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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的警告，而中国当下又面临一个来自理论界的“民主陷阱”的警告—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民主制度后，却陷于经济停滞、社会动乱、革命、政变频发的乱局而无法自拨，即所谓的“劣质民主陷阱”。
劣质民主并非来自个体的自私，也不是来自所谓的“自己贪不到的红眼”，而是对规则的不尊重。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同群体之中，最近一个时期可以发现有低劣民主的种种征兆：房价降低，群聚的业主们就可以打砸售楼处；为了高考，群聚的家长就敢拦截骑车的路人。
两个不同的事情内在逻辑完全相同：为实现某个“社会目标”，多数人（家长、业主聚集），通过“民主”自我赋权，就可以去剥夺少数人，这正是劣质民主最强烈的特征，“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而来。除此之外，网络民粹情绪泛滥，微博中充斥的戾气，一边倒的偏激的民意，乡村选举中的贿选，都不约而同指向劣质民主的预言。
部制度和外部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由人制定的规则，它帮助人建立信任，抑制投机，规范行为。笔者简单把制度分为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貌。外在制度则是在政治过程中设计出来的，并由国家来强制执行的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民主制度。
一般而言，外在制度虽然是设计出来的，但如果它脱胎于内在制度，只是被人们“发现”并“正式化”，天然有更大的概率与内在制度良性互补。
这正是西方民主的轨迹。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指出，蒸汽机革命以来，高复杂度的社会化大分工应运而生。为了掌控技术，管理生产，保障交易，保护产权，从操作规程、施工规则到交易规则，纷纷在市场中演化出来。技术带来更多的财富，也让资本活动地域更加广阔。在欧洲各国加强产权保护、争夺资本的过程中，这些规则体系集结起来、强大起来、“正式”起来，慢慢驱散王权，民主制度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以上过程是内部制度不断正式化、外部化的过程。这既是一部社会史，也是一部技术、经济发展史，与其说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演化，不如说它们是生产制度的演化。革命和改良都是制度演化的不同形式。
内在的社会意识并非凭空得到，而是整个历史的沉淀。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生产不断改变着作为内在制度的社会意识。所谓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自由，都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出于生理特性和地理特性产生的民族性格，而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类社会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民族性格论在技术与民族互动上的再现，也是唯物史观的精确体现。所以，当科学、民主、法治和契约精神在长期的技术发展中融于民族特性之后，才能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这一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
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为特征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承接西方的技术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出于技术和资本的需要，从会计制度到民主制度，各国也承接了各类外部制度，但内部制度的演进却慢于外在制度的设计，两者之间不能匹配导致了所谓“劣质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则更多一层色彩。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抑制。改革开放部分解除了这些权利抑制，比如拥有自己劳动的权利、交易权，这些解放出来的权利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资本的发展，造就今天的繁荣。
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利抑制仍然存在，这种抑制由外部制度确立，并通过影响思想市场和舆论的方式，最终形成被观察到的“劣质民主”预兆，造成了当下的种种独特社会现象，使一部分观察者得出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的结论。
质量的舆论
民主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集体决策来自于个人思想的有机总和，但在集体中，人们的思想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其结果往往使集体智商变低。集体智商的程度显然取决于自由思想市场中思想的交流，这个交换依赖于新闻、舆论。但中国当下的舆论本身却有着诸多问题。
中国士人阶层传统上都不缺反抗权威精神，但同时又较为缺乏自由、思辨的精神，并往往用抬棺进谏的反抗举动来伪饰自由之精神。遗憾的是，今天似乎再次重演。
正因为缺乏自由的精神，舆论领袖把自己绑定、固化为“权威的反面”，用抬棺进谏的方式收获悲情与清誉，虽然其中的殉道者的悲情和努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毕竟，不断推一个注定滚下的石头所具有的厚重道德力量令人仰视—但更多是一种对“治理者”的反抗，并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途径。而因为缺乏思辨，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应该如何”的“应然”而不是“实际是什么”的“实然”。
所以，撇开官方舆论不谈，部分市场化媒体、微博中的意见领袖的言论，也多用指向性的愤怒代替启蒙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很多看似自由主义的、批评性的言论，实则是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种形式的翻版。这种单纯的、脱离现实的愤怒，在激起大众愤怒情绪、积累民粹因素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受众产生疑惑，并随之产生了“公知污名化”现象。
这些现象的成因在于，权利抑制下的“思想市场”，几乎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步履蹒跚，姿势并不优美。从经济学角度讲，管制之下的市场，不管是限价还是限量，必然是质量低下的。管制会阻碍人们组合知识和产权，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产生各种租值和寻租，导致各类租值耗散发生，滋生各种怪象，黑市丛生。这个现象在受抑制的“思想市场”中也是一样。
这种情况之下，“敢于说”胜过了“说得好”，大嗓门压过了温婉而有深度的声音，娱乐化替代了深邃的思想，娱乐明星成为旗帜。其次，抑制激起了逆反，本该千姿百态、观点纷呈的政治讨论，被情绪简单化为了两个极端：权威和与之对应的批评，政治讨论被简单化，舆论被迫站队，很难进行深刻的争论。舆论悲情的姿态默默揭示了另一个道理：如果是被管制和被压抑的，必然也是质量不高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经济和自由思想
劣质民主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达成一致形成民主，而是在于不知道民主的边界—即个体的自由—该如何界定。民主、自由的概念，源远流长，但现代民主真正作为支持社会运行的具体制度，还是在工业革命后，其根本的动力正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找政治权利边界的过程中，经济权利的边界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而对自由市场的认识，作为民主的基础，在中国的遭遇却是一波三折。 今天，“市场经济”仅仅作为一种图腾化的主流话语被宣传，但其解释社会运行的私产、产权等基本理念、理论却并未在普通教育中普及。
由此也不难解释今天大多数人的“政右经左”的局面。在校车、免费午餐、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不管是舆论领袖，还是普通人都理所当然地呼唤政府。而这些思想根基往往滋生出集体主义和民粹。反过来，民粹主义的前景却成为继续权利抑制的理由。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很大程度上，这就是自由、大政府、民主和福利的关系。民主只是一种设计出来的外在制度，而扎根内在制度中的对自由的意识才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不是自由之海包围民主之岛，自由不会长久，民主终会变为民粹和暴政。
思想精英相对较少讨论自由的话题，似乎因为自由首先导致的是平等，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而绕过自由直接谈宪政、民主则更多类似一种屠龙之术。但是，不强调个体权利的民主始终是无本之木，宪政、民主的本质在于有权利的人通过选举制度，实现对个体自由最大化的一种制衡机制。正因为对自由缺乏认识，认识不到权利来自自由，却认为权利来自民主，拦车的家长和打砸售楼处的业主的行为就不难解释。没有了自由的人的观点，民主就变为强迫。
任何制度都必须依赖一个个人来实现，民主虽然可以处于分权制衡、权利保障、司法审查等宪政机制控制之下，但面对一个个个体时，最终辅助实现这些制度的是人面对面时，内心的对权利的尊重。而这些最基本的、天然的权利只会来自自由。
当年柏林墙的士兵抬高枪口一寸，这是内在制度的习俗、道德在起作用，最本质的还是来自于对自由人权利的认可。这是制度的最微观的原子化层面，没有制度，只有意识。而推倒柏林墙，靠的正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意识。
部制度对民主演进的作用
外在制度虽然脱胎于内在制度，但是外在制度也能影响内在制度的发展，即使超前于内在制度也能对内部制度起到拉动作用。这实际上已在中国发生过。
《婚姻法》就是一个例子。1952年的《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法律，在当时的中国，是激进的，强调个人婚姻、姓氏自由和男女平等，目的在于和传统氏族争夺人心，但其结果却是极大促进了男女平等。从前段时间地铁上的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就知道，这种改变是深刻而巨大的。它证明了外在制度可以起到拉动内在制度演进的作用，虽然社会有断裂的痛苦和无根的漂浮之感，但同时，却使接受外来意识更为容易，不像印度等国家一样背负着种姓的包袱。
村民自治制度也算一种外部制度。贿选等情况，让一些人悲观，但这只能是乡愿的民主观察者的想法。民主并非仅具政治上的、价值观的意义，它在操作中实质上是集体决策、利益分配过程，贿选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利益的分配方式，立竿见影地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的第一小步已经成功踏出，并且收获了积极的果实。因为我们并非从良好的民主退化到这里，而是从“村长跑官”进步到向村民贿选。只要没有暴力胁迫，村长当选的利益必然在村民提价的过程中消融，这个过程进行中，挑战者也必然出现。
实际上，从欧美的演进就可看出，民主从来不是一个静态制度，而是不断演化的动态的外在制度设计过程。如果用劣质来形容民主，那么存在短缺之苦的过去就是劣质社会主义？所以，把具有种种不完美之处，但仍具进步意义的民主现象称为幼稚民主则更具动态意义，也更客观，幼稚民主既可夭折退化为民粹，也可生长为健壮的民主社会。
所以，“劣质民主陷阱”说的谬误之处就在于，用一个非正常状态的、受抑制的社会内部制度去匹配未来的、尚未实现的民主制度（外部制度），完全忽略解除抑制后内在制度的演化，以及外部制度对内部制度必然存在的拉动作用。
劣质民主并非来自个体的自私，也不是来自所谓的“自己贪不到的红眼”，而是对规则的不尊重。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同群体之中，最近一个时期可以发现有低劣民主的种种征兆：房价降低，群聚的业主们就可以打砸售楼处；为了高考，群聚的家长就敢拦截骑车的路人。
两个不同的事情内在逻辑完全相同：为实现某个“社会目标”，多数人（家长、业主聚集），通过“民主”自我赋权，就可以去剥夺少数人，这正是劣质民主最强烈的特征，“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而来。除此之外，网络民粹情绪泛滥，微博中充斥的戾气，一边倒的偏激的民意，乡村选举中的贿选，都不约而同指向劣质民主的预言。
部制度和外部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由人制定的规则，它帮助人建立信任，抑制投机，规范行为。笔者简单把制度分为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貌。外在制度则是在政治过程中设计出来的，并由国家来强制执行的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民主制度。
一般而言，外在制度虽然是设计出来的，但如果它脱胎于内在制度，只是被人们“发现”并“正式化”，天然有更大的概率与内在制度良性互补。
这正是西方民主的轨迹。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指出，蒸汽机革命以来，高复杂度的社会化大分工应运而生。为了掌控技术，管理生产，保障交易，保护产权，从操作规程、施工规则到交易规则，纷纷在市场中演化出来。技术带来更多的财富，也让资本活动地域更加广阔。在欧洲各国加强产权保护、争夺资本的过程中，这些规则体系集结起来、强大起来、“正式”起来，慢慢驱散王权，民主制度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以上过程是内部制度不断正式化、外部化的过程。这既是一部社会史，也是一部技术、经济发展史，与其说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演化，不如说它们是生产制度的演化。革命和改良都是制度演化的不同形式。
内在的社会意识并非凭空得到，而是整个历史的沉淀。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生产不断改变着作为内在制度的社会意识。所谓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自由，都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出于生理特性和地理特性产生的民族性格，而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类社会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民族性格论在技术与民族互动上的再现，也是唯物史观的精确体现。所以，当科学、民主、法治和契约精神在长期的技术发展中融于民族特性之后，才能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这一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
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为特征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承接西方的技术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出于技术和资本的需要，从会计制度到民主制度，各国也承接了各类外部制度，但内部制度的演进却慢于外在制度的设计，两者之间不能匹配导致了所谓“劣质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则更多一层色彩。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抑制。改革开放部分解除了这些权利抑制，比如拥有自己劳动的权利、交易权，这些解放出来的权利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资本的发展，造就今天的繁荣。
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利抑制仍然存在，这种抑制由外部制度确立，并通过影响思想市场和舆论的方式，最终形成被观察到的“劣质民主”预兆，造成了当下的种种独特社会现象，使一部分观察者得出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的结论。
质量的舆论
民主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集体决策来自于个人思想的有机总和，但在集体中，人们的思想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其结果往往使集体智商变低。集体智商的程度显然取决于自由思想市场中思想的交流，这个交换依赖于新闻、舆论。但中国当下的舆论本身却有着诸多问题。
中国士人阶层传统上都不缺反抗权威精神，但同时又较为缺乏自由、思辨的精神，并往往用抬棺进谏的反抗举动来伪饰自由之精神。遗憾的是，今天似乎再次重演。
正因为缺乏自由的精神，舆论领袖把自己绑定、固化为“权威的反面”，用抬棺进谏的方式收获悲情与清誉，虽然其中的殉道者的悲情和努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毕竟，不断推一个注定滚下的石头所具有的厚重道德力量令人仰视—但更多是一种对“治理者”的反抗，并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途径。而因为缺乏思辨，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应该如何”的“应然”而不是“实际是什么”的“实然”。
所以，撇开官方舆论不谈，部分市场化媒体、微博中的意见领袖的言论，也多用指向性的愤怒代替启蒙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很多看似自由主义的、批评性的言论，实则是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种形式的翻版。这种单纯的、脱离现实的愤怒，在激起大众愤怒情绪、积累民粹因素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受众产生疑惑，并随之产生了“公知污名化”现象。
这些现象的成因在于，权利抑制下的“思想市场”，几乎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步履蹒跚，姿势并不优美。从经济学角度讲，管制之下的市场，不管是限价还是限量，必然是质量低下的。管制会阻碍人们组合知识和产权，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产生各种租值和寻租，导致各类租值耗散发生，滋生各种怪象，黑市丛生。这个现象在受抑制的“思想市场”中也是一样。
这种情况之下，“敢于说”胜过了“说得好”，大嗓门压过了温婉而有深度的声音，娱乐化替代了深邃的思想，娱乐明星成为旗帜。其次，抑制激起了逆反，本该千姿百态、观点纷呈的政治讨论，被情绪简单化为了两个极端：权威和与之对应的批评，政治讨论被简单化，舆论被迫站队，很难进行深刻的争论。舆论悲情的姿态默默揭示了另一个道理：如果是被管制和被压抑的，必然也是质量不高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经济和自由思想
劣质民主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达成一致形成民主，而是在于不知道民主的边界—即个体的自由—该如何界定。民主、自由的概念，源远流长，但现代民主真正作为支持社会运行的具体制度，还是在工业革命后，其根本的动力正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找政治权利边界的过程中，经济权利的边界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而对自由市场的认识，作为民主的基础，在中国的遭遇却是一波三折。 今天，“市场经济”仅仅作为一种图腾化的主流话语被宣传，但其解释社会运行的私产、产权等基本理念、理论却并未在普通教育中普及。
由此也不难解释今天大多数人的“政右经左”的局面。在校车、免费午餐、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不管是舆论领袖，还是普通人都理所当然地呼唤政府。而这些思想根基往往滋生出集体主义和民粹。反过来，民粹主义的前景却成为继续权利抑制的理由。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很大程度上，这就是自由、大政府、民主和福利的关系。民主只是一种设计出来的外在制度，而扎根内在制度中的对自由的意识才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不是自由之海包围民主之岛，自由不会长久，民主终会变为民粹和暴政。
思想精英相对较少讨论自由的话题，似乎因为自由首先导致的是平等，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而绕过自由直接谈宪政、民主则更多类似一种屠龙之术。但是，不强调个体权利的民主始终是无本之木，宪政、民主的本质在于有权利的人通过选举制度，实现对个体自由最大化的一种制衡机制。正因为对自由缺乏认识，认识不到权利来自自由，却认为权利来自民主，拦车的家长和打砸售楼处的业主的行为就不难解释。没有了自由的人的观点，民主就变为强迫。
任何制度都必须依赖一个个人来实现，民主虽然可以处于分权制衡、权利保障、司法审查等宪政机制控制之下，但面对一个个个体时，最终辅助实现这些制度的是人面对面时，内心的对权利的尊重。而这些最基本的、天然的权利只会来自自由。
当年柏林墙的士兵抬高枪口一寸，这是内在制度的习俗、道德在起作用，最本质的还是来自于对自由人权利的认可。这是制度的最微观的原子化层面，没有制度，只有意识。而推倒柏林墙，靠的正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意识。
部制度对民主演进的作用
外在制度虽然脱胎于内在制度，但是外在制度也能影响内在制度的发展，即使超前于内在制度也能对内部制度起到拉动作用。这实际上已在中国发生过。
《婚姻法》就是一个例子。1952年的《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法律，在当时的中国，是激进的，强调个人婚姻、姓氏自由和男女平等，目的在于和传统氏族争夺人心，但其结果却是极大促进了男女平等。从前段时间地铁上的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就知道，这种改变是深刻而巨大的。它证明了外在制度可以起到拉动内在制度演进的作用，虽然社会有断裂的痛苦和无根的漂浮之感，但同时，却使接受外来意识更为容易，不像印度等国家一样背负着种姓的包袱。
村民自治制度也算一种外部制度。贿选等情况，让一些人悲观，但这只能是乡愿的民主观察者的想法。民主并非仅具政治上的、价值观的意义，它在操作中实质上是集体决策、利益分配过程，贿选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利益的分配方式，立竿见影地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的第一小步已经成功踏出，并且收获了积极的果实。因为我们并非从良好的民主退化到这里，而是从“村长跑官”进步到向村民贿选。只要没有暴力胁迫，村长当选的利益必然在村民提价的过程中消融，这个过程进行中，挑战者也必然出现。
实际上，从欧美的演进就可看出，民主从来不是一个静态制度，而是不断演化的动态的外在制度设计过程。如果用劣质来形容民主，那么存在短缺之苦的过去就是劣质社会主义？所以，把具有种种不完美之处，但仍具进步意义的民主现象称为幼稚民主则更具动态意义，也更客观，幼稚民主既可夭折退化为民粹，也可生长为健壮的民主社会。
所以，“劣质民主陷阱”说的谬误之处就在于，用一个非正常状态的、受抑制的社会内部制度去匹配未来的、尚未实现的民主制度（外部制度），完全忽略解除抑制后内在制度的演化，以及外部制度对内部制度必然存在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