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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走向富足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唯独幸福除外。”
在《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书中，美国学者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有一个经典的比较：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磨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然而，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近5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这一现象与时下的中国颇为相似：30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一切似乎都在越来越好。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仿佛成了奢求。
显然。这是一个走向富足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
关乎财富更关乎欲望
说到幸福，100个人有100种理解。同样的境遇，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感受。按词典上的解释：“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一般总是从低到高一层层实现的。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幸福感的体验往往较低。所以丰衣足食曾是贫困年代人们的最大需求。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钱来支付。所以，没有财富，很难谈及幸福。
这么看来，财富和幸福感。似乎是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一贫如洗到拥有稳定收入的这一上升阶段，人们的幸福感十分明显。然而，在金钱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财富增长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低，一旦步入中产阶级，就开始与幸福脱节了。
为什么金钱增长到一定时期，便不再给人们带来相应的幸福?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满足程度/欲望(也即满足欲望的条件/欲望)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从这个公式中就可以得到答案：以得数1为分界岭，等于1或者大于1大就会感觉到幸福，比1小就会不幸福。借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一代人比我们幸福、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因为，他们的欲望更容易满足。
人的一生中，能够满足欲望的客观条件，尽管不断变动，却是相对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欲望愈大，幸福感就愈小。所以，尽管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更充裕了，但欲望也增加了，反而常常感觉失落。
关乎个体更源于制度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隐藏在一路上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背后，诸多问题渐渐浮出水面：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盲目冒进追求财富和经济成长是否真能为多数人带来幸福，更有专家提议用GNH取代GDP。
GNH即国民幸福总值，也称国民幸福指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辛格就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祸，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因此，他创造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GNH，取代了当时世界流行的GDP。从此，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不丹的最大目标。当时不丹国弱民穷，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30年后的今天。不丹人均收入超过相邻的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免费教育与医疗，人均寿命提高了16岁。2007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世界幸福地图”中，“穷国”不丹排名第八，远远超过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一时震惊了世界。受此影响，英国和日本等国也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看，GDP诞生的背景，是当时的多数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产品供给不足。对国力而言，加快经济总量增长是主要矛盾。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各国经济总量大幅上升，单一关注经济增长的GDP开始显示出严重的缺陷。“GDP原本只是用来衡量整体经济活动市场价格的一项指针，不代表真正的生活水准。但在长年的误用下，各国常陷入‘唯GDP是问’的拜物迷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当今世界GDP愈来愈成为衡量，社会福祉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唯一标准。但对人类生活品质而言。GDP是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
以中国为例，撑起中国GDP数据的几大产业是房地产、汽车和贸易等，但看看房地产给如今的中国带来的“繁荣”，就知道这种模式，不仅无法给多数家庭带来幸福感，反而让普通民众沦为“房奴”，幸福指数自然降低。
当然，中国人缺乏幸福感的原因还不仅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为什么感觉幸福，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也不存在严重的攀比心理。而现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畸形的幸福观和畸形的成功标准，使得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层”，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很难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曾说过，民主不一定要创造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只是要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彰显公平与正义。所以，如果一个富裕的社会没有公平与正义，它不见得比一个贫穷但正义的社会好。在穷国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中，这一点或许是个重要参数吧。这个弹丸之国，以现实的行动说明：幸福关乎个体，更来自制度。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唯独幸福除外。”
在《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书中，美国学者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有一个经典的比较：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磨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然而，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近5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这一现象与时下的中国颇为相似：30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一切似乎都在越来越好。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仿佛成了奢求。
显然。这是一个走向富足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
关乎财富更关乎欲望
说到幸福，100个人有100种理解。同样的境遇，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感受。按词典上的解释：“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一般总是从低到高一层层实现的。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幸福感的体验往往较低。所以丰衣足食曾是贫困年代人们的最大需求。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钱来支付。所以，没有财富，很难谈及幸福。
这么看来，财富和幸福感。似乎是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一贫如洗到拥有稳定收入的这一上升阶段，人们的幸福感十分明显。然而，在金钱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财富增长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低，一旦步入中产阶级，就开始与幸福脱节了。
为什么金钱增长到一定时期，便不再给人们带来相应的幸福?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满足程度/欲望(也即满足欲望的条件/欲望)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从这个公式中就可以得到答案：以得数1为分界岭，等于1或者大于1大就会感觉到幸福，比1小就会不幸福。借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一代人比我们幸福、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因为，他们的欲望更容易满足。
人的一生中，能够满足欲望的客观条件，尽管不断变动，却是相对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欲望愈大，幸福感就愈小。所以，尽管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更充裕了，但欲望也增加了，反而常常感觉失落。
关乎个体更源于制度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隐藏在一路上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背后，诸多问题渐渐浮出水面：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盲目冒进追求财富和经济成长是否真能为多数人带来幸福，更有专家提议用GNH取代GDP。
GNH即国民幸福总值，也称国民幸福指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辛格就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祸，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因此，他创造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GNH，取代了当时世界流行的GDP。从此，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不丹的最大目标。当时不丹国弱民穷，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30年后的今天。不丹人均收入超过相邻的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免费教育与医疗，人均寿命提高了16岁。2007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世界幸福地图”中，“穷国”不丹排名第八，远远超过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一时震惊了世界。受此影响，英国和日本等国也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看，GDP诞生的背景，是当时的多数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产品供给不足。对国力而言，加快经济总量增长是主要矛盾。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各国经济总量大幅上升，单一关注经济增长的GDP开始显示出严重的缺陷。“GDP原本只是用来衡量整体经济活动市场价格的一项指针，不代表真正的生活水准。但在长年的误用下，各国常陷入‘唯GDP是问’的拜物迷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当今世界GDP愈来愈成为衡量，社会福祉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唯一标准。但对人类生活品质而言。GDP是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
以中国为例，撑起中国GDP数据的几大产业是房地产、汽车和贸易等，但看看房地产给如今的中国带来的“繁荣”，就知道这种模式，不仅无法给多数家庭带来幸福感，反而让普通民众沦为“房奴”，幸福指数自然降低。
当然，中国人缺乏幸福感的原因还不仅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为什么感觉幸福，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也不存在严重的攀比心理。而现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畸形的幸福观和畸形的成功标准，使得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层”，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很难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曾说过，民主不一定要创造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只是要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彰显公平与正义。所以，如果一个富裕的社会没有公平与正义，它不见得比一个贫穷但正义的社会好。在穷国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中，这一点或许是个重要参数吧。这个弹丸之国，以现实的行动说明：幸福关乎个体，更来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