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京津出门是河北，河北抬腿进京津。
但是对比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就可以明显看到，在京津两大城市核心力的虹吸效应之下，河北的角色一直相当尴尬。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表态，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位河北当家人直言不讳地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河北就演好什么角色。”在3月27日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引申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好像是一台大戏，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这里主要是两个角色：一是服务角色，二是崛起角色。”
在分析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景时，这位省委书记提出了“三大难”的问题。
最大瓶颈是生态压力。
最大短板是京津周边城市不发育。
最大难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周本顺因此提出，河北要强化生态保障功能；要改善城镇层级结构；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承担交通疏解功能。
这“三大难”问题，与京津冀相联的小县城最为相关。为此，《小康》记者走访了燕郊、滦平、蠡县，分布在北京东、北、西三个不同方向的县城，这些城市在生态、产业、交通方面到底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应该怎样来耕种。
地方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遭遇了明显困境。生态、经济、民生短时间内形成的矛盾需要从整体上去平衡。蠡县，滦平，距北京一远一近，但是为了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都做出了“壮士断臂”的举动，其经济发展亦大受影响。而燕郊受惠于北京的城市辐射效应，其房地产业一枝独秀，但交通却日甚拥堵，由睡城而变堵城。凡此种种，小县城的“京津冀”一体化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
因此，在中央层面出台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同时，无论是城镇布局、产业布局，还是基础设施、环境建设，都应该综合考虑京津冀三地的现实，进而从问题入手，既要打破行政壁垒，也要激活市场活力。
比如人口发展格局，北京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以过去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3.8%计算，2017年人口将接近2500万。但迄今为止北京市的规划，仍只在控制人口进入方面着眼。但过去10年人口规划的失误，及控制人口的失败，已充分证明这一思路并不可行。如果不能以产带人，京津冀一体化所带来的改变，无非是再增加10个甚至更多像燕郊这样的睡城。未来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主政者们当眼光向外，看看国外超大都市群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但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一窝蜂现象也必须得到警惕。
在毗邻京津的廊坊、涿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投资产业园的热潮。这是市场主体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积极反应，应该得到保护与支持。但10多年前开发区热的教训历历在目。因大量土地闲置、浪费，截至2004年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0多个，核减开发区规划面积2.4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
如何避免重蹈跑马圈地的覆辙。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保定市高端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人李慧茹建议，政府严格管理园区用地的审批，对于有明确产业内容、企业载体、北京产业转移意向的，按照规划的实施要求有序发展，防止一哄而起。对于目标不清、跑马占地式的投资性“圈地运动”，则坚决抑制。
从首都经济圈，到环渤海经济圈，再到京津冀一体化，当我们不再单一的以“经济圈”来构造城市，而是叠加“生态圈”、“公共服务圈”、“生活圈”的时候，这样的城市群才会真正显示出其活力。
但是对比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就可以明显看到，在京津两大城市核心力的虹吸效应之下，河北的角色一直相当尴尬。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表态，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位河北当家人直言不讳地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河北就演好什么角色。”在3月27日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引申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好像是一台大戏，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这里主要是两个角色：一是服务角色，二是崛起角色。”
在分析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景时，这位省委书记提出了“三大难”的问题。
最大瓶颈是生态压力。
最大短板是京津周边城市不发育。
最大难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周本顺因此提出，河北要强化生态保障功能；要改善城镇层级结构；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承担交通疏解功能。
这“三大难”问题，与京津冀相联的小县城最为相关。为此，《小康》记者走访了燕郊、滦平、蠡县，分布在北京东、北、西三个不同方向的县城，这些城市在生态、产业、交通方面到底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应该怎样来耕种。
地方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遭遇了明显困境。生态、经济、民生短时间内形成的矛盾需要从整体上去平衡。蠡县，滦平，距北京一远一近，但是为了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都做出了“壮士断臂”的举动，其经济发展亦大受影响。而燕郊受惠于北京的城市辐射效应，其房地产业一枝独秀，但交通却日甚拥堵，由睡城而变堵城。凡此种种，小县城的“京津冀”一体化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
因此，在中央层面出台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同时，无论是城镇布局、产业布局，还是基础设施、环境建设，都应该综合考虑京津冀三地的现实，进而从问题入手，既要打破行政壁垒，也要激活市场活力。
比如人口发展格局，北京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以过去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3.8%计算，2017年人口将接近2500万。但迄今为止北京市的规划，仍只在控制人口进入方面着眼。但过去10年人口规划的失误，及控制人口的失败，已充分证明这一思路并不可行。如果不能以产带人，京津冀一体化所带来的改变，无非是再增加10个甚至更多像燕郊这样的睡城。未来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主政者们当眼光向外，看看国外超大都市群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但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一窝蜂现象也必须得到警惕。
在毗邻京津的廊坊、涿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投资产业园的热潮。这是市场主体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积极反应，应该得到保护与支持。但10多年前开发区热的教训历历在目。因大量土地闲置、浪费，截至2004年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0多个，核减开发区规划面积2.4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
如何避免重蹈跑马圈地的覆辙。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保定市高端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人李慧茹建议，政府严格管理园区用地的审批，对于有明确产业内容、企业载体、北京产业转移意向的，按照规划的实施要求有序发展，防止一哄而起。对于目标不清、跑马占地式的投资性“圈地运动”，则坚决抑制。
从首都经济圈，到环渤海经济圈，再到京津冀一体化，当我们不再单一的以“经济圈”来构造城市，而是叠加“生态圈”、“公共服务圈”、“生活圈”的时候，这样的城市群才会真正显示出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