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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谈论自己的东西，最擅长的是自黑。谈论自己的东西麻烦在于，我以毫无歧义的劣势面对读者充满歧义的优势，我不知道需要用怎样的方式才能解释清楚，我写下的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写下的，矛盾于自己的不确定有它的特殊困难，我惊讶地看到自己竟然在谈论自己的东西。
任何时候，小说由两篇来定义无疑显得太少了，我的自尊都会觉得难受。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小说由谁来定义？而诡异的是，现在，小说必须从两篇里面谈出点东西来。我能这么说吗？在小作家那里，篇幅决定了风格，在大作家那里，风格决定了篇幅。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小说没有秘密。无论多么艰难，小说必须教会现实，小说就是一种生活现实。从这些年来看，人们已经习惯于对小说发生误解，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从小说中学会假设现实，人怎么应对这个小说化了的世界。
关于小说，我喜欢从外行的角度来观察，就像一间工业公司做产品一样，不能做完美了，最好带点粗粝感，有瑕疵未必是坏事，但聪明的人也绝不纠缠于此。当代营销大师李克举了乔布斯和张小龙作例子谈产品，深得我心，我认为小说也是同理，他们都是伟大的产品挑选人，而我们要学习他们做产品的经验，他们对产品的理解深度，不是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不是很能让一个人对某件事准确的传达，或者，完全传达，最简单粗暴的做法是身临其境感受他们的作品。这就是说，无论多么有深度和创见的评论，都不及创造出的那个具体产品。平时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特别能侃侃而谈的那个人，都不是读者特别关注的，读者关注的永远是作品，作品不会撒谎。
两个短篇，我分开了说。仿佛丑闻和争论的结果，为失败的生活索取报复的糟糕行为，我并不想存在软化残酷人生的企图，我想说的是，一些人活着让另一些人夜不能寐。
关于《忽悠悠》这篇小说，貌似写成瘾性吸食（轻毒）品，实际上涉及了一种有趣的地方风俗学：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烫吸轻毒性麻醉品作为聚众时尚一度流行了三十年。特别是从兽用安钠钾熬炼出来的粉块安钠钾，因其提神、价廉和轻瘾性，备受人们的青睐。我算过，一个 30元打火机大小的粉块安钠钾可吸食一个月，比抽烟可便宜多了。再厉害一点的就是溜冰，这种新型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价格昂贵，幻灭感更强劲，1克达 400-500元，年轻人偶尔吸食几口，一般人则溜不起，我曾被从小穿开裆裤玩大的朋友们叫去溜，长条桌子、饮料瓶子、吸管、锡纸、打火机、水，排场如分行的诗歌制造出鬼祟扭结的韵脚，亏我内心意志坚决，抵制住了这种对好奇心的巨大勾引。后来，溜这玩意儿的朋友被抓了两个，其他人吓破了胆，继续吸食安钠钾不再溜冰了。无论是安钠钾还是冰，翻着倍的利润让人着魔，我们那里的人暗暗遵循了一条铁律：越愚蠢，越有勇气迈出贩卖的那一步。
和《忽悠悠》挨着点边的是《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里面也写到了吸贩安钠钾和冰，但更多的是探讨一种打劫的伦理。对富人和为富不仁的人打劫，我家乡的人都怀有一种朴素的凶残，仿佛人人拘困于所剩无几的时光，对生活往往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耐烦，他们收买自己或者出卖自己而浑然不觉。我还有几个像《忽悠悠》《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类似的小说，我都奇怪我怎么会写那么多的关于家乡另类风俗的小说，比如我写过顶神这种狂热的陋习，也写过赌博那种燃烧的激情，还有令人咋舌的酒鬼，以及胆大妄为的村干部。
我说这些似乎有出卖家乡和家乡朋友们的嫌疑，那么反过来说，我还是个诚实的叛徒呢。我们老家的人民，从明末清初定居蒙汉交界地以来就似乎一直与文明的世界观作斗争，农耕社会的传统观念始终鞭策着他们的想象力，诸如顶神、算命、作匪、逞勇、吸食鸦片等等悍塞行为均为人前显胜的资本，我痛斥他们以与邪灵同在的乖戾方式表现不羁个性，精神的日常饮食为愚蠢的肉体所麻痹。我的键盘就是杀猪刀，让每一个锋利的按键敲出更多的可能性，我既是他们的消费者也是他们的黑手党。
作为一种地方风俗学的记录，我将家乡的轶事和传奇作了简单分类，这是一个粗略的系列，《忽悠悠》和《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是系列之一种。不得不说，这类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活中显得孤独而突兀，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点，直到我开始写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和荒诞不经的所谓先锋文学时才发现，我曾游移不定地探讨过一群普通人也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残暴。我没必要羞羞答答地发表我的看法，在魔鬼的世界里，被消费主义伪装起来的地方风俗，他就是封建主义文化。
不管是跌跌撞撞的茹老师还是精疲力竭的茹耀东，以及薛利平、罗勇光等等，在我的家乡，本质上他们都是一个人，都有一张猥琐不堪的脸，是我的邻居或朋友，对他们身份的辨识无需任何犹豫和踌躇，甚至可以这么说，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大多数小说家来说，比如福克纳或莫言，马尔克斯或贾平凹，有时我会和他们一样，家（家乡、家族、家庭）叙事勾兑点荒唐行事的人（人民、人群、人渣）伦乃成文学，有些现成的资源能在任何写作中起到比灵感还更大的作用，说白了，不管你是不是小说家，首先你要成为他们的同伙，抑或是他们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受害者也行。所以我曾不无得意的说，就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我可以为每个村民写一部自传式小说，更极端一点的说，是他们把自己活成了小说。
我一开头就坦白了，我最怕谈论自己的东西，但现实情况是，你越怕什么就越躲避不掉什么，我不止一次面临读者的疑问，你写的那些是真的吗？对我来说，这种问题有难度，就像我回
答不了我妈和我老婆都掉水里先救谁一样，我懊恼的是天底下怎么有那么多巧合，老妈和老婆怎么能同时掉水里呢？最高虚构和最低现实在本源上是同一的，我甚至要这么说，我写下的虚构也是他们将要完成的，创造一种新的现实，难度不亚于對虚构的对抗。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我们都在过着一种对自己来说陌生的生活，陌生到什么程度呢，对我们经历的生活已经熟视无睹了。我现在干的，就是将熟视无睹的庸常生活用小说的筛子重新过滤一遍，没被滤掉的，在我眼里，就是一些无与伦比的阴谋家，对势利眼的生活保持前后一致并顶礼膜拜。
我特别乐意同意如下观点，有什么样的小说，就有什么样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先后关系，我相信读者比作者更聪明。但小说不是给我们提供思考的，那些让小说传达神秘感或悲悯的做法显得道行太低了，以我的阅读经验，即便包括卡夫卡这样的作家都是让我们感受喜悦的，没错，小说的第一要务不是让人理解，而是感受喜悦，策兰和曼德尔斯塔姆那类文学显得太另类了。将喜悦作为小说写作的第一法则，对我，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乐于自我满足的内心生活；唔，连哮喘都成为他艺术的一部分，是自己疾病的出色的舞台导演，那是普鲁斯特。
那么，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了，这两篇关于地方风俗学的小说在讲，人是如何不满足于身体的饥渴去铤而走险的，在这个地方，人人都是小说的原型，铤而走险形同魔法世界的娱乐。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根据我对他们的观察经验：出自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地方风俗学，这种阐释何其贴切，而阻挡悲观主义，按本雅明给出的药方，是愤怒，我要写的人，缺乏愤怒的经验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套用诗人臧棣的一句话说便是，谁做过这样的梦？用小说的概念代替原罪的概念。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
任何时候，小说由两篇来定义无疑显得太少了，我的自尊都会觉得难受。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小说由谁来定义？而诡异的是，现在，小说必须从两篇里面谈出点东西来。我能这么说吗？在小作家那里，篇幅决定了风格，在大作家那里，风格决定了篇幅。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小说没有秘密。无论多么艰难，小说必须教会现实，小说就是一种生活现实。从这些年来看，人们已经习惯于对小说发生误解，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从小说中学会假设现实，人怎么应对这个小说化了的世界。
关于小说，我喜欢从外行的角度来观察，就像一间工业公司做产品一样，不能做完美了，最好带点粗粝感，有瑕疵未必是坏事，但聪明的人也绝不纠缠于此。当代营销大师李克举了乔布斯和张小龙作例子谈产品，深得我心，我认为小说也是同理，他们都是伟大的产品挑选人，而我们要学习他们做产品的经验，他们对产品的理解深度，不是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不是很能让一个人对某件事准确的传达，或者，完全传达，最简单粗暴的做法是身临其境感受他们的作品。这就是说，无论多么有深度和创见的评论，都不及创造出的那个具体产品。平时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特别能侃侃而谈的那个人，都不是读者特别关注的，读者关注的永远是作品，作品不会撒谎。
两个短篇，我分开了说。仿佛丑闻和争论的结果，为失败的生活索取报复的糟糕行为，我并不想存在软化残酷人生的企图，我想说的是，一些人活着让另一些人夜不能寐。
关于《忽悠悠》这篇小说，貌似写成瘾性吸食（轻毒）品，实际上涉及了一种有趣的地方风俗学：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烫吸轻毒性麻醉品作为聚众时尚一度流行了三十年。特别是从兽用安钠钾熬炼出来的粉块安钠钾，因其提神、价廉和轻瘾性，备受人们的青睐。我算过，一个 30元打火机大小的粉块安钠钾可吸食一个月，比抽烟可便宜多了。再厉害一点的就是溜冰，这种新型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价格昂贵，幻灭感更强劲，1克达 400-500元，年轻人偶尔吸食几口，一般人则溜不起，我曾被从小穿开裆裤玩大的朋友们叫去溜，长条桌子、饮料瓶子、吸管、锡纸、打火机、水，排场如分行的诗歌制造出鬼祟扭结的韵脚，亏我内心意志坚决，抵制住了这种对好奇心的巨大勾引。后来，溜这玩意儿的朋友被抓了两个，其他人吓破了胆，继续吸食安钠钾不再溜冰了。无论是安钠钾还是冰，翻着倍的利润让人着魔，我们那里的人暗暗遵循了一条铁律：越愚蠢，越有勇气迈出贩卖的那一步。
和《忽悠悠》挨着点边的是《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里面也写到了吸贩安钠钾和冰，但更多的是探讨一种打劫的伦理。对富人和为富不仁的人打劫，我家乡的人都怀有一种朴素的凶残，仿佛人人拘困于所剩无几的时光，对生活往往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耐烦，他们收买自己或者出卖自己而浑然不觉。我还有几个像《忽悠悠》《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类似的小说，我都奇怪我怎么会写那么多的关于家乡另类风俗的小说，比如我写过顶神这种狂热的陋习，也写过赌博那种燃烧的激情，还有令人咋舌的酒鬼，以及胆大妄为的村干部。
我说这些似乎有出卖家乡和家乡朋友们的嫌疑，那么反过来说，我还是个诚实的叛徒呢。我们老家的人民，从明末清初定居蒙汉交界地以来就似乎一直与文明的世界观作斗争，农耕社会的传统观念始终鞭策着他们的想象力，诸如顶神、算命、作匪、逞勇、吸食鸦片等等悍塞行为均为人前显胜的资本，我痛斥他们以与邪灵同在的乖戾方式表现不羁个性，精神的日常饮食为愚蠢的肉体所麻痹。我的键盘就是杀猪刀，让每一个锋利的按键敲出更多的可能性，我既是他们的消费者也是他们的黑手党。
作为一种地方风俗学的记录，我将家乡的轶事和传奇作了简单分类，这是一个粗略的系列，《忽悠悠》和《梦见与死人交谈你会名扬四海》是系列之一种。不得不说，这类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活中显得孤独而突兀，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点，直到我开始写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和荒诞不经的所谓先锋文学时才发现，我曾游移不定地探讨过一群普通人也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残暴。我没必要羞羞答答地发表我的看法，在魔鬼的世界里，被消费主义伪装起来的地方风俗，他就是封建主义文化。
不管是跌跌撞撞的茹老师还是精疲力竭的茹耀东，以及薛利平、罗勇光等等，在我的家乡，本质上他们都是一个人，都有一张猥琐不堪的脸，是我的邻居或朋友，对他们身份的辨识无需任何犹豫和踌躇，甚至可以这么说，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大多数小说家来说，比如福克纳或莫言，马尔克斯或贾平凹，有时我会和他们一样，家（家乡、家族、家庭）叙事勾兑点荒唐行事的人（人民、人群、人渣）伦乃成文学，有些现成的资源能在任何写作中起到比灵感还更大的作用，说白了，不管你是不是小说家，首先你要成为他们的同伙，抑或是他们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受害者也行。所以我曾不无得意的说，就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我可以为每个村民写一部自传式小说，更极端一点的说，是他们把自己活成了小说。
我一开头就坦白了，我最怕谈论自己的东西，但现实情况是，你越怕什么就越躲避不掉什么，我不止一次面临读者的疑问，你写的那些是真的吗？对我来说，这种问题有难度，就像我回
答不了我妈和我老婆都掉水里先救谁一样，我懊恼的是天底下怎么有那么多巧合，老妈和老婆怎么能同时掉水里呢？最高虚构和最低现实在本源上是同一的，我甚至要这么说，我写下的虚构也是他们将要完成的，创造一种新的现实，难度不亚于對虚构的对抗。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我们都在过着一种对自己来说陌生的生活，陌生到什么程度呢，对我们经历的生活已经熟视无睹了。我现在干的，就是将熟视无睹的庸常生活用小说的筛子重新过滤一遍，没被滤掉的，在我眼里，就是一些无与伦比的阴谋家，对势利眼的生活保持前后一致并顶礼膜拜。
我特别乐意同意如下观点，有什么样的小说，就有什么样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先后关系，我相信读者比作者更聪明。但小说不是给我们提供思考的，那些让小说传达神秘感或悲悯的做法显得道行太低了，以我的阅读经验，即便包括卡夫卡这样的作家都是让我们感受喜悦的，没错，小说的第一要务不是让人理解，而是感受喜悦，策兰和曼德尔斯塔姆那类文学显得太另类了。将喜悦作为小说写作的第一法则，对我，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乐于自我满足的内心生活；唔，连哮喘都成为他艺术的一部分，是自己疾病的出色的舞台导演，那是普鲁斯特。
那么，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了，这两篇关于地方风俗学的小说在讲，人是如何不满足于身体的饥渴去铤而走险的，在这个地方，人人都是小说的原型，铤而走险形同魔法世界的娱乐。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根据我对他们的观察经验：出自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地方风俗学，这种阐释何其贴切，而阻挡悲观主义，按本雅明给出的药方，是愤怒，我要写的人，缺乏愤怒的经验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套用诗人臧棣的一句话说便是，谁做过这样的梦？用小说的概念代替原罪的概念。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