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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先生与世长辞。198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对马叙伦先生的一生作了极高的政治评价，称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与中国共产党的情缘
马叙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早年，他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挚友，他们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他分别掩护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李大钊牺牲后，他洒泪写下了“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的诗篇。
“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他受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
抗战时期，他更名邹华孙，明志做中华子孙，绝不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当汉奸，坚决拒绝了日本人通过陈公博和汤尔和的高官利诱。
“五四运动”时由于曾遭军警的棍打，1946年在“下关惨案”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再加上连年辛苦工作，马叙伦疾病缠身。1949年10月，他在病榻上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有些会议暂时难以参加。5日，毛泽东在马叙伦的请假信上批示道：请林老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1953年10月，年近古稀的马叙伦积劳成疾再次病倒，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日复信，以示慰问。“夷初先生：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1954年4月，马叙伦感觉不适，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请假休养一个月。毛泽东闻讯，又关切地复信给他，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毛泽东的真挚关怀使这位老教育家深受感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就抱病回高教部主持工作。
自1957年以后，他一直卧病在床。马老久病卧床，身体失掉抵抗力，为了防止病源传染，平日只好拒绝别人探视。可是党和民进组织经常来人或来电话了解马老的病情。1957年，马老病情转变时，陈毅副总理前来探视，当时马老尚能支持着和他谈话。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精心护理，并前往医院看望。
1958年5月的一天，马老突然高烧，在病情一度危急的时候，周总理又来到病房探视。在总理跨进病房的时候，护士柯贵贤同志正戴着皮手套替马老解大便，臭气四溢，可是总理却站在床前默默地注视着，并问护士：“马老的心律多少？”护士回答：“120跳。”总理听后，立即走出病房找大夫询问病情，在听到大夫汇报的心律数和护士说的不符时，总理就焦急地说：“你们要关心马老的病情，可不要马虎啊！”总理为党为国操劳，还在百忙之中来探视马老，这种精神让人非常感动。从这次总理来过以后，医院就派了专职大夫负责马老的治疗。在马老卧床不起的时候，马老曾致函毛主席，请求政府撤回自己专用的汽车，缩小住宅规格，减少日常供应，以节约政府的开支。毛主席三次复信，嘱马老安心养病，并嘱有关部门照常供应，关切之情感人肺腑。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叙伦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全力保护，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员，要求“绝对保卫马老的安全”！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正是带着这种信念，1958年6月5日，他勉力书就了毕生奋斗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马叙伦最后的遗训，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实写照。
酝酿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1946年1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胜利中国的瞻顾》文章，其中谈到：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马叙伦》一书记载：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芷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
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经老友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
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投身筹备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共在《“五一”口号》的第5条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马叙伦在香港从广播中听到后，兴奋地说：除反动派别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当他读到全文以后，便立即在《群众》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五一”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是“一篇胜利的檄文”，“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5月5日，马叙伦除了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以外，又以民进的名义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 “‘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须有神圣的约束，必须有诚心诚意给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务精神”。这一《宣言》，是民进史上十分光辉的历史文献。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民进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同时也是在各党派中第一个做出这样的选择。此后，民进便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双重任务。
为了实现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民进首先对政协的性质作了阐述。1948年5月，马叙伦著文，在对新旧政协作了比较以后，认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马叙伦的这些看法，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高见。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哈尔滨两次讨论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1949年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托，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2月，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来北平。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
毛主席到北平后，于5月中旬邀请马叙伦等商谈政协筹备工作。6月5日，民进理事会讨论了将要提交新政协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草案。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民进，民进成员郑振铎、周建人作为文化界代表，民进成员雷洁琼、葛志成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出席了会议，马叙伦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民进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一届政协。马叙伦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有一条有关中国民主促进会和马叙伦以及决定国歌的史料。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担任常务委员，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止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第六小组副组长沈雁冰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页以整页影印了这次座谈会关于国歌讨论纪录的一页。这一页纪录的顶端是“国歌”二字，是这页纪录的议题。以下紧接的第一、二行就是第一个发言：“马叙伦：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以下是各位参加座谈的同志表示赞同的发言。根据前引史料的纪述，最后周恩来、毛泽东同意、拍板。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严于律己的楷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同志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老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与重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他与其他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老又出任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到他1954年10月离任为止，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整整五年。这五年里，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废除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属于人民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的教育制度。在部长岗位上的马老，为这项造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位老教育家的智慧和力量。 马叙伦一生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对别人都比较宽容大度，但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
马叙伦的女儿马佩回忆到：我觉得要总结父亲的一生也很简单，人的意识中都应有一条贯穿人的一生的主线，围绕着主线去做一切事情，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有的人一心想作学问，父亲都不是，他一生要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是“民族自主不受外辱、国家自强昌盛、民众平等安居乐业”，为此他一生不断地思考、思索、学习，探索、寻找实现意愿的道路、方法。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父亲也是这样，在实践中也有过犹豫，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但他认识到了就坚决地与之决裂，在实践的路上也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对一些事物从不认识、不理解、不参与到认识、理解、支持、参与，随着时代的潮流，把自己融合进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最终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正确的路。
马叙伦在实践理想的历程中，也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和品德，他没有名利的追求，他务实，没有私心，一心为公。他生活中公私分明遵守制度，对国家的号召积极响应、他生活俭朴，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等。他身教多于言教，对后代影响很深。
马叙伦生活简朴，除必要的开支他决不浪费，储蓄起来，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高潮时，他让母亲和女儿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亲属也不例外。他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十一”、“五一” 的时候，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花，他只带小女儿去过一次，第二年就不带女儿去了，他对女儿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
马老对新生事物非常支持，上世纪50年代提起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建议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马叙伦立即就签了名。
马叙伦非常节约而且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打草稿用，或者让女儿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女儿做的。给女儿印象最深的是用纸，马叙伦要求女儿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写一遍，一张纸当两张纸用。马叙伦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马叙伦对文物很重视，生前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等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1986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
1939年，马叙伦的第六子马龙瑞从上医大刚毕业即被调往红十字会，分配去云南边境遮放地区进行抗“瘴气”及防病治病工作。因为大后方的军民后退时要从越南海防再入云南，军民因被蚊虫传染而发疟疾严重影响军力，因此抗疟成为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他老人家得知此消息后，曾写诗一首寄给马龙瑞给予鼓励。1943年马龙瑞始回贵阳，1944年婚后十天即被派往印度学习热带病，马老得此消息后有感作诗一首以示鼓励。
马叙伦先生就是民进老一辈的杰出代表。民进中央原主席许嘉璐说，民进的每一位创始人都是一部大“书”，很难读完读好的大“书”，我们应该认真地读，反复地读。马老就是我们永远读不完、常读常新的一部大“书”。
与中国共产党的情缘
马叙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早年，他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挚友，他们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他分别掩护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李大钊牺牲后，他洒泪写下了“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的诗篇。
“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他受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
抗战时期，他更名邹华孙，明志做中华子孙，绝不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当汉奸，坚决拒绝了日本人通过陈公博和汤尔和的高官利诱。
“五四运动”时由于曾遭军警的棍打，1946年在“下关惨案”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再加上连年辛苦工作，马叙伦疾病缠身。1949年10月，他在病榻上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有些会议暂时难以参加。5日，毛泽东在马叙伦的请假信上批示道：请林老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1953年10月，年近古稀的马叙伦积劳成疾再次病倒，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日复信，以示慰问。“夷初先生：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1954年4月，马叙伦感觉不适，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请假休养一个月。毛泽东闻讯，又关切地复信给他，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毛泽东的真挚关怀使这位老教育家深受感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就抱病回高教部主持工作。
自1957年以后，他一直卧病在床。马老久病卧床，身体失掉抵抗力，为了防止病源传染，平日只好拒绝别人探视。可是党和民进组织经常来人或来电话了解马老的病情。1957年，马老病情转变时，陈毅副总理前来探视，当时马老尚能支持着和他谈话。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精心护理，并前往医院看望。
1958年5月的一天，马老突然高烧，在病情一度危急的时候，周总理又来到病房探视。在总理跨进病房的时候，护士柯贵贤同志正戴着皮手套替马老解大便，臭气四溢，可是总理却站在床前默默地注视着，并问护士：“马老的心律多少？”护士回答：“120跳。”总理听后，立即走出病房找大夫询问病情，在听到大夫汇报的心律数和护士说的不符时，总理就焦急地说：“你们要关心马老的病情，可不要马虎啊！”总理为党为国操劳，还在百忙之中来探视马老，这种精神让人非常感动。从这次总理来过以后，医院就派了专职大夫负责马老的治疗。在马老卧床不起的时候，马老曾致函毛主席，请求政府撤回自己专用的汽车，缩小住宅规格，减少日常供应，以节约政府的开支。毛主席三次复信，嘱马老安心养病，并嘱有关部门照常供应，关切之情感人肺腑。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叙伦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全力保护，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员，要求“绝对保卫马老的安全”！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正是带着这种信念，1958年6月5日，他勉力书就了毕生奋斗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马叙伦最后的遗训，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实写照。
酝酿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1946年1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胜利中国的瞻顾》文章，其中谈到：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马叙伦》一书记载：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芷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
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经老友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
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投身筹备新政协
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共在《“五一”口号》的第5条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马叙伦在香港从广播中听到后，兴奋地说：除反动派别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当他读到全文以后，便立即在《群众》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五一”口号》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是“一篇胜利的檄文”，“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5月5日，马叙伦除了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以外，又以民进的名义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 “‘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须有神圣的约束，必须有诚心诚意给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务精神”。这一《宣言》，是民进史上十分光辉的历史文献。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民进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同时也是在各党派中第一个做出这样的选择。此后，民进便开始同时承担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和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双重任务。
为了实现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民进首先对政协的性质作了阐述。1948年5月，马叙伦著文，在对新旧政协作了比较以后，认为“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马叙伦的这些看法，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高见。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哈尔滨两次讨论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1949年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托，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2月，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来北平。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
毛主席到北平后，于5月中旬邀请马叙伦等商谈政协筹备工作。6月5日，民进理事会讨论了将要提交新政协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草案。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民进，民进成员郑振铎、周建人作为文化界代表，民进成员雷洁琼、葛志成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出席了会议，马叙伦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民进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一届政协。马叙伦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有一条有关中国民主促进会和马叙伦以及决定国歌的史料。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担任常务委员，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止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第六小组副组长沈雁冰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页以整页影印了这次座谈会关于国歌讨论纪录的一页。这一页纪录的顶端是“国歌”二字，是这页纪录的议题。以下紧接的第一、二行就是第一个发言：“马叙伦：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以下是各位参加座谈的同志表示赞同的发言。根据前引史料的纪述，最后周恩来、毛泽东同意、拍板。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严于律己的楷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同志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老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与重托。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他与其他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老又出任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到他1954年10月离任为止，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整整五年。这五年里，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废除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属于人民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的教育制度。在部长岗位上的马老，为这项造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位老教育家的智慧和力量。 马叙伦一生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对别人都比较宽容大度，但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
马叙伦的女儿马佩回忆到：我觉得要总结父亲的一生也很简单，人的意识中都应有一条贯穿人的一生的主线，围绕着主线去做一切事情，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有的人一心想作学问，父亲都不是，他一生要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是“民族自主不受外辱、国家自强昌盛、民众平等安居乐业”，为此他一生不断地思考、思索、学习，探索、寻找实现意愿的道路、方法。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父亲也是这样，在实践中也有过犹豫，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但他认识到了就坚决地与之决裂，在实践的路上也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对一些事物从不认识、不理解、不参与到认识、理解、支持、参与，随着时代的潮流，把自己融合进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最终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正确的路。
马叙伦在实践理想的历程中，也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和品德，他没有名利的追求，他务实，没有私心，一心为公。他生活中公私分明遵守制度，对国家的号召积极响应、他生活俭朴，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等。他身教多于言教，对后代影响很深。
马叙伦生活简朴，除必要的开支他决不浪费，储蓄起来，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高潮时，他让母亲和女儿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亲属也不例外。他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十一”、“五一” 的时候，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花，他只带小女儿去过一次，第二年就不带女儿去了，他对女儿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
马老对新生事物非常支持，上世纪50年代提起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建议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马叙伦立即就签了名。
马叙伦非常节约而且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打草稿用，或者让女儿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女儿做的。给女儿印象最深的是用纸，马叙伦要求女儿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写一遍，一张纸当两张纸用。马叙伦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马叙伦对文物很重视，生前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等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1986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
1939年，马叙伦的第六子马龙瑞从上医大刚毕业即被调往红十字会，分配去云南边境遮放地区进行抗“瘴气”及防病治病工作。因为大后方的军民后退时要从越南海防再入云南，军民因被蚊虫传染而发疟疾严重影响军力，因此抗疟成为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重要任务之一。当他老人家得知此消息后，曾写诗一首寄给马龙瑞给予鼓励。1943年马龙瑞始回贵阳，1944年婚后十天即被派往印度学习热带病，马老得此消息后有感作诗一首以示鼓励。
马叙伦先生就是民进老一辈的杰出代表。民进中央原主席许嘉璐说，民进的每一位创始人都是一部大“书”，很难读完读好的大“书”，我们应该认真地读，反复地读。马老就是我们永远读不完、常读常新的一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