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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镇化进程中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教育新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对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一种自觉的公民意识,其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在这一进程中,需要逐步树立起公民的责任意识,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同时,对于刚刚进入城镇生活的公民而言,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接受城市生活中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考验,从而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提升公民自身的意识水平。
关键词:城镇化; 公民意识; 教育; 问题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77-04
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重要命题,将公民意识教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将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一员。因此,大力推进这一群体的公民意识教育,积极引导其公民身份的认同、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我国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城镇化进程中公民身份意识教育的内涵与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推进,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城镇化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城镇化的水平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反过来还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城镇化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城镇化的内涵不仅涉及人口的聚集以及城市规模的变化,还涉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文化教育素质的提升、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这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涉及到各方面要素的有机统一。
首先是经济城镇化,即经济具备一定规模,经济部门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经济结构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能更大程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具备较发达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即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转换,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中,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再次是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城镇化,即城镇空间形态的扩大,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新的城镇地域不断涌现,城镇生活环境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最后则是公民生活方式城镇化,即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渗透,农业人口生活水平向城镇过渡,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1]
因此,城镇化作为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其不仅是农业人口生活空间的转移,而且也是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转变将会导致农民思想意识的深刻变化,从而需要农民逐步树立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和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教化的过程,是在农村人口已有的初级教化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是新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按照新的社会文化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以及行为方式,得到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进行公民意识的培育,实质上就是要教育新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对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一种自觉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同城镇中原有的公民一道,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具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权利观和义务观,秉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形成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正确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对于这一群体的公民意识教育,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在培育公民意识的过程中,其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即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同。这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上的角色,即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成为具有一定权利与义务的独立主体的一种身份。“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公民是享有公民權的法律资格概念”。[2]公民身份是公民的本质,只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才是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公民身份,也就表明:首先,他与其他公民一道,认可国家及其公共职位或公共权威的存在;其次,他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完全并且平等的成员,他有能力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3]因此,公民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公民存在,而公民存在就是公民个人主体地位的实现状态。公民的主体地位本质上是对其公民身份的意识和自觉,人们没有对自己是公民的自觉意识,就谈不上实现公民的主体地位,就不可能认识到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有足够完整准确的认识,也就无法充分享受和担负起相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农民与城市人之间已没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只是职业划分的不同而已。然而,我国的农民,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还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制度导致了现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身份的固化现状,如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4]在如此繁多的具有城市偏向的制度之下,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群体只能屈居弱势身份,丧失了其作为平等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在其工作和生活中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主动权、支配能力和能动作用,造成了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自觉意识的缺乏。
农民的这种制度性身份,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为我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发展社会生产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有其历史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的安排逐渐被整个社会所认同,社会逐步走向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农民若要转换自己的身份,却变得极为困难,这在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成为我国农民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
然而,我国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其资格是平等的。也即是说,在我国,所有符合主体资格的社会成员在获得公民身份时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权利和义务上是统一的,并没有其他职业身份或城乡社会的差别。恩格斯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5]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被法律追究,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享受一切应得到的福利。
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培育传统农业人口的公民身份意识,就是要使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人格意识,相互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独立人格,既不盛气凌人,也不低三下四。公民之间既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权威关系,也不是保护与被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建立在互惠合作、自我管理基础上的平等协作关系。这种身份意识的培育,就是要转变传统农业人口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知,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公民身份的存在,进而以自身作为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活动的主体,增强这一群体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正确观念。
二、城镇化进程中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对于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认为,公民意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与义务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6]有的学者则认为,公民意识教育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国家主人意识;第二,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三,民主与法治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内容;第四,道德与文明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7]此外,公民意识还包括公民应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意识。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论及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意识时,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唤起公民的权利意识,这有其必要性。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意味着公民的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才能在公民中树立起其它的现代意识。然而,权利与责任从来都是对等的,公民资格的获得固然意味着获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但其前提是每一个具有一定道德能力的公民必须承担起他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够为每一个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环境、资源支持和社会秩序。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在传统农业人口中逐步树立起公民的责任意识,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也成为我们必须要予以重视的问题。
公民责任是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规范预期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种职责时所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自律,侧重于一种积极意义的责任。“如果说公民的准则意识是从个体做人的态度与标准方面表现公民伦理人格的特质,那么公民的责任意识则从个体自我调控上表现公民人格的特质。这种自我调控有自我评价和自我命令两种方式。前者是公民个体依据内心准则来自我判定、审视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欲望,后者是公民对自身应当做什么与不应当做什么而发出的内心指令。”[8]
这种责任意识对于传统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责任意识有助于公民自身境界的提升。在这种责任意识中,公民不仅仅考虑到其自我实现,同时还想到了他个人的收获与成功并非孤身努力的结果,而是他人协作、帮助的结果,这显然有助于其人生境界由功利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等更为高尚的境界,从而对城市中原有公民产生一种理解和尊重,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等与利用关系。其次,这种责任意识有助于公民对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和各项措施产生出深层次的认同。在公民自我与他人共同推动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家赋予公民以各项发展权利,公民个人通过努力不断地实现着自身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使自己和家庭逐渐走上了富裕的生活道路,他们就会更加理解国家采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质,进而产生出更深层次的认同与支持。再次,这种责任意识将进一步催生出更加全面的公民意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将会使置身于其中的公民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自我实现固然给其自身带來了生活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但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或者向自己的美好愿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和国家。社会与国家不仅是生命延续的共同体和文化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共同体,还是主体力量的凝结体和公民实现共同意愿的公共平台。基于这样的认识,公民就会强烈地体认到他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而致力于回馈社会和国家。在努力报答社会和国家的道德情感的支配下,公民会自觉地将个人的奋斗目标纳入到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大目标之中来,使公民自我的发展融入到国家的共同发展之中,从而不断促使城镇化过程中公民主动性、创造性的服务于国家,使公民自我力量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的责任意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民对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刚刚进入城镇的公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对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评判标准造成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城市生活的深入,公民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从纯粹的社会本位走向了个人本位,个人更多地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存状况,对社会索取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民个人责任意识的淡漠。其次,公民道德责任感匮乏,逃避自身的责任。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想尽办法逃避社会责任。当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一些公民往往容易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考虑责任对象,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他人身心的损伤与打击漠然视之,从而造成城镇化进程的成本较高。
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公民责权意识的教育,就是要使公民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以社会主人的身份或道德主体的姿态去处理问题,把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当作自己责权份内之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角色或被动的客体姿态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公民不但有向社会索取自身健康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权利,而且也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同公共利益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宜,如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等,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使得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向着现代化迅速迈进。这一进程在促使公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严峻考验,承受着较之以往沉重更多的心理压力,对公民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要求每个公民,特别是刚刚进入到城镇生活的公民们不仅要具有一定的获取资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接受社会生活中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考验,从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自身的公民意识。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人口在进入城镇生活时所遇到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制度性的适应问题。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土地来到城市生活,从耕种为主转为“上班一族”,他们长期形成的特有行为方式,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方式使农民短期内难以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面对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制度性要求,城市生活的统一规范、统一标准(如市民守则、交通规则)等,他们在遵守公共制度方面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困难,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难度尤大。其次是观念性的适应问题。农业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以群体为本,忽视个体的权利。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个体只能消极地适应社会和群体,个体的利益、人格由此而被贬低甚至被淹没。进入城市生活后,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被唤起,这就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将“个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推向极端,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从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再次是伦理道德的公民化问题。[9]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0]这说明了我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更多的是具有“差序格局”的私德,主要限于血缘亲情的“熟人社会”生活圈中,缺乏对待陌生人的尊重态度和公共道德精神。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讲求社会公德,需要在广泛的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公民的公共道德精神。在尊重公民个体一般道德的基础上,公民道德更多的是要求每一个公民能够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承诺与信任、理解与宽容、竞争与合作的公民道德人格,这一点对于适应城市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就是要使公民个体在新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与城市生活環境的不同,增强公民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使公民个人能够健康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首先,要加快体制和制度创新,促进农民融入城市的进程。促进农民融入城市,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需要以制度创新为保证,必须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调动政府有关部门、职业培训机构、学校、工会、社区、农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落实各自责任,积极开展农民培训活动,使其能够尽快地熟悉并遵守城市生活的各项制度要求,从而使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真正融入城市和社会。
其次,要以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市民教育。为了促使农民真正向城市公民转变,顺利实现农民“市民化”,就必须按照城市公共生活的规范和要求对新进入城市的农民进行以市民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公民意识教育,拓宽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渠道,增加刚刚进入城镇的农民与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机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培育他们城市生活的公共规则意识,从而使其自觉遵守城市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增强其作为现代城市一员的公民身份认同。
再次,要积极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提升公民适应环境的道德能力。城镇化的进程,使得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再是一个建立在地域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等级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在自由平等的个人人格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合作的民主共同体。它不仅需要法律、政治的硬性规制,更需要包括平等、自由、诚实、信任以及尊重和宽容的公民道德内在调节。马基雅维利曾明确表示:“为了确保自由与价值得以维护,最需要扶植教育的并不是一整套有效的制度与法律,而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心。这种情感必须达到使得人人将城市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使人人为城市的自由和兴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种程度。”进城农民要融入城市,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自身也应积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开拓进取,完善自我,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道德意识,努力提高自身适应环境的道德能力。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当中,这一进程不仅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演变过程,而且也是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更是各类城镇协调有序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公民意识水平,增强公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韩兆洲,孔丽娜.城镇化内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农村,2005(1):40.
[2]徐显明.和谐社会构建与法治国家建设[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299.
[3]蓝维,高峰,等.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4]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13.
[6]许耀桐.大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J].求是,2009(5):44.
[7]郑杭生.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看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涵[J].学术研究,2008(8):20.
[8]焦国成,李萍.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
[9]贾新奇.公民伦理教育的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5.
[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城镇化; 公民意识; 教育; 问题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77-04
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重要命题,将公民意识教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将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一员。因此,大力推进这一群体的公民意识教育,积极引导其公民身份的认同、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我国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城镇化进程中公民身份意识教育的内涵与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推进,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城镇化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城镇化的水平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反过来还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城镇化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大。城镇化的内涵不仅涉及人口的聚集以及城市规模的变化,还涉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文化教育素质的提升、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这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涉及到各方面要素的有机统一。
首先是经济城镇化,即经济具备一定规模,经济部门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经济结构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能更大程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具备较发达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即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转换,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中,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再次是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城镇化,即城镇空间形态的扩大,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新的城镇地域不断涌现,城镇生活环境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最后则是公民生活方式城镇化,即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渗透,农业人口生活水平向城镇过渡,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1]
因此,城镇化作为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其不仅是农业人口生活空间的转移,而且也是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转变将会导致农民思想意识的深刻变化,从而需要农民逐步树立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和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教化的过程,是在农村人口已有的初级教化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是新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按照新的社会文化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以及行为方式,得到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进行公民意识的培育,实质上就是要教育新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对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一种自觉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同城镇中原有的公民一道,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具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权利观和义务观,秉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形成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正确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对于这一群体的公民意识教育,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在培育公民意识的过程中,其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即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同。这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上的角色,即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成为具有一定权利与义务的独立主体的一种身份。“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公民是享有公民權的法律资格概念”。[2]公民身份是公民的本质,只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才是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公民身份,也就表明:首先,他与其他公民一道,认可国家及其公共职位或公共权威的存在;其次,他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完全并且平等的成员,他有能力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3]因此,公民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公民存在,而公民存在就是公民个人主体地位的实现状态。公民的主体地位本质上是对其公民身份的意识和自觉,人们没有对自己是公民的自觉意识,就谈不上实现公民的主体地位,就不可能认识到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有足够完整准确的认识,也就无法充分享受和担负起相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农民与城市人之间已没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只是职业划分的不同而已。然而,我国的农民,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还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制度导致了现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身份的固化现状,如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4]在如此繁多的具有城市偏向的制度之下,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群体只能屈居弱势身份,丧失了其作为平等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在其工作和生活中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主动权、支配能力和能动作用,造成了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自觉意识的缺乏。
农民的这种制度性身份,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为我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发展社会生产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有其历史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的安排逐渐被整个社会所认同,社会逐步走向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农民若要转换自己的身份,却变得极为困难,这在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成为我国农民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
然而,我国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其资格是平等的。也即是说,在我国,所有符合主体资格的社会成员在获得公民身份时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权利和义务上是统一的,并没有其他职业身份或城乡社会的差别。恩格斯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5]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被法律追究,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享受一切应得到的福利。
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培育传统农业人口的公民身份意识,就是要使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人格意识,相互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独立人格,既不盛气凌人,也不低三下四。公民之间既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权威关系,也不是保护与被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建立在互惠合作、自我管理基础上的平等协作关系。这种身份意识的培育,就是要转变传统农业人口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知,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公民身份的存在,进而以自身作为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活动的主体,增强这一群体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正确观念。
二、城镇化进程中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
对于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认为,公民意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与义务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6]有的学者则认为,公民意识教育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国家主人意识;第二,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三,民主与法治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内容;第四,道德与文明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7]此外,公民意识还包括公民应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意识。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论及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意识时,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唤起公民的权利意识,这有其必要性。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意味着公民的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才能在公民中树立起其它的现代意识。然而,权利与责任从来都是对等的,公民资格的获得固然意味着获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但其前提是每一个具有一定道德能力的公民必须承担起他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够为每一个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环境、资源支持和社会秩序。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在传统农业人口中逐步树立起公民的责任意识,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也成为我们必须要予以重视的问题。
公民责任是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规范预期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种职责时所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自律,侧重于一种积极意义的责任。“如果说公民的准则意识是从个体做人的态度与标准方面表现公民伦理人格的特质,那么公民的责任意识则从个体自我调控上表现公民人格的特质。这种自我调控有自我评价和自我命令两种方式。前者是公民个体依据内心准则来自我判定、审视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欲望,后者是公民对自身应当做什么与不应当做什么而发出的内心指令。”[8]
这种责任意识对于传统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责任意识有助于公民自身境界的提升。在这种责任意识中,公民不仅仅考虑到其自我实现,同时还想到了他个人的收获与成功并非孤身努力的结果,而是他人协作、帮助的结果,这显然有助于其人生境界由功利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等更为高尚的境界,从而对城市中原有公民产生一种理解和尊重,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等与利用关系。其次,这种责任意识有助于公民对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和各项措施产生出深层次的认同。在公民自我与他人共同推动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家赋予公民以各项发展权利,公民个人通过努力不断地实现着自身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使自己和家庭逐渐走上了富裕的生活道路,他们就会更加理解国家采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质,进而产生出更深层次的认同与支持。再次,这种责任意识将进一步催生出更加全面的公民意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将会使置身于其中的公民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自我实现固然给其自身带來了生活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但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或者向自己的美好愿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和国家。社会与国家不仅是生命延续的共同体和文化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共同体,还是主体力量的凝结体和公民实现共同意愿的公共平台。基于这样的认识,公民就会强烈地体认到他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而致力于回馈社会和国家。在努力报答社会和国家的道德情感的支配下,公民会自觉地将个人的奋斗目标纳入到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大目标之中来,使公民自我的发展融入到国家的共同发展之中,从而不断促使城镇化过程中公民主动性、创造性的服务于国家,使公民自我力量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的责任意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民对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刚刚进入城镇的公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对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评判标准造成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城市生活的深入,公民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从纯粹的社会本位走向了个人本位,个人更多地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存状况,对社会索取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民个人责任意识的淡漠。其次,公民道德责任感匮乏,逃避自身的责任。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想尽办法逃避社会责任。当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一些公民往往容易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考虑责任对象,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他人身心的损伤与打击漠然视之,从而造成城镇化进程的成本较高。
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公民责权意识的教育,就是要使公民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以社会主人的身份或道德主体的姿态去处理问题,把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当作自己责权份内之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角色或被动的客体姿态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公民不但有向社会索取自身健康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权利,而且也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同公共利益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宜,如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等,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使得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向着现代化迅速迈进。这一进程在促使公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严峻考验,承受着较之以往沉重更多的心理压力,对公民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要求每个公民,特别是刚刚进入到城镇生活的公民们不仅要具有一定的获取资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接受社会生活中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考验,从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自身的公民意识。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人口在进入城镇生活时所遇到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制度性的适应问题。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土地来到城市生活,从耕种为主转为“上班一族”,他们长期形成的特有行为方式,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方式使农民短期内难以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面对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制度性要求,城市生活的统一规范、统一标准(如市民守则、交通规则)等,他们在遵守公共制度方面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困难,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难度尤大。其次是观念性的适应问题。农业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以群体为本,忽视个体的权利。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个体只能消极地适应社会和群体,个体的利益、人格由此而被贬低甚至被淹没。进入城市生活后,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被唤起,这就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将“个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推向极端,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从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再次是伦理道德的公民化问题。[9]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0]这说明了我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更多的是具有“差序格局”的私德,主要限于血缘亲情的“熟人社会”生活圈中,缺乏对待陌生人的尊重态度和公共道德精神。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讲求社会公德,需要在广泛的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公民的公共道德精神。在尊重公民个体一般道德的基础上,公民道德更多的是要求每一个公民能够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承诺与信任、理解与宽容、竞争与合作的公民道德人格,这一点对于适应城市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就是要使公民个体在新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与城市生活環境的不同,增强公民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使公民个人能够健康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首先,要加快体制和制度创新,促进农民融入城市的进程。促进农民融入城市,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需要以制度创新为保证,必须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调动政府有关部门、职业培训机构、学校、工会、社区、农民等多方面的积极性,落实各自责任,积极开展农民培训活动,使其能够尽快地熟悉并遵守城市生活的各项制度要求,从而使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真正融入城市和社会。
其次,要以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市民教育。为了促使农民真正向城市公民转变,顺利实现农民“市民化”,就必须按照城市公共生活的规范和要求对新进入城市的农民进行以市民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公民意识教育,拓宽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渠道,增加刚刚进入城镇的农民与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机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培育他们城市生活的公共规则意识,从而使其自觉遵守城市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增强其作为现代城市一员的公民身份认同。
再次,要积极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提升公民适应环境的道德能力。城镇化的进程,使得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再是一个建立在地域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等级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在自由平等的个人人格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合作的民主共同体。它不仅需要法律、政治的硬性规制,更需要包括平等、自由、诚实、信任以及尊重和宽容的公民道德内在调节。马基雅维利曾明确表示:“为了确保自由与价值得以维护,最需要扶植教育的并不是一整套有效的制度与法律,而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心。这种情感必须达到使得人人将城市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使人人为城市的自由和兴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种程度。”进城农民要融入城市,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自身也应积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开拓进取,完善自我,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道德意识,努力提高自身适应环境的道德能力。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当中,这一进程不仅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演变过程,而且也是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更是各类城镇协调有序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公民意识水平,增强公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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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