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6岁，准备战斗
2002年夏，灾难降临我们家——30岁的大儿子得了急性白血病。病情十分凶险，可我们却找不到相匹配的骨髓。当时医院开展半相合移植，还在试验阶段。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用自己的骨髓救儿子。
2003年，我已经56岁了，可我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动员调集起足够的造血干细胞，准备战斗。
其实我心中并非没有顾虑。夜深人静时，胃痛总把我搅醒。我并不恐惧这疼痛，只是担心。骨髓移植半相合供者，父母都合格。在没有较多位点相合的情况下，母子之间的排斥相对要小一点，毕竟十月怀胎，骨肉相连。可现在，万一情况有异怎么办?我跑去做了胃镜。
只是浅表性胃炎而已。长期三餐不按钟点，往往路边买个烧饼了事，再加上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都可能造成胃部疾患，可精神压力恐怕是最主要的。
其实，我对自己还算满意，除了眼底布满出血点（血糖高所致），心脏、肝脏、肾脏还都正常。虽然眼科大夫警告我，眼底出血是不可逆的，但我觉得，只要儿子的治疗走上正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次化疗，儿子血液里的幼稚细胞已被打到接近零，快入舱了，却赶上了非典横行的特殊时期，人民医院被隔离封闭40多天，我们在院外翘首以待。儿子的血色素已回升到14克，血小板28万。正是暮春，河畔花红柳绿，大街清爽干净。可一想到我跟儿子就3个位点相合，就感觉前途生死未卜，内心烦躁不已。
清晨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梦魇，人民医院重新开放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三口赶往医院。到了血液科，我交上近十天来每日三次的体温记录，领取了住院通知书。很幸运，我们成了解除隔离后的第一个入舱者。
抽了1100毫升骨髓
非典后开张第一天，改了入口方向的住院部，保安、医护重兵把守。工作人员带我们到新搭起的临时小屋换上病号服。每一位住院病人都由护士带入大楼，只能一个家属陪着。穿着宽宽大大的病号服，我一路挽着袖子。
接下来，我静静地躺在走廊里，一周的经历像电影似的在脑子里闪过：
“感染、排斥、植入不成活、复发、肿瘤转移……”薄薄的一纸移植手术同意书上写尽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难道还有退路吗?我和儿子一笔一画分别在患者与亲属栏签下重逾千斤的“同意”两字。
几天之后，第二份手术同意书又递到我面前，我痛快地挥笔而就。然后是一天一针1600元的升白剂，目的是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让它释放到外周血来。几针下来，打得我腰酸背痛，夜夜却睡得香甜。就盼着这一天啊，把我的骨髓抽出来，输给儿子。
我正不着边际地回想着，手术室的门开了，两位护士出来将我推入。手术台上，按大夫指示，我先侧卧抱膝，头尽量向胸前靠，以便麻醉针顺利打下去。稍隔一会儿，大夫又让我改换姿势趴着。
“不舒服马上说。”主治大夫一上来就叮嘱我。我对她微微一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髓血的供量不能少。不远处屏幕后，主任在那儿监控着。不仅因为是高龄供者，也是非典过后第一例的特殊待遇。
我纹丝不动地趴在手术台上，针从后脊背穿入，尽管麻醉药已麻痹了局部神经，仍能感觉到大夫的手在挤压。开始还没感觉到什么，渐渐地，随着大夫在加大力度，整个身体仿佛从深处被掏空、挤干。说不出的难受弥漫全身，我咬紧牙关，身体仍然纹丝不动，两手僵硬地向前伸着。手上插满了监测心跳、血压的导管。
“血压往上升。”听见护士在报告。“多少?”“从110 ／ 60升到130 ／ 90。”大夫的动作不仅没有减缓，还加大了力度，这下真像要把我挤尽抽干。“挺住，千万得挺住。不能动，不能！”我在心里大声说。我盯着自己的手臂，上面青青紫紫一大片淤血，那是几天前，我遵医嘱到血库抽血时落下的痕迹。比我年轻许多的病友在众人的陪护下还有晕针的，大家都表扬我，而现在，稍加痛苦我就顶不住了?如果让大夫感觉到我有异样，那她会立刻终止采髓。假如髓血的分量不够，那……无数思绪掠过紧绷的大脑神经，分散了我对后背那一双手的注意力。
不是疼，是说不出的难受，那种被掏空的感觉，仿佛整个躯体都要迸裂开来……我咬咬牙，两眼朝前平视，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儿子那浅浅的笑容。
“咱们一起拼！”我在心里喊。
终于，后背那双手减轻了力度，大夫停止了挤压。我立马感觉轻松，稍缓过劲儿，我问：“抽了多少?”“1100毫升。”
从手术台上下来，我自己努力挪动身子，不要护士搬。我已经闯过了一关。回到病房，大夫将术前从我身上抽出的600毫升血全又输还给我，隔一会儿便过来看我一眼，生怕有事。
傍晚大夫一下班，我便悄悄起床。用手顶着后腰，一步一步慢慢往前挪。穿过后走廊，来到无菌舱，隔着玻璃，我看见自己殷红的髓血正缓缓输入儿子体内。儿呀，妈妈给的东西绝对上乘。果不其然，回输时没有发烧。
采造血干细胞的小插曲
一天一夜的禁食禁水把我给渴坏了。抽髓似乎把我体内的水分都给榨干了。术后4小时一解禁，我就拼命地喝水，真过瘾啊。
为了提高成功率，医生决定抽骨髓与采集造血干细胞并举。采造血干细胞那天一大早，黄主任特意来病房看我。我告诉他，别小瞧我这瘦弱的身躯，年轻时我可是在军垦农场种过田的。
临去前想起取髓那天缺水的难受劲儿，抓起水壶我又猛喝几口。匆匆看一眼医嘱“1200毫升”，心想，小意思。
到了细胞中心，我又瞄一眼医嘱，才发现我竟少看了一个零，是12000毫升。当了几十年数学教师的我对数字是十分敏感的，难道让抽髓给抽晕了?
双手都插上导管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将失去行动自由若干小时。“呀，我喝了太多水，而且没上厕所。”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的两手通过导管与血细胞分离机形成一个循环系统。一边将血液抽出，经过血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细胞采集，剩下的血液再输回另一边。
我安静地躺着，竟睡着了，醒来时已过去两小时。“有问题吗?”血液科副主任过来看我。我摇摇头，其实我已感到小腹憋胀。“还得多久?”我问。“一半还不到，这12000毫升起码要5个钟头，你身体偏瘦，采血速度不能快。”
血细胞分离机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望着导管里缓缓流动的鲜血，我无可奈何地笑了。
小腹的憋胀在加剧，怎么办?可我实在不愿给大夫制造麻烦。忍着吧，我尽量想办法分散注意力。大约是不自觉皱起的眉头让大夫看出了端倪：“哪里不舒服?有什么问题?”我说了。大夫连声问我为什么不早说。在她的帮助下，我终于排出了体内多余的液体。
“要知道，我刚才差点终止您的采血。这半个上午，血液科就来了三个电话。主任说，供者年龄大了，采一万毫升就够了。可刚才副主任过来看了您的状况，说还是一万二吧。主治大夫说，这当妈的很能忍，看着办吧。”
拿着从血细胞分离机采集出来的12000毫升造血干细胞，大夫情不自禁称赞道：“质量很好。”
“何以见得?”
“您看这铁灰色的一层。”
真的，在鲜红的血液上悬浮一层铁灰色的漂浮物。陪我一上午的小儿子小心翼翼地将这生命的源泉捧在胸口，母子俩回到病房……
一年后，儿子仍处在移植排斥和感染的艰难关口，报纸上传来的一条消息让我心头发堵：有一位母亲得知女儿得了白血病后，走投无路竟自杀了。这种一脚踩在地狱里可怕而痛苦的过程，旁人有谁能知晓?回想起自己也曾胆怯与恐惧，但还是让时间裹挟着一步步往前走过来了。我们没有被苦难击倒。
4年过去了，儿子终于痊愈，我们胜利了！永不言弃，不仅是对生命的热爱，更是生命的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恐惧战胜责任，即使已被逼到绝境。这就是灾难留给我的重要启示。
据《生命时报》
编辑／张秀阳
2002年夏，灾难降临我们家——30岁的大儿子得了急性白血病。病情十分凶险，可我们却找不到相匹配的骨髓。当时医院开展半相合移植，还在试验阶段。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用自己的骨髓救儿子。
2003年，我已经56岁了，可我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动员调集起足够的造血干细胞，准备战斗。
其实我心中并非没有顾虑。夜深人静时，胃痛总把我搅醒。我并不恐惧这疼痛，只是担心。骨髓移植半相合供者，父母都合格。在没有较多位点相合的情况下，母子之间的排斥相对要小一点，毕竟十月怀胎，骨肉相连。可现在，万一情况有异怎么办?我跑去做了胃镜。
只是浅表性胃炎而已。长期三餐不按钟点，往往路边买个烧饼了事，再加上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都可能造成胃部疾患，可精神压力恐怕是最主要的。
其实，我对自己还算满意，除了眼底布满出血点（血糖高所致），心脏、肝脏、肾脏还都正常。虽然眼科大夫警告我，眼底出血是不可逆的，但我觉得，只要儿子的治疗走上正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次化疗，儿子血液里的幼稚细胞已被打到接近零，快入舱了，却赶上了非典横行的特殊时期，人民医院被隔离封闭40多天，我们在院外翘首以待。儿子的血色素已回升到14克，血小板28万。正是暮春，河畔花红柳绿，大街清爽干净。可一想到我跟儿子就3个位点相合，就感觉前途生死未卜，内心烦躁不已。
清晨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梦魇，人民医院重新开放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三口赶往医院。到了血液科，我交上近十天来每日三次的体温记录，领取了住院通知书。很幸运，我们成了解除隔离后的第一个入舱者。
抽了1100毫升骨髓
非典后开张第一天，改了入口方向的住院部，保安、医护重兵把守。工作人员带我们到新搭起的临时小屋换上病号服。每一位住院病人都由护士带入大楼，只能一个家属陪着。穿着宽宽大大的病号服，我一路挽着袖子。
接下来，我静静地躺在走廊里，一周的经历像电影似的在脑子里闪过：
“感染、排斥、植入不成活、复发、肿瘤转移……”薄薄的一纸移植手术同意书上写尽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难道还有退路吗?我和儿子一笔一画分别在患者与亲属栏签下重逾千斤的“同意”两字。
几天之后，第二份手术同意书又递到我面前，我痛快地挥笔而就。然后是一天一针1600元的升白剂，目的是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让它释放到外周血来。几针下来，打得我腰酸背痛，夜夜却睡得香甜。就盼着这一天啊，把我的骨髓抽出来，输给儿子。
我正不着边际地回想着，手术室的门开了，两位护士出来将我推入。手术台上，按大夫指示，我先侧卧抱膝，头尽量向胸前靠，以便麻醉针顺利打下去。稍隔一会儿，大夫又让我改换姿势趴着。
“不舒服马上说。”主治大夫一上来就叮嘱我。我对她微微一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髓血的供量不能少。不远处屏幕后，主任在那儿监控着。不仅因为是高龄供者，也是非典过后第一例的特殊待遇。
我纹丝不动地趴在手术台上，针从后脊背穿入，尽管麻醉药已麻痹了局部神经，仍能感觉到大夫的手在挤压。开始还没感觉到什么，渐渐地，随着大夫在加大力度，整个身体仿佛从深处被掏空、挤干。说不出的难受弥漫全身，我咬紧牙关，身体仍然纹丝不动，两手僵硬地向前伸着。手上插满了监测心跳、血压的导管。
“血压往上升。”听见护士在报告。“多少?”“从110 ／ 60升到130 ／ 90。”大夫的动作不仅没有减缓，还加大了力度，这下真像要把我挤尽抽干。“挺住，千万得挺住。不能动，不能！”我在心里大声说。我盯着自己的手臂，上面青青紫紫一大片淤血，那是几天前，我遵医嘱到血库抽血时落下的痕迹。比我年轻许多的病友在众人的陪护下还有晕针的，大家都表扬我，而现在，稍加痛苦我就顶不住了?如果让大夫感觉到我有异样，那她会立刻终止采髓。假如髓血的分量不够，那……无数思绪掠过紧绷的大脑神经，分散了我对后背那一双手的注意力。
不是疼，是说不出的难受，那种被掏空的感觉，仿佛整个躯体都要迸裂开来……我咬咬牙，两眼朝前平视，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儿子那浅浅的笑容。
“咱们一起拼！”我在心里喊。
终于，后背那双手减轻了力度，大夫停止了挤压。我立马感觉轻松，稍缓过劲儿，我问：“抽了多少?”“1100毫升。”
从手术台上下来，我自己努力挪动身子，不要护士搬。我已经闯过了一关。回到病房，大夫将术前从我身上抽出的600毫升血全又输还给我，隔一会儿便过来看我一眼，生怕有事。
傍晚大夫一下班，我便悄悄起床。用手顶着后腰，一步一步慢慢往前挪。穿过后走廊，来到无菌舱，隔着玻璃，我看见自己殷红的髓血正缓缓输入儿子体内。儿呀，妈妈给的东西绝对上乘。果不其然，回输时没有发烧。
采造血干细胞的小插曲
一天一夜的禁食禁水把我给渴坏了。抽髓似乎把我体内的水分都给榨干了。术后4小时一解禁，我就拼命地喝水，真过瘾啊。
为了提高成功率，医生决定抽骨髓与采集造血干细胞并举。采造血干细胞那天一大早，黄主任特意来病房看我。我告诉他，别小瞧我这瘦弱的身躯，年轻时我可是在军垦农场种过田的。
临去前想起取髓那天缺水的难受劲儿，抓起水壶我又猛喝几口。匆匆看一眼医嘱“1200毫升”，心想，小意思。
到了细胞中心，我又瞄一眼医嘱，才发现我竟少看了一个零，是12000毫升。当了几十年数学教师的我对数字是十分敏感的，难道让抽髓给抽晕了?
双手都插上导管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将失去行动自由若干小时。“呀，我喝了太多水，而且没上厕所。”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的两手通过导管与血细胞分离机形成一个循环系统。一边将血液抽出，经过血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细胞采集，剩下的血液再输回另一边。
我安静地躺着，竟睡着了，醒来时已过去两小时。“有问题吗?”血液科副主任过来看我。我摇摇头，其实我已感到小腹憋胀。“还得多久?”我问。“一半还不到，这12000毫升起码要5个钟头，你身体偏瘦，采血速度不能快。”
血细胞分离机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望着导管里缓缓流动的鲜血，我无可奈何地笑了。
小腹的憋胀在加剧，怎么办?可我实在不愿给大夫制造麻烦。忍着吧，我尽量想办法分散注意力。大约是不自觉皱起的眉头让大夫看出了端倪：“哪里不舒服?有什么问题?”我说了。大夫连声问我为什么不早说。在她的帮助下，我终于排出了体内多余的液体。
“要知道，我刚才差点终止您的采血。这半个上午，血液科就来了三个电话。主任说，供者年龄大了，采一万毫升就够了。可刚才副主任过来看了您的状况，说还是一万二吧。主治大夫说，这当妈的很能忍，看着办吧。”
拿着从血细胞分离机采集出来的12000毫升造血干细胞，大夫情不自禁称赞道：“质量很好。”
“何以见得?”
“您看这铁灰色的一层。”
真的，在鲜红的血液上悬浮一层铁灰色的漂浮物。陪我一上午的小儿子小心翼翼地将这生命的源泉捧在胸口，母子俩回到病房……
一年后，儿子仍处在移植排斥和感染的艰难关口，报纸上传来的一条消息让我心头发堵：有一位母亲得知女儿得了白血病后，走投无路竟自杀了。这种一脚踩在地狱里可怕而痛苦的过程，旁人有谁能知晓?回想起自己也曾胆怯与恐惧，但还是让时间裹挟着一步步往前走过来了。我们没有被苦难击倒。
4年过去了，儿子终于痊愈，我们胜利了！永不言弃，不仅是对生命的热爱，更是生命的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恐惧战胜责任，即使已被逼到绝境。这就是灾难留给我的重要启示。
据《生命时报》
编辑／张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