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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7月上半月刊发表的“从《历史教学》看五十五年来我国的历史教育研究——基于CSSCI(1951—2006)数据的量化分析”一文，因我们审稿时没有仔细思量，没有发现该文数据的严重失实。本刊是1951年创刊的杂志，1990年代之前没有电子版。经询问，CSSCI只有1998年以后的数据。作者在注释中说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指清华大学的CNKI。本刊没有与该中心签署最终协议，不知道他们的数据从何而来。为了说明该文数据失误，我们特别邀请龚奇柱先生撰文，并要求他将在本刊所发表的文章详细开列出来，以正视听。本刊的很多老作者大概都会有同感，就此我们向老一代作者致歉。另外，该文作者仅仅是周仕德一人，张明富先生有“声明”，请读者注意。
[关键词]研究方法，数据统计，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7-0010-03
近读《从(历史教学)看五十五年来我国历史教育研究——基于CSSCI(1951～2006)数据的量化分析》(见《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一文，颇受启发，获益良多。从研究的内容看，该文是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是对历史教育研究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的冯一下先生就曾提出“加强对历史教学研究的研究”(见《历史教学》1988年11期)，然而至今在这方面仍是历史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所以本文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研究的视角看，该文不是对五十五年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全面评价，而是“以历史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载文的内容分析的方式来进行历史教育研究”，并形成专文。笔者与作者一样，“到行文时还没发现”与此类似的研究视角，笔者也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章。从研究的方法看，该文主要引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总库提供的“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SSI)”中的有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这是对历史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记得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因为只有正确地把握“量”，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质”。对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如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寻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论的共同点，是历史教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课题。该文从数据库中得出数量统计，进行量化分析，不失为创新历史教育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
再从本文作者的构成看，本文是历史教育研究工作者与史学研究工作者合作研究的成果。高师的历史教育课程历来在一些学校不受重视。为扭转这一局面，这些年来，一些从事专门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院(系)领导，带头关心中学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课程的教学，并涉足历史教育研究。本文作者之一的张明富教授即是如此。张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但十年前就参与主持了教育部的一项关于高师历史专业课程设置如何更好地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课题1，形成了由他撰写的研究报告。他在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工作后，主动加强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联系，经常听取熟悉中学历史教学情况的同志的建议，还为重庆市的中学历史骨干教师授课。史学家关注历史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吴晗既是著名史学家，又是著名的历史教育家。高师专门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主动关心和介入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有助于壮大和优化历史教育研究队伍，形成研究的合力。该文启示我们：拓宽研究视野，选择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发展研究队伍，实现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的创新，有利于繁荣历史教育研究，提高历史教育的学术水平。这是我学习该文的几点感悟。
该文不是对我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而是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研究，如能在数据的统计、量化分析方面直奔主题，突出对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而不杂糅我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统计、地区和单位分布；如果不以未能反映历史学科特点的“改革”“课程改革”和指向太泛的“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历史教学”等“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分析历史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研究的趋势的依据，是否还会更好一些。
读了该文，在收获良多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疑惑：该文的量化分析是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总库提供的“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SSI)”。1950～2006年《历史教学》的论文是否都收入了总库，总库和“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是否真实，是否准确，这直接影响着研究的结论。该文表3：《历史教学》1951～2006年高产作者发文统计(“统计数据适取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共9名)这个统计与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出入，这里仅举两例。
提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育研究，不能不让我想到已故的赵恒烈教授。赵教授毕生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历史教育学》等多部专著，在多种专业期刊上发表历史教育论文180余篇。我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赵恒烈历史教育选集》中的“赵恒烈先生著作目录”，《历史教学》编辑部编的《历史教学三十五年(1951～1985)总目录索引》，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王芝九编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的“历史教学参考书目分类索引”以及本人保存的1963N1966年的部分《历史教学》期刊、1979～现在的《历史教学》历期期刊，发现赵教授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不是表中统计的16篇，而是32篇。其中1951～1979年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11篇，包括《如何通过人物描写加强历史教学的形象性》(处女作，1957年1期)、《历史课的联系现实的目的》(与朱仲玉合著，1957年4期)、《对历史教育中贯彻四个基本观点的几点认识》(与张习孔合著，1959年9期)、《略谈历史课堂教学中的“精讲多练”》(1960年8期)、《略谈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概念的几个问题》(1962年10期)、《诗歌和历史教学》(1962年10期)、《如何纠正学生掌握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1963年5期)、《教授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经济方面教材的有关问题》(1964年3期)、《关于井田制概念的几个问题》(1964年9期)、《教授有关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几个问题的探讨》(1966年2期)和《要充分使用历史教科书》(1979年9期)，而据表3统计，赵教授这期间只在《历史教学》发表1篇文章，与实际相差太大!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历史教学》文章残缺不全和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差错，我还想再以个人为例来说明。每个人对自己曾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过什么文章不可能不了解，在数字统计上自然不会出现大的差错。我1962年从西南师院毕业后分到重庆三中(南开中学)从事历史教学，1984年调重庆教科所(今教科院)从事历史教学研究。1963年我在《历史教学》发表了处女作《<保卫解放区的武装斗争)一课的教学》(7000余字，1963年10期)，记得《人民日报》还登了该期文章的目录，这对一个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青年历史教师是莫大的鼓舞。接着连续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3篇文章。1979年《历史教学》复刊后，我又在《历史教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正如我在为纪念《历史教学》创刊三十五周年撰写的《回顾我走过的历史教学研究道路》(1986年1期)一文所说，“是《历史教学》把我引上了历史教学研究的道路”。我统计了一下，在我公开发表的60多篇文章中，《历史教学》占了20篇，而表3规定“高产作者”是“适取发文10篇以上的作者”，如果不考虑文章的质量和水平的话，那发表了20篇的作者，岂不也该“榜”上有名。当然，这是玩笑话。
以上仅是自己熟悉的两个例子，类似的情况不会只是个别。由此我在想：网络出版总库中还有多少被遗漏的文章?
历史教育研究要创新研究方法，重视量化分析，这是一个方向。但如果量化分析中所依靠的数据的来源不全面、不精确，岂不大大影响研究的结论。不知作者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多指教帮助。
我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了解很少，运用也差，深感虚心向年青人学习的必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为历史课程改革、为历史教育研究再尽绵薄之力，这就是一位老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心愿。
[责任编辑：任世江]
[关键词]研究方法，数据统计，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7-0010-03
近读《从(历史教学)看五十五年来我国历史教育研究——基于CSSCI(1951～2006)数据的量化分析》(见《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一文，颇受启发，获益良多。从研究的内容看，该文是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是对历史教育研究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的冯一下先生就曾提出“加强对历史教学研究的研究”(见《历史教学》1988年11期)，然而至今在这方面仍是历史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所以本文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研究的视角看，该文不是对五十五年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全面评价，而是“以历史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载文的内容分析的方式来进行历史教育研究”，并形成专文。笔者与作者一样，“到行文时还没发现”与此类似的研究视角，笔者也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章。从研究的方法看，该文主要引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总库提供的“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SSI)”中的有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这是对历史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记得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因为只有正确地把握“量”，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质”。对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如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寻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论的共同点，是历史教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课题。该文从数据库中得出数量统计，进行量化分析，不失为创新历史教育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
再从本文作者的构成看，本文是历史教育研究工作者与史学研究工作者合作研究的成果。高师的历史教育课程历来在一些学校不受重视。为扭转这一局面，这些年来，一些从事专门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院(系)领导，带头关心中学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课程的教学，并涉足历史教育研究。本文作者之一的张明富教授即是如此。张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但十年前就参与主持了教育部的一项关于高师历史专业课程设置如何更好地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课题1，形成了由他撰写的研究报告。他在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工作后，主动加强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联系，经常听取熟悉中学历史教学情况的同志的建议，还为重庆市的中学历史骨干教师授课。史学家关注历史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吴晗既是著名史学家，又是著名的历史教育家。高师专门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主动关心和介入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有助于壮大和优化历史教育研究队伍，形成研究的合力。该文启示我们：拓宽研究视野，选择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发展研究队伍，实现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的创新，有利于繁荣历史教育研究，提高历史教育的学术水平。这是我学习该文的几点感悟。
该文不是对我国史学研究的研究，而是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研究，如能在数据的统计、量化分析方面直奔主题，突出对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而不杂糅我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统计、地区和单位分布；如果不以未能反映历史学科特点的“改革”“课程改革”和指向太泛的“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历史教学”等“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分析历史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研究的趋势的依据，是否还会更好一些。
读了该文，在收获良多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疑惑：该文的量化分析是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总库提供的“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SSI)”。1950～2006年《历史教学》的论文是否都收入了总库，总库和“中文引文索引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是否真实，是否准确，这直接影响着研究的结论。该文表3：《历史教学》1951～2006年高产作者发文统计(“统计数据适取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共9名)这个统计与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出入，这里仅举两例。
提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育研究，不能不让我想到已故的赵恒烈教授。赵教授毕生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对我国历史教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历史教育学》等多部专著，在多种专业期刊上发表历史教育论文180余篇。我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赵恒烈历史教育选集》中的“赵恒烈先生著作目录”，《历史教学》编辑部编的《历史教学三十五年(1951～1985)总目录索引》，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王芝九编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的“历史教学参考书目分类索引”以及本人保存的1963N1966年的部分《历史教学》期刊、1979～现在的《历史教学》历期期刊，发现赵教授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不是表中统计的16篇，而是32篇。其中1951～1979年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11篇，包括《如何通过人物描写加强历史教学的形象性》(处女作，1957年1期)、《历史课的联系现实的目的》(与朱仲玉合著，1957年4期)、《对历史教育中贯彻四个基本观点的几点认识》(与张习孔合著，1959年9期)、《略谈历史课堂教学中的“精讲多练”》(1960年8期)、《略谈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概念的几个问题》(1962年10期)、《诗歌和历史教学》(1962年10期)、《如何纠正学生掌握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1963年5期)、《教授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经济方面教材的有关问题》(1964年3期)、《关于井田制概念的几个问题》(1964年9期)、《教授有关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几个问题的探讨》(1966年2期)和《要充分使用历史教科书》(1979年9期)，而据表3统计，赵教授这期间只在《历史教学》发表1篇文章，与实际相差太大!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历史教学》文章残缺不全和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差错，我还想再以个人为例来说明。每个人对自己曾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过什么文章不可能不了解，在数字统计上自然不会出现大的差错。我1962年从西南师院毕业后分到重庆三中(南开中学)从事历史教学，1984年调重庆教科所(今教科院)从事历史教学研究。1963年我在《历史教学》发表了处女作《<保卫解放区的武装斗争)一课的教学》(7000余字，1963年10期)，记得《人民日报》还登了该期文章的目录，这对一个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青年历史教师是莫大的鼓舞。接着连续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3篇文章。1979年《历史教学》复刊后，我又在《历史教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正如我在为纪念《历史教学》创刊三十五周年撰写的《回顾我走过的历史教学研究道路》(1986年1期)一文所说，“是《历史教学》把我引上了历史教学研究的道路”。我统计了一下，在我公开发表的60多篇文章中，《历史教学》占了20篇，而表3规定“高产作者”是“适取发文10篇以上的作者”，如果不考虑文章的质量和水平的话，那发表了20篇的作者，岂不也该“榜”上有名。当然，这是玩笑话。
以上仅是自己熟悉的两个例子，类似的情况不会只是个别。由此我在想：网络出版总库中还有多少被遗漏的文章?
历史教育研究要创新研究方法，重视量化分析，这是一个方向。但如果量化分析中所依靠的数据的来源不全面、不精确，岂不大大影响研究的结论。不知作者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多指教帮助。
我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了解很少，运用也差，深感虚心向年青人学习的必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为历史课程改革、为历史教育研究再尽绵薄之力，这就是一位老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心愿。
[责任编辑：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