当局必须压缩流动性的投放规模；而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要，切实为实体经济融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货币当局必须提高存量货币配置效率，于是就导致了银信合作、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金融创新的出现。但在新的金融渠道形成后，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就成为金融创新产品所追逐的对象，由地方政府发起甚至担保，有良好的土地、房产等资源作为资产的地方融资平台则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企业，成为这些金融创新的优先选择目标。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之间的矛盾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重要表现。
4．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非对称调整是国际与国内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
如前所述，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已全面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主流的政策搭配模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中性（日本）甚至紧缩性（美国、欧盟）的财政政策。而我国则仍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框架，形成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的非对称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国际与国内经济失衡。如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期间，随着出口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外资大量流出我国，由于外向型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我国必须在金融市场完全健康的条件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和鼓励消费，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形势严峻，大幅度挤占了之后一段时期的货币发行空间。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形势的基本稳定和欧债危机风险的逐步消退，恢复金融市场效率，鼓励创新，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就成为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目标，宽松型货币政策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首要政策选项；而我国则受到较大货币存量的压力，只能在货币政策上趋于保守，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总量性和结构性问题，政府负担沉重，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较快，并形成了对市场主体的部分“挤出”。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这种非对称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纠正，国内将不得不保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和较为紧张的资金供给，从而引起国外套利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并借助我国金融市场上不断改善的资产杠杆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获得大量的资本回报和超额收益，从而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产业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本稳定的财政收支环境
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加13335亿元，增长12.8%。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25712亿元，比上年增加16464亿元，增长15.1%。财政收入环境基本稳定。
（一）财政收入形势分析
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56133亿元，比上年增加4805亿元，增长9.4%；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077亿元，比上年增加8530亿元，增长16.2%。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00601亿元，增长12.1%。
1．全国税收收入分析
（1）国内增值税26416亿元，比上年增长8.9%。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2）国内消费税7872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其中，卷烟消费税3949亿元，增长17.8%；成品油消费税2811亿元，增长9.9%。
（3）营业税157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其中，房地产营业税4051亿元，增长11.6%；建筑业营业税3706亿元，增长18.6%；金融业营业税2874亿元，增长32.7%，主要是金融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加。
（4）企业所得税19654亿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上下年企业所得税退税因素后增长12.8%。分行业看，银行业企业所得税4564亿元，增长41.9%；工业企业所得税7349亿元，增长2.6%，主要受2012年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低，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影响。
（5）个人所得税5820亿元，比上年下降3.9%。其中，工薪所得税3577亿元，下降8%；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595亿元，下降12.5%。主要是受2011年9月份起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以及调整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结构减收影响。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4796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关税2783亿元，比上年增长8.7%。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放缓，以及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7）出口退税10429亿元，比上年多退1224亿元，增长13.3%。主要是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相应增加退税数额。
（8）车辆购置税2228亿元，比上年增长9%。
（9）证券交易印花税304亿元，比上年下降30.8%。主要受股市成交额大幅下降的影响。
（10）城市维护建设税312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11）地方其他税种收入情况：土地增值税2719亿元，比上年增长31.8%，主要是税务部门加强了征收管理；契税2874亿元，比上年增长3.9%；城镇土地使用税1542亿元，比上年增长26.1%，主要是受部分地区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和税额标准等影响；耕地占用税1621亿元，比上年增长50.7%，主要是一些地方推进产业园区等建设、新开工项目用地增加，以及加强收入清缴征收力度。
以上收入项目中，全额或大部分属中央收入的进口环节税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低增长或下降，执行中由中央全额退付的出口退税增退较多冲减收入，这些都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而主要属地方收入的营业税、地方其他税种及地方非税收入增长较快，带动地方收入增长。相应地，中央收入增幅低于地方收入增幅。
从全年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降低、物价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结构性减税力度较大等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12.2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回落10.5个百分点。
2．非税收入分析
2012年，非税收入总额为16609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非税收入2849亿元，增长5.7%。地方非税收入13760亿元，增长20.3%。地方非税收入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按规定2011年将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部分地区年初相关工作正在启动，使2011年一季度的非税收入基数相对较低。同时，2012年初又有清缴2011年部分非税收入入库的因素，相应地2012年一季度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加较多，增加额达到1158亿元，约占全年地方非税收入增加额的一半；二是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该项收入比上年增加955亿元，约占地方非税收入增加额的四成。
3．政府性基金收入分析
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比上年减少3846亿元，下降9.3%。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313亿元，比上年增加183亿元，增长5.8%；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本级）34204亿元，比上年减少4029亿元，下降10.5%，主要是土地出让成交额下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亿元，比上年减少4656亿元，下降14%。
（二）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1．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2012年，中央财政支出64148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8765亿元，比上年增加2251亿元，增长13.6%；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45383亿元，比上年增加5462亿元，增长13.7%。地方财政用地方本级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等安排的支出106947亿元，比上年增加14214亿元，增长15.3%。
财政支出均衡性进一步提高。12月份，全国财政支出20817亿元，占全年支出的16.6%，比2011年的18.6%、2010年的20.3%分别下降2个和3.7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813亿元，占全年支出的9.7%，比2011年的11.3%、2010年的10.8%分别下降1.6个和1.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19004亿元，占全年支出的17.8%，比2011年的19.9%、2010年的22.4%分别下降2.1个和4.6个百分点。 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全年累计，教育支出21165亿元，比上年增加4667亿元，增长28.3%；科学技术支出4429亿元，比上年增加601亿元，增长15.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51亿元，比上年增加358亿元，增长18.9%；医疗卫生支出7199亿元，比上年增加769亿元，增长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42亿元，比上年增加1432亿元，增长12.9%；住房保障支出4446亿元，比上年增加625亿元，增长16.4%，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3123亿元，增长19.7%；农林水事务支出11903亿元，比上年增加1966亿元，增长19.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9020亿元，比上年增加1399亿元，增长18.4%；节能环保支出2932亿元，比上年增加291亿元，增长11%；交通运输支出8173亿元，比上年增加675亿元，增长9%。
2．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36069亿元，比上年减少3878亿元，下降9.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3355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2175亿元，比上年增加18亿元，增长0.8%；对地方转移支付1180亿元，比上年增加233亿元，增长24.6%。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33894亿元，比上年减少3896亿元，下降10.3%，主要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418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开支占地方土地出让支出总额的79.6%），比上年减少4752亿元，下降14.3%。
三、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收入分配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承包制等）起步，逐步推进到交换领域（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等）和生产领域（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等），当前改革的重点又重新回到收入分配领域，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目标。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当前导致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
收入分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框架的第一层次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体现在宏观经济层面即为经济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的关系；二是交换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收入分配又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并表现为三个基本关系：第一，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劳动报酬、利率、地租和技术价格；第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增速和转移情况；第三，居民之间的关系，即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各收入阶层之间差距的减少。
根据前文所述，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和产能过剩的矛盾、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的矛盾、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非对称调整的矛盾，此外，还包括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推进改革的压力和机遇。根据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刚刚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将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性调控手段。我们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根据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按照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规律，以五个基本关系的调控为着力点，构建如下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体系。
（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体系
当前，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在积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下，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要坚持总量性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合理运用流动性管理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支持建立合理的主体间收入分配关系
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主体收入分配关系受到金融市场性质和机制的直接影响。当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要继续推进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扎实推进商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坚持推进和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2．优化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就业，促进要素间收入分配关系的完善
要素间收入分配关系受到工资、利率关系的直接影响，提高就业率，提升劳动收入水平是关键所在。当前，应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的信贷支持。继续完善民生金融，努力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切实保障居民住房的居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要。
3．坚持市场化取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交换与收入分配关系
受到国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限制，我国企业和居民个人在实现资本与外汇交换中，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使交易利益在收入分配上产生了扭曲，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继续推动债券产品创新，创新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继续支持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市场发展，鼓励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循环，做好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的准入和市场监管。稳妥推进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相关准备工作。开展跨境个人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约束机制，规范做市商制度、结算代理业务和货币经纪业务。 4．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优化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避免银行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获得超过正常资本回报的超额利润。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改善发行和交易渠道，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便利的参与交易。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三）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财政政策兼具总量性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优势。当前，应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框架下，综合利用财政投资、补贴、税收等多种手段，坚持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化解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宏观经济与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1．完善就业支持政策，保障生产与分配的利益关系基本统一
生产与分配利益关系统一性的基础是参与生产的劳动者按产出能力获得分配权利，而保障统一性的基础是全民就业。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
2．加强农民收入支持力度，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财政政策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种粮大户倾斜。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三是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基础上，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是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大力推进城镇化，构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收益分配的平台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长周期增长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在推进“居”和“业”的城镇化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的城镇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政策要重点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4．加强按劳分配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的基本平衡
我国劳动要素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平衡的关键是保障分布在不同属性单位中劳动要素报酬的基本平衡。具体有：
第一，促进民营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
第二，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第三，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5．建立政府对居民的直接支持渠道，从源头优化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关系
当前，建立政府对居民收入的直接支持渠道的重点包括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和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具体政策目标包括：一是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二是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6．加大民生支持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善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关系
要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积极培育慈善组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加强慈善组织监督管理。
7．完善税收调节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
当前，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具体包括：
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调节机制。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
第二，完善财产税收的调节机制。当前，财产税制的完善重点是房地产税的改革。要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此外，还应积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第三，完善其他税收的调节机制。重点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作者介绍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鹏 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2012年是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复苏的态势，但扩张性政策的快速退出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已得到较好的控制，但复苏的进程却显得举步维艰，成员国对新的一体化机制仍处于适应期；日本经济已处于摆脱衰退的拐点期，但市场提升动力不足，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主要发达经济体采用宽松货币政策来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对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进入到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期，正确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是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稳定持续增长关键所在。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亟待推进的关键环节，也是正确把握机遇，应对风险和矛盾的重要抓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一、中国宏观经济：战略机遇期和结构性矛盾凸显期并存
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7.9%的增速，并带动全年经济增速上升到7.8%，经济总规模达到了519322亿元。2012年经济运行总体上实现了“两高一低”的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实现了12.6%和13.5%的增长；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8万人，失业率保持在4.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较2011年下降2.8个百分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平稳期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稳定的矛盾有所突出，宏观经济波动性风险凸显。
（一）战略机遇期在当前的新内涵和新条件
当前，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方面。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战略机遇期的性质和因素变化，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基础。具体包括：
1．世界经济将摆脱危机影响进入调整转型期
如前所述，美国经济已基本进入增长周期，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稳定，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也将逐渐启动，投资的恢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国际供应链条的调整都给我国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我国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优化贸易条件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形势也初步进入复苏期，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实体经济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支持，在资产价格和出口市场两个方面都将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提供良好的空间。大胆地“走出去”和“售出去”将成为我国外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新技术创新浪潮将为我国提供重要的转型动力和发展空间
当前，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信息技术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新技术创新浪潮不仅提供了更为可靠、优质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同时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化了生产组织方式，并为新经济热点的不断壮大，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重要支持。当前，美国的新能源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我国也在相同或互补的技术领域积累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新技术浪潮有望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下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周期。数据表明，我国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现代交通等行业投入研发费用的规模达到3459亿元，引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4万亿元。
3．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重要支撑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52.57%，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1182万人，农村人口数量64222万人，农村人口转移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包括“居的城镇化”、“业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三个层面，从我国城镇化的情况看，目前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业的城镇化”上，而且大多数新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在从事的行业、工种和晋升渠道等方面都与城镇职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城镇化。因此，我国城镇化还有着巨大的空间，在不断完善城镇新居民工作和创业环境的同时，还要发展与新居民收入水平、生活需求、社会尊严相称的“居”的环境，此外，作为城镇新居民，还需要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人”的环境。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创业环境的改善、劳动者待遇的提升和良好的就业服务等将是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工作。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将使1350万人成为城镇居民，涉及约410万家庭，若在“居”、“业”、“人”三个层面同时发力，预计每年将直接带来4920亿元的住宅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带来13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带来约2000亿元的创业投资需求，合计年度直接扩张内需的规模就将达到8220亿元。
垄断行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六大领域，垄断行业改革在政府政策层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2012年我国垄断行业约实现营业收入22万亿元，约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92万亿元的23%；而垄断行业的利润水平约达到1.5万亿元，约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利润的27%。垄断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仍高于非垄断行业，差距不大，但足以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所以在破除行业垄断的同时，应扩大行业投资规模，提升产品竞争能力。
在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带来直接投资、最终消费效用的同时，还将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撑。以垄断行业改革为例，其行业的利润受到了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和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控制，企业在减少垄断利润的同时，也相应的减低了产出和效率，形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损失。破除垄断之后，行业的生产方式得到优化、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产出扩张，要素间的回报水平和结构也更加合理。而在城镇化领域，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和农村资产的价格将得到有效的体现和保障，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工人流自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将带来资本、劳动、土地要素更加合理的配置，要素的产出效率也将得到明显的提升。因此，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改革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外延式的扩张性需求支持，而且为经济的内涵式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空间和条件，两者互为支撑并与其他经济社会改革相结合，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长周期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结构性矛盾凸显期在当前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三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矛盾，四是国际经济政策的非对称调整的矛盾。具体情况为：
１．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产能相对过剩矛盾是动力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第四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7.9%的增长，结束了连续12个季度的经济增速衰退进程，但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消费能力。其中，扩大投资规模是效率最高、直接产出效果最好的拉动方式，但受到我国主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导致直接投资规模扩张面临较大的风险，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小。
投资结构优化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但以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组织模式为对象的投资需要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为前提，并加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创新，创新能力不足和金融市场建设滞后阻碍了投资结构的优化。
消费能力的提高在优化信用消费环境、促进城镇化发展和实施消费补贴之后，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坚持在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有序推进，短期内难以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直接的支撑作用。
2．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是产出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5915亿元，同比增长11%，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77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7%。企业经营成本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上升和环境保护成本上升的影响，总成本上升的压力很大。化解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其他类型成本（如运输成本、信息成本、财务成本等），而实现这两个途径基础方法是推动创新，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5578亿元，增速仅为5.3%，明显低于工业增加值的7.9%的增速和主营业务收入11%的增速。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使得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原有产品和工序中继续维持生产，资产流动性减弱、经营自主性压力增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下降，最终形成产业结构的固化和产出效率的持续下降。化解的方案一是依靠政府对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强力投入和推动，二是对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大规模的减税，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可调动资源的规模。
3．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的矛盾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
我们并不认为M2与GDP之间的差额即为货币超发。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清偿手段除了用于生产和交换外，合理的表征资产价值并满足融资需要也是重要的货币职能。但一般意义上，资产价格的波动性远超过GDP，因此，M2超过GDP的部分就成“敏感”货币，具备转换成“超发货币”的能力。
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7605亿元，同比增加29300亿元，增速为22.8%；同期M2的余额达到97.4万亿元，同比增加9.1万亿元，增速为13.8%。总体上看，我国融资结构呈改善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度超过了新增发的流动性数量，有效缓解了我国M2与GDP之间持续增加的差额，部分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很快，优化了我国企业的融资环境。
但在结构上，系统性金融风险仍在持续累加。从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上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增长很快，年度融资规模分别达到了12838、12888和22498亿元，合计占比达到年度融资总额的30%。其中，前两者与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密切相关，通过银行理财产品、银行与信托机构间的资产流转等方式实现了约2.5万亿元的融资，这部分融资多数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受地方融资平台的委托，将融资平台的资产通过理财产品或信托贷款的形式销售，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二是将部分抵押资产的溢价部分进行资产证券化，实现二次融资，极易受到资产价格波动而出现抵押不足，导致类“次贷”性风险的发生。企业债券融资中也部分包括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券，并与“影子银行”贷款相联系和累加，形成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两个系统性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的信托等业务。
从宏观意义上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与“货币超发”问题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为避免过大的货币存量影响我国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环境，货币当局必须压缩流动性的投放规模；而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要，切实为实体经济融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货币当局必须提高存量货币配置效率，于是就导致了银信合作、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金融创新的出现。但在新的金融渠道形成后，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就成为金融创新产品所追逐的对象，由地方政府发起甚至担保，有良好的土地、房产等资源作为资产的地方融资平台则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企业，成为这些金融创新的优先选择目标。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之间的矛盾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重要表现。
4．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非对称调整是国际与国内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
如前所述，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已全面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主流的政策搭配模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中性（日本）甚至紧缩性（美国、欧盟）的财政政策。而我国则仍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框架，形成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的非对称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国际与国内经济失衡。如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期间，随着出口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外资大量流出我国，由于外向型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我国必须在金融市场完全健康的条件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和鼓励消费，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形势严峻，大幅度挤占了之后一段时期的货币发行空间。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形势的基本稳定和欧债危机风险的逐步消退，恢复金融市场效率，鼓励创新，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就成为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目标，宽松型货币政策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首要政策选项；而我国则受到较大货币存量的压力，只能在货币政策上趋于保守，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总量性和结构性问题，政府负担沉重，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较快，并形成了对市场主体的部分“挤出”。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这种非对称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纠正，国内将不得不保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和较为紧张的资金供给，从而引起国外套利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并借助我国金融市场上不断改善的资产杠杆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获得大量的资本回报和超额收益，从而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产业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本稳定的财政收支环境
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加13335亿元，增长12.8%。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25712亿元，比上年增加16464亿元，增长15.1%。财政收入环境基本稳定。
（一）财政收入形势分析
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56133亿元，比上年增加4805亿元，增长9.4%；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077亿元，比上年增加8530亿元，增长16.2%。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00601亿元，增长12.1%。
1．全国税收收入分析
（1）国内增值税26416亿元，比上年增长8.9%。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2）国内消费税7872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其中，卷烟消费税3949亿元，增长17.8%；成品油消费税2811亿元，增长9.9%。
（3）营业税157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其中，房地产营业税4051亿元，增长11.6%；建筑业营业税3706亿元，增长18.6%；金融业营业税2874亿元，增长32.7%，主要是金融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加。
（4）企业所得税19654亿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上下年企业所得税退税因素后增长12.8%。分行业看，银行业企业所得税4564亿元，增长41.9%；工业企业所得税7349亿元，增长2.6%，主要受2012年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低，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影响。
（5）个人所得税5820亿元，比上年下降3.9%。其中，工薪所得税3577亿元，下降8%；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595亿元，下降12.5%。主要是受2011年9月份起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以及调整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结构减收影响。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4796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关税2783亿元，比上年增长8.7%。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放缓，以及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7）出口退税10429亿元，比上年多退1224亿元，增长13.3%。主要是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相应增加退税数额。
（8）车辆购置税2228亿元，比上年增长9%。
（9）证券交易印花税304亿元，比上年下降30.8%。主要受股市成交额大幅下降的影响。
（10）城市维护建设税312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11）地方其他税种收入情况：土地增值税2719亿元，比上年增长31.8%，主要是税务部门加强了征收管理；契税2874亿元，比上年增长3.9%；城镇土地使用税1542亿元，比上年增长26.1%，主要是受部分地区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和税额标准等影响；耕地占用税1621亿元，比上年增长50.7%，主要是一些地方推进产业园区等建设、新开工项目用地增加，以及加强收入清缴征收力度。
以上收入项目中，全额或大部分属中央收入的进口环节税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低增长或下降，执行中由中央全额退付的出口退税增退较多冲减收入，这些都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而主要属地方收入的营业税、地方其他税种及地方非税收入增长较快，带动地方收入增长。相应地，中央收入增幅低于地方收入增幅。
从全年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降低、物价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结构性减税力度较大等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12.2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回落10.5个百分点。
2．非税收入分析
2012年，非税收入总额为16609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非税收入2849亿元，增长5.7%。地方非税收入13760亿元，增长20.3%。地方非税收入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按规定2011年将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部分地区年初相关工作正在启动，使2011年一季度的非税收入基数相对较低。同时，2012年初又有清缴2011年部分非税收入入库的因素，相应地2012年一季度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加较多，增加额达到1158亿元，约占全年地方非税收入增加额的一半；二是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该项收入比上年增加955亿元，约占地方非税收入增加额的四成。
3．政府性基金收入分析
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比上年减少3846亿元，下降9.3%。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313亿元，比上年增加183亿元，增长5.8%；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本级）34204亿元，比上年减少4029亿元，下降10.5%，主要是土地出让成交额下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亿元，比上年减少4656亿元，下降14%。
（二）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1．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2012年，中央财政支出64148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8765亿元，比上年增加2251亿元，增长13.6%；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45383亿元，比上年增加5462亿元，增长13.7%。地方财政用地方本级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等安排的支出106947亿元，比上年增加14214亿元，增长15.3%。
财政支出均衡性进一步提高。12月份，全国财政支出20817亿元，占全年支出的16.6%，比2011年的18.6%、2010年的20.3%分别下降2个和3.7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813亿元，占全年支出的9.7%，比2011年的11.3%、2010年的10.8%分别下降1.6个和1.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19004亿元，占全年支出的17.8%，比2011年的19.9%、2010年的22.4%分别下降2.1个和4.6个百分点。 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全年累计，教育支出21165亿元，比上年增加4667亿元，增长28.3%；科学技术支出4429亿元，比上年增加601亿元，增长15.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51亿元，比上年增加358亿元，增长18.9%；医疗卫生支出7199亿元，比上年增加769亿元，增长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42亿元，比上年增加1432亿元，增长12.9%；住房保障支出4446亿元，比上年增加625亿元，增长16.4%，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3123亿元，增长19.7%；农林水事务支出11903亿元，比上年增加1966亿元，增长19.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9020亿元，比上年增加1399亿元，增长18.4%；节能环保支出2932亿元，比上年增加291亿元，增长11%；交通运输支出8173亿元，比上年增加675亿元，增长9%。
2．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36069亿元，比上年减少3878亿元，下降9.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3355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2175亿元，比上年增加18亿元，增长0.8%；对地方转移支付1180亿元，比上年增加233亿元，增长24.6%。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33894亿元，比上年减少3896亿元，下降10.3%，主要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418亿元（其中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开支占地方土地出让支出总额的79.6%），比上年减少4752亿元，下降14.3%。
三、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收入分配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承包制等）起步，逐步推进到交换领域（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等）和生产领域（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等），当前改革的重点又重新回到收入分配领域，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目标。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当前导致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
收入分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框架的第一层次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体现在宏观经济层面即为经济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的关系；二是交换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收入分配又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并表现为三个基本关系：第一，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劳动报酬、利率、地租和技术价格；第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增速和转移情况；第三，居民之间的关系，即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宏观层面表现为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各收入阶层之间差距的减少。
根据前文所述，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和产能过剩的矛盾、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的矛盾、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非对称调整的矛盾，此外，还包括城镇化和垄断行业推进改革的压力和机遇。根据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刚刚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将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性调控手段。我们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根据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按照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规律，以五个基本关系的调控为着力点，构建如下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体系。
（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体系
当前，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在积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下，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要坚持总量性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合理运用流动性管理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支持建立合理的主体间收入分配关系
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主体收入分配关系受到金融市场性质和机制的直接影响。当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重点领域改革，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要继续推进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扎实推进商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坚持推进和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2．优化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就业，促进要素间收入分配关系的完善
要素间收入分配关系受到工资、利率关系的直接影响，提高就业率，提升劳动收入水平是关键所在。当前，应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的信贷支持。继续完善民生金融，努力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切实保障居民住房的居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要。
3．坚持市场化取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交换与收入分配关系
受到国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限制，我国企业和居民个人在实现资本与外汇交换中，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使交易利益在收入分配上产生了扭曲，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继续推动债券产品创新，创新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继续支持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市场发展，鼓励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循环，做好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的准入和市场监管。稳妥推进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相关准备工作。开展跨境个人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约束机制，规范做市商制度、结算代理业务和货币经纪业务。 4．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优化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避免银行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获得超过正常资本回报的超额利润。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改善发行和交易渠道，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便利的参与交易。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三）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财政政策兼具总量性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优势。当前，应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框架下，综合利用财政投资、补贴、税收等多种手段，坚持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化解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宏观经济与企业和个人等微观主体的全面发展。
1．完善就业支持政策，保障生产与分配的利益关系基本统一
生产与分配利益关系统一性的基础是参与生产的劳动者按产出能力获得分配权利，而保障统一性的基础是全民就业。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
2．加强农民收入支持力度，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财政政策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种粮大户倾斜。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三是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基础上，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是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大力推进城镇化，构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收益分配的平台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长周期增长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在推进“居”和“业”的城镇化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的城镇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政策要重点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4．加强按劳分配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的基本平衡
我国劳动要素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促进劳动要素内部分配关系平衡的关键是保障分布在不同属性单位中劳动要素报酬的基本平衡。具体有：
第一，促进民营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
第二，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第三，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5．建立政府对居民的直接支持渠道，从源头优化政府与居民间的分配关系
当前，建立政府对居民收入的直接支持渠道的重点包括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和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具体政策目标包括：一是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二是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6．加大民生支持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改善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关系
要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积极培育慈善组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加强慈善组织监督管理。
7．完善税收调节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居民间收入分配关系
当前，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具体包括：
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调节机制。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
第二，完善财产税收的调节机制。当前，财产税制的完善重点是房地产税的改革。要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此外，还应积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第三，完善其他税收的调节机制。重点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作者介绍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鹏 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