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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梅怒放，香气馥郁醉人。窗外飘雪，天地白皑皑一色。我睁大了昏花老眼，寻视太空，太空苍茫无垠，连飞禽的影儿也不见！
前些天我写了一篇“哀旧雨凋零”的散文，悼念一个朋友；虽明知人死是自然规律，聚散原本无常；却不能不悲！所以每当传来朋辈谢世的噩耗，我就禁不住心酸，泪下！特别是对于接触较多，又曾受教益的师友，更加缅怀，哀思，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如对田汉同志，“文革”时我为他的屈死偷偷哭过；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文联替他举行追悼会，我不远千里专程前往参加，会上还啜泣不已。今天我又来写小文纪念他，我希望通过重温教益也能鞭策自己。
我二十一岁就认识田老了，屈指距今已五十年。当时我正在上海美专就读，记不清为了什么，一九三三、三四年间，学校要举行一次文娱活动，同学们想演出话剧，选了著名进步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咖啡店之一夜》。我因又在天一电影公司工作，喜爱戏剧，是田汉的热衷读者，所以极力赞成。由于我认识戏剧家应云卫，便请他帮助导演，是他介绍我见了田老。他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望即知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为了演出的事，我还写信请教他，他简单地回了信。后来《咖啡店之一夜》没有能演出，据说是经费成问题。而我便把田老的一封信当作了珍贵的纪念品。此后我再没有看见他，应云卫告诉我他出事了；什么事，那年月不用问也可想而知。
一九三五年我美专毕业了，回到河南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田老的那封信竟成了我的一个“共嫌”罪证，于是那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七七”事变后，在武汉我又见到田老，谈起此事，他幽默地嘴角噙笑说：“那时我也身陷囹圄，我是‘赤色分子’，你留着我的信，怎能不遭殃！”
田老在武汉参加了周总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武汉吃紧时，他辗转长沙入川。在重庆我们又相聚会，一九四○年我住北碚，和田老、应云卫、俞珊、左明、章珉……等同游北碚的名胜温泉、缙云山。田老诗兴勃发，吟诗记述这次的游历，并赠我七律一首，写成条幅送给我。虽几经浩劫，总算珍藏了下来。田老重情义，念旧谊，这期间他的南国社老友左明患肺病，求他资助盘缠返乡疗养；他自己没有力量，但他向周总理反映了，由周总理解决了左明的困难。这也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
在重庆，田老忧国忧民，也为稻粮谋；曾借喻历史，抨击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罪恶。一九四三年，他采取《水浒》中武松抗暴的故事，写了京剧本《武松》。当时适我正为成都中西书局主编“中西文艺丛书”，于是他还没有脱稿我就向他约定，编进了丛书。记得出版后他很高兴，要用稿费请我和安娥吃饭。他说是安娥帮他誊清的《武松》原稿，所以他须酬劳。安娥了解他的豪爽任性，怕他一开心，会请上许多人大吃一顿，把稿费花光；因此找了一家小馆，小吃。但他还是叫了不少菜，有趣的是，他喜欢的菜，必定重复。这天他对烩鸡血非常欣赏，接连叫了两大盘。因为是川菜辣味，辣得我涕泪交流，他却乐得抿着嘴唇直笑。他是湖南人，最爱辣味，而我和安娥是北方人，就有些吃不消了。
日本投降以后，田老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我们还有郭老、茅公，都住在虹口，时相过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田老迁居威海卫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深居简出，十分苦闷。因为住得远了，我只偶尔去看他。记得这年六七月间，天很热，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正赤膊上身伏案写字，他说：“写字是养性，也能抒发感情。”他见我手里拿着一柄纸扇，要过去也不拆下扇面，挥笔就写了一首他自己的诗。由于扇面小，他只好写行书小字；字如其人，潇洒清逸(这张扇面“文革”时遭劫，至今没有查出)。写完他已汗流浃背，他风趣地说：“酒能解暑，我们出去喝几杯啤酒吧！”我表示赞成，我知道他经常囊空如洗，决定由我作东道，也应该我作东道。可我也知道他的脾气喜欢热闹，我口袋的钱不多，请他一个人没问题，如果他再约几个人，就要捉襟见肘了。这绝非过虑，重庆时有一天记不清是谁请他吃饭，他不愿独自享受，就带上一群朋友去赴宴解馋，我也在内；使主人很尴尬，只有另摆一桌。听说吃完饭主人付不出账，幸而老板熟识，便欠了债。猜想主人必是爱好文艺，或属于文艺工作者之流，否则也不会有此雅量，接受这些“不速之客”。事后我们谈起来就捧腹大笑，传为佳话，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虽然也很欣赏这种浪漫主义作风，自己却不敢尝试，因此我向田老委婉地声明：我请他喝啤酒，吃便饭，不过只清他一人。他懂得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然而他还是把安娥带上了。这就是纯真、质朴的艺术家、诗人田老！文如其人，田老的许多作品也都充满了情趣，诗意。这只是田老性格的一面，另一面，他热诚严正，言语不多而句句中肯；他是非分明，从不虚与委蛇；为此有人怕他、恨他，也有人敬他，爱他！
一九四八年初，随着国家形势的每况愈下，我的处境也更坏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终日惴惴不安，心情非常恶劣。一度我杜门面壁，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包括文艺界协会，剧作家协会(剧协乃田老、阳翰笙、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等进步影剧界人士发起，一九四七年成立)。当时我曾在熊佛西主编的《新世纪》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发了些牢骚。不想田老关注到我的情况，他先和洪深同志、于伶同志看我，劝我“走出书房”，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几天他又和安娥找我谈话，同情我的处境，但批评我不应该消极悲观，他说：“此刻不是面壁修行的时候，现实回避不了，要洒脱些，振作起来。”尽管寥寥数语，却语重心长。安娥也鼓励我应坚强，不能太脆弱。这使我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感到在厄难中并不孤独；感到一种友情的温暖；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也很深远。不久田老就悄然离开了上海。
解放后，一九六○年四月，我为电影剧本的创作，取材京剧老艺人遭遇和京剧新苗的成长，到北京戏曲学校体验生活。一天傍晚，特地去拜访了田老，因为他熟悉京剧，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的久别重逢，他一看见我就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昨天晚上还在电视上看了我编剧的影片《向阳花开》，他夸赞我依然坚持写作。但他劝我还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宜。当他知道了我新的创作计划以后，他向我谈了些有关京剧名优的轶事，丰富了我编剧的影片《凤还巢》的内容(此片为香港摄制)。他说他想再把他的旧作《名优之死》重写一遍，可是没有时间，他抱怨会议太多。他刚写好了一个讴歌清官，鞭挞奸佞的历史题材京剧本《谢瑶环》；是他建国后继《文成公主》、《关汉卿》后又一优秀杰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由杜近芳主演，他约我明天去看彩排。这天是我认识他以来，他讲话最多的一次，他显得情绪高昂。他留我吃了晚饭，又不知疲倦地要带我去观摩川剧演出。我因没有戏票不愿去，而他保证能给我找到座位，我只好听从他。这也是他的老脾气，他在兴头上，不能扫他的兴。他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老大”哥，对较年轻的我来说，他又是老前辈，老师长。
京华一别，一九六二年我写出了《凤还巢》，接着就患肝炎，卧病许久。田老听说了，立即与阳翰老、茅公联名致电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影厂要求对我“予以照顾”。这种不忘旧谊的情怀，风格，使我深受感动，永生难忘！越两载，上海举行了全国话剧会演，田老应邀前来参加。一天，他偕同马彦祥、应云卫到华山路我的旧居看我，这时他已患糖尿病和高血压，走上三层楼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不安地连忙请他坐下休息，但他却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我的书橱。他发现我的笔筒里有一柄柳木骨的纸扇，扇面是绢和涮金纸，十分古雅，他玩赏了一会，欣然在涮金纸上写上一首他记游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瀑布的七律，诗为：
“谁迁金刚镇海东，离奇一万二千峰。
溪悬铁索摇乌鹊，月落银河化白龙。
濯足喜迎梳石水，披襟偏对喷珠风。
何当再住十五日，等得满山枫叶红。”
田老的诗才气横溢，诗中有画，景色跃然，读之如历其境。书法也仍旧潇洒清逸，且更添苍劲。我喜不自胜，视若珍宝。彦祥眼红了，向我索取，我岂肯给他，结果他拿走了一柄我自绘扇面的湘竹骨小折扇。田老写的扇面劫后幸存，但已被糟践得不象样，只好重新装裱。此后我到锦江饭店去拜望过田老两次，这期间话剧会演座谈会，已为张春桥等掀起了极“左”思潮的风浪，提出反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号召“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田老不予附和，遭到攻击。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要开展批判田老的《关汉卿》和《谢瑶环》了。耿介的田老不愿虚与委蛇，毅然拂袖离沪往苏州，行前，他约我同游，我以身体还没有恢复，未去。不意这次锦江饭店一别，竟成永诀，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十日，田老就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衔恨含冤而逝！
从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杰出的这位卓越文学家、影剧作家、诗人——田汉同志；勤勤恳恳笔耕了四十寒暑，著作浩瀚，为人民留下了大量丰硕优美的精神财富；对于他的业绩，成就，相信史书会作出全面的记载和剀切的评价。我总觉得他是戏剧家，是诗人，而他的一生事迹也是诗，是戏剧；这诗，这戏剧，又都具有浓郁的革命性，战斗性，充满了凛然正气！
忽忽田老已弃世十五周年了，今年农历二月二十日是他的八十六岁诞辰。我根据个人接触，记下片段往事的回忆，表示我对田老的怀念。我默默凝视着案头他赠我的诗句，书法；泪眼模糊中，仿佛又看见他那嘴角噙笑的音容风貌，他俨然还活着！是的，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祖国文艺的史页上！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前些天我写了一篇“哀旧雨凋零”的散文，悼念一个朋友；虽明知人死是自然规律，聚散原本无常；却不能不悲！所以每当传来朋辈谢世的噩耗，我就禁不住心酸，泪下！特别是对于接触较多，又曾受教益的师友，更加缅怀，哀思，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如对田汉同志，“文革”时我为他的屈死偷偷哭过；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文联替他举行追悼会，我不远千里专程前往参加，会上还啜泣不已。今天我又来写小文纪念他，我希望通过重温教益也能鞭策自己。
我二十一岁就认识田老了，屈指距今已五十年。当时我正在上海美专就读，记不清为了什么，一九三三、三四年间，学校要举行一次文娱活动，同学们想演出话剧，选了著名进步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咖啡店之一夜》。我因又在天一电影公司工作，喜爱戏剧，是田汉的热衷读者，所以极力赞成。由于我认识戏剧家应云卫，便请他帮助导演，是他介绍我见了田老。他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望即知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为了演出的事，我还写信请教他，他简单地回了信。后来《咖啡店之一夜》没有能演出，据说是经费成问题。而我便把田老的一封信当作了珍贵的纪念品。此后我再没有看见他，应云卫告诉我他出事了；什么事，那年月不用问也可想而知。
一九三五年我美专毕业了，回到河南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田老的那封信竟成了我的一个“共嫌”罪证，于是那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七七”事变后，在武汉我又见到田老，谈起此事，他幽默地嘴角噙笑说：“那时我也身陷囹圄，我是‘赤色分子’，你留着我的信，怎能不遭殃！”
田老在武汉参加了周总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武汉吃紧时，他辗转长沙入川。在重庆我们又相聚会，一九四○年我住北碚，和田老、应云卫、俞珊、左明、章珉……等同游北碚的名胜温泉、缙云山。田老诗兴勃发，吟诗记述这次的游历，并赠我七律一首，写成条幅送给我。虽几经浩劫，总算珍藏了下来。田老重情义，念旧谊，这期间他的南国社老友左明患肺病，求他资助盘缠返乡疗养；他自己没有力量，但他向周总理反映了，由周总理解决了左明的困难。这也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
在重庆，田老忧国忧民，也为稻粮谋；曾借喻历史，抨击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罪恶。一九四三年，他采取《水浒》中武松抗暴的故事，写了京剧本《武松》。当时适我正为成都中西书局主编“中西文艺丛书”，于是他还没有脱稿我就向他约定，编进了丛书。记得出版后他很高兴，要用稿费请我和安娥吃饭。他说是安娥帮他誊清的《武松》原稿，所以他须酬劳。安娥了解他的豪爽任性，怕他一开心，会请上许多人大吃一顿，把稿费花光；因此找了一家小馆，小吃。但他还是叫了不少菜，有趣的是，他喜欢的菜，必定重复。这天他对烩鸡血非常欣赏，接连叫了两大盘。因为是川菜辣味，辣得我涕泪交流，他却乐得抿着嘴唇直笑。他是湖南人，最爱辣味，而我和安娥是北方人，就有些吃不消了。
日本投降以后，田老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我们还有郭老、茅公，都住在虹口，时相过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田老迁居威海卫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深居简出，十分苦闷。因为住得远了，我只偶尔去看他。记得这年六七月间，天很热，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正赤膊上身伏案写字，他说：“写字是养性，也能抒发感情。”他见我手里拿着一柄纸扇，要过去也不拆下扇面，挥笔就写了一首他自己的诗。由于扇面小，他只好写行书小字；字如其人，潇洒清逸(这张扇面“文革”时遭劫，至今没有查出)。写完他已汗流浃背，他风趣地说：“酒能解暑，我们出去喝几杯啤酒吧！”我表示赞成，我知道他经常囊空如洗，决定由我作东道，也应该我作东道。可我也知道他的脾气喜欢热闹，我口袋的钱不多，请他一个人没问题，如果他再约几个人，就要捉襟见肘了。这绝非过虑，重庆时有一天记不清是谁请他吃饭，他不愿独自享受，就带上一群朋友去赴宴解馋，我也在内；使主人很尴尬，只有另摆一桌。听说吃完饭主人付不出账，幸而老板熟识，便欠了债。猜想主人必是爱好文艺，或属于文艺工作者之流，否则也不会有此雅量，接受这些“不速之客”。事后我们谈起来就捧腹大笑，传为佳话，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虽然也很欣赏这种浪漫主义作风，自己却不敢尝试，因此我向田老委婉地声明：我请他喝啤酒，吃便饭，不过只清他一人。他懂得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然而他还是把安娥带上了。这就是纯真、质朴的艺术家、诗人田老！文如其人，田老的许多作品也都充满了情趣，诗意。这只是田老性格的一面，另一面，他热诚严正，言语不多而句句中肯；他是非分明，从不虚与委蛇；为此有人怕他、恨他，也有人敬他，爱他！
一九四八年初，随着国家形势的每况愈下，我的处境也更坏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终日惴惴不安，心情非常恶劣。一度我杜门面壁，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包括文艺界协会，剧作家协会(剧协乃田老、阳翰笙、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等进步影剧界人士发起，一九四七年成立)。当时我曾在熊佛西主编的《新世纪》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发了些牢骚。不想田老关注到我的情况，他先和洪深同志、于伶同志看我，劝我“走出书房”，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几天他又和安娥找我谈话，同情我的处境，但批评我不应该消极悲观，他说：“此刻不是面壁修行的时候，现实回避不了，要洒脱些，振作起来。”尽管寥寥数语，却语重心长。安娥也鼓励我应坚强，不能太脆弱。这使我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感到在厄难中并不孤独；感到一种友情的温暖；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也很深远。不久田老就悄然离开了上海。
解放后，一九六○年四月，我为电影剧本的创作，取材京剧老艺人遭遇和京剧新苗的成长，到北京戏曲学校体验生活。一天傍晚，特地去拜访了田老，因为他熟悉京剧，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的久别重逢，他一看见我就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昨天晚上还在电视上看了我编剧的影片《向阳花开》，他夸赞我依然坚持写作。但他劝我还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宜。当他知道了我新的创作计划以后，他向我谈了些有关京剧名优的轶事，丰富了我编剧的影片《凤还巢》的内容(此片为香港摄制)。他说他想再把他的旧作《名优之死》重写一遍，可是没有时间，他抱怨会议太多。他刚写好了一个讴歌清官，鞭挞奸佞的历史题材京剧本《谢瑶环》；是他建国后继《文成公主》、《关汉卿》后又一优秀杰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由杜近芳主演，他约我明天去看彩排。这天是我认识他以来，他讲话最多的一次，他显得情绪高昂。他留我吃了晚饭，又不知疲倦地要带我去观摩川剧演出。我因没有戏票不愿去，而他保证能给我找到座位，我只好听从他。这也是他的老脾气，他在兴头上，不能扫他的兴。他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老大”哥，对较年轻的我来说，他又是老前辈，老师长。
京华一别，一九六二年我写出了《凤还巢》，接着就患肝炎，卧病许久。田老听说了，立即与阳翰老、茅公联名致电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影厂要求对我“予以照顾”。这种不忘旧谊的情怀，风格，使我深受感动，永生难忘！越两载，上海举行了全国话剧会演，田老应邀前来参加。一天，他偕同马彦祥、应云卫到华山路我的旧居看我，这时他已患糖尿病和高血压，走上三层楼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不安地连忙请他坐下休息，但他却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我的书橱。他发现我的笔筒里有一柄柳木骨的纸扇，扇面是绢和涮金纸，十分古雅，他玩赏了一会，欣然在涮金纸上写上一首他记游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瀑布的七律，诗为：
“谁迁金刚镇海东，离奇一万二千峰。
溪悬铁索摇乌鹊，月落银河化白龙。
濯足喜迎梳石水，披襟偏对喷珠风。
何当再住十五日，等得满山枫叶红。”
田老的诗才气横溢，诗中有画，景色跃然，读之如历其境。书法也仍旧潇洒清逸，且更添苍劲。我喜不自胜，视若珍宝。彦祥眼红了，向我索取，我岂肯给他，结果他拿走了一柄我自绘扇面的湘竹骨小折扇。田老写的扇面劫后幸存，但已被糟践得不象样，只好重新装裱。此后我到锦江饭店去拜望过田老两次，这期间话剧会演座谈会，已为张春桥等掀起了极“左”思潮的风浪，提出反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号召“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田老不予附和，遭到攻击。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要开展批判田老的《关汉卿》和《谢瑶环》了。耿介的田老不愿虚与委蛇，毅然拂袖离沪往苏州，行前，他约我同游，我以身体还没有恢复，未去。不意这次锦江饭店一别，竟成永诀，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十日，田老就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衔恨含冤而逝！
从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杰出的这位卓越文学家、影剧作家、诗人——田汉同志；勤勤恳恳笔耕了四十寒暑，著作浩瀚，为人民留下了大量丰硕优美的精神财富；对于他的业绩，成就，相信史书会作出全面的记载和剀切的评价。我总觉得他是戏剧家，是诗人，而他的一生事迹也是诗，是戏剧；这诗，这戏剧，又都具有浓郁的革命性，战斗性，充满了凛然正气！
忽忽田老已弃世十五周年了，今年农历二月二十日是他的八十六岁诞辰。我根据个人接触，记下片段往事的回忆，表示我对田老的怀念。我默默凝视着案头他赠我的诗句，书法；泪眼模糊中，仿佛又看见他那嘴角噙笑的音容风貌，他俨然还活着！是的，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祖国文艺的史页上！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