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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反腐是网民通过网络平台揭发、举报腐败现象的政治监督行为。鉴于网络反腐系统的复杂性，引入熵理论研究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评价，并尝试建构网络反腐系统熵值定量计算模型，探究系统熵增变化规律。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减少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需从三个方面积极平衡系统内部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尊重和保障私权，充分发挥私权对公权的监督作用;完善公法制度，发挥公权力的作用;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关键词】熵理论 网络反腐 熵增 权利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1]“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2]新时期，网络反腐作为反腐新路径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网络反腐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另一方面，网络反腐中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表现为私权滥用、公权膨胀、网民反腐动机不纯、媒体误导、反腐机构不作为等。网络反腐是网民、网络监管部门、反腐机构等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熵理论在网络反腐系统中起决定作用，厘清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与系统熵值变化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建设，探索科学的网络反腐新路径。
一、熵理论和网络反腐系统
熵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为网络反腐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维度、新视角，探究熵理论与网络反腐系统的关系是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熵概念和熵理论
克劳修斯在研究热功转换问题中发现，物体内部的热量会增强物体的离散度（物体内部分子或原子彼此分散的程度），这是自发的不可逆的过程。特定条件下，外力对物体进行压缩，功转变为热时，物体的离散度减小，此发现揭示了自然过程的不可逆性或不可复原性。1865年4月，克劳修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理想状态下系统能量转变值（熵值）的公式DS=DQ/T，公式揭示出，封闭系统内，可逆过程的熵变与该系统从外界吸收的热量dQ和系统温度T之间的对应关系。熵在数值上等于温度除热的商，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
克劳修斯之后，波尔兹曼、吉布斯、普朗克等人对熵概念和熵理论不断发展完善，1944年，奥地利量子力学创始人薛定谔提出系统的熵变表达式为：dS=deS+diS。其中deS表示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时流入或流出的熵流，称外熵变，其值可正可负;diS指系统内部不可逆过程产生的熵流，称内熵变，其值恒大于零。正熵（值大于0的熵变）增加意味着系统向无序和混乱方向发展，代表事物的退化与衰落;负熵（值小于0的熵变）增加意味着系统向有序和成熟方向发展，标志着事物的进步与完善。也就是说，薛定谔这里，熵被视为“系统无序度的量度，而取负号的熵（负熵=kln= ）则被看作序度的量度”。[3]负熵的引入推动了熵概念和熵理论的发展，使得熵理论变成“对所研究对象系统自发变化状态的混乱度、衰竭度和迁移度的宏观描述”。[4]
（二）网络反腐理论
网络反腐是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新亮点，它通过网络、媒体等途径集合公众意志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是我国反腐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反腐败研究学者杜志洲指出：“近几年民众通过网络揭发腐败，最终相关人员受到查处的例子越来越多，直接参与打击腐败的互动让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5]随着网络反腐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共和国家逐步认可了网络监督的作用，2009年，《中共党建词典》正式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标志网络反腐正式成为官方权威的反腐渠道。2010年，《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监督公权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至此，网络反腐步入正规化、合法化的发展轨道。
网络反腐摆脱了权力反腐的弊端，有效弥补了权力反腐的不足。以往的权力反腐过度依赖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及选择直接影响反腐斗争的开展与结果，“人治”化程度较高，“法治”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开展。与之相比，网络反腐具备以下优势：1、反腐平台或空间更广，这是由网络反腐的主体现状决定的。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38亿，庞大的网民群体决定了网络反腐的平台更大、涉及面更广。2、反腐败所需的有效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这是由网络、电视等新型反腐工具的特性决定的。在网络、电视等新型媒体中，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任何消息一旦发布在网上，短短数天、数小时、甚是数分钟内即可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较之程序冗繁复杂的信访、举报等，网络反腐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大提高了反腐工作效率。3、反腐成本大大降低，这是由整个反腐程序的变迁决定的。网络反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力量参与到反腐斗争中去，整个反腐程序更简单、更合理，极大节省了反腐斗争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反腐成本大大较低。
（三）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
一般说来，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指网络、网民、反腐机构、媒体等在相对孤立系统内产生的无用功或无效能量增加的不可逆过程。网络反腐系统是我国反腐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又是由网民、媒体等若干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系统，熵的变化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系统本身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产生diS，另一部分则是系统与外界带来的熵流deS，而整个系统的熵变：ds=deS+diS”。[2]可知，只有当deS<0，且时 diS< deS ，才有dS<0。也就是说，只有网络反腐系统中的外熵变为负值，且外熵变的绝对数量大于内熵变的绝对数量时，才能保证该系统的总熵变值为负，从而避免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
网络反腐系统熵增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内部公权、私权的冲突和矛盾中。例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雷政富“视频”事件，它虽是网络反腐取得积极成果，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事件披露人、转发人的言论自由权与被揭发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与事件牵连的第三方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被侵犯，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被践踏等。合理解决网路反腐系统中公、私权的冲突问题，不断向网络反腐系统引入负熵流，才能促使该系统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建立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根据系统要素情况，计算系统熵值，能更有效、更客观地评价系统有序度，为优化和完善网络反腐系统做好铺垫。 二、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
对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重要性和关联性进行调研、分析，确立系统要素的相关系数、权重系数等，建构网路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
（一）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评价模型
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字母含义：X代表网络反腐系统中第X个要素，Y指第X个要素所包含的第Y个子因素，kB 指X要素所含指标的平均风险系数，Sx 指系统第X个要素的熵值。Pxy 指系统中第Y个子因素引起第X个要素出现风险的概率。
（二）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认为网络反腐系统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网络监管部门的作用;参与网络反腐的网民;反腐机构的组织和工作;媒体的导向和宣传网络反腐相关法律法规五个要素。其中，每个要素内部可划分多个影响指标，以便我们深入了解网络反腐系统。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构影响指标或构成内容如下表1所示。
通过询问、查阅资料、填写问卷等形式，对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影响指标展开调查，从而更客观地对网络反腐系统做出综合评价。由于网路反腐系统各要素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各要素指标的调研会出现偏差，为尽可能减少误差，采取了五个不同等级的评分体系，要素各指标评价均采取5分制，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调查中，我们得出网络反腐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实际得分（各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该要素实际得分占理想状态下得分的百分比，百分比反映了网络反腐系统该要素实现理想状态的程度，同时，从侧面反映出系统中该要素的风险系数（1-得分的百分比）。根据各要素的风险系数，我们可以计算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总风险水平，以及系统某要素风险由某指标引致的概率（它等于该指标风险系数占要素总风险系数的百分比），将其带入熵值计算公式，从而得出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的熵值矩阵：
S={S1 S2 …… SX}
其中：S表示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熵值矩阵;SX表示网络反腐系统中第X个要素的熵值。
（三）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相关系数矩阵的确定
网络反腐系统的五个主要构成要素并非独立地产生影响和作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影响着网络反腐系统的变化。因此，需要将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相关系数纳入网络反腐系统的定量研究中。相关系数表明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影响力大小，确立要素相关系数需要充分考虑各要素的特性及关联性。这里采用要素回归方程的方法计算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相关系数，建立系统要素相关系数的矩阵：
（四）网络反腐系统中要素权重系数矩阵
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对网络反腐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即不同要素在系统中的权重是不同的。笔者以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网络反腐系统中不同要素的权重系数，调查对象有参与网络反腐的网民、媒体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的学生和老师等，要求被调查人员直接给予不同要素的权重系数。此次共收回有效问卷62份，调查数据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由以上数据可得网络反腐系统地各要素的权重系数矩阵如下：
由于调查在问卷数量、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上存在不足，数据难免会出现误差，日后研究中将进一步改进方法，减小误差。在确定权重系数、关联系数矩阵值的基础上，得出网络反腐系统熵值计算的评价模型：
SX=S×μ×γ={S1 S2……S5}
三、协调关系，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建设
网络反腐系统熵增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不协调，即网民、反腐官员、媒体工作者和网络监管人员的权利冲突、矛盾。改变此现状，需从三个方面积极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尊重和保障私权，充分发挥私权对公权的监督作用;完善公法制度，积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一）尊重和保障私权，充分发挥私权对公权的监督作用
私权以满足个人的需要为目标，由于我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私权观念及私权维护的意识不强。事实上，我国政府的公权力一直相对过强，这极易引发公权侵犯、践踏私权，私权不作为等现象，严重阻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对此，一方面，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人要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行使公权力，尊重和保障私权;另一方面，私权所有者要不断增强私权观念，积极运用手中的私权利对公权进行监督和约束。同时，当私权受到公权力非法侵犯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私权利。
（二）完善公法制度，积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
我国公法制度尚不健全，许多关于公权力使用、界限、目标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给许多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制造了滥用权力的机会。对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法制度建设，明确公权力的使用范围及程序，防止公权力非法越界;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发挥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为法治化进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思想中指出，国家是一个通过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它是人民让渡权利的结果，因而，权利是权力的来源，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或公权力执行者的目标是维护每一个契约人的合理利益，公权的行使必须体现私权的共同意志。习近平在2002年3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换一个角度理解服务，要努力用服务的心态去加强管理。这显出公权力的作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民合法的私权利，切实为广大人民服务。
（三）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我国诸多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财产权进行约束、限制。但遗憾的是，法律一直未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这导致某些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等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随意侵犯他人利益，破坏社会稳定和人心团结。例如，2008年底，江苏徐州政府声称维护公众的利益而立法禁止网民进行“人肉搜索”，这是公权对私权赤裸裸的侵犯。同样，雷政富视频事件中一些网民恶意公开涉案者家属、亲戚等人的隐私，甚至恶意中伤、毁谤当地政府部门的做法，也是披着公共利益外衣的侵权行为，这种权利侵犯权利或权力的行径是不可取的。
为平衡公权与私权，笔者认为，亟需对公共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卢梭定义“公意”时指出，公意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人民主权作为订立契约者实现共同意志的最高权力，它是人民的真实利益，而且“公意永远是正确的”，[1]是没有矛盾与冲突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卢梭的“公意”概念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它启示我们对公共利益界定时要做到两点：1、为公共利益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将这个界限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不可随意扩大或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公众利益，而是一种比较或相对的利益，它是大众利益中的合理利益或真实利益，可以落实到每个主体身上的切切实实的利益，而非抽象的、非本真的利益。2、在国家的权威法律中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与维护的法律程序。法律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才能防止一些执法部门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肆意侵犯民众利益，防止一些个人或团体滥用自己的权利，阻碍公共权力的合法行使，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网络反腐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反腐新形式，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网络反腐中私权、公权之间的冲突与恶化给网络反腐造成诸多不利影响。科学、合理地平衡二者关系，向网络反腐系统中不断引入负熵流，方能推进网络反腐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熵理论 网络反腐 熵增 权利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1]“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2]新时期，网络反腐作为反腐新路径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网络反腐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另一方面，网络反腐中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表现为私权滥用、公权膨胀、网民反腐动机不纯、媒体误导、反腐机构不作为等。网络反腐是网民、网络监管部门、反腐机构等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熵理论在网络反腐系统中起决定作用，厘清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与系统熵值变化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建设，探索科学的网络反腐新路径。
一、熵理论和网络反腐系统
熵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为网络反腐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维度、新视角，探究熵理论与网络反腐系统的关系是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熵概念和熵理论
克劳修斯在研究热功转换问题中发现，物体内部的热量会增强物体的离散度（物体内部分子或原子彼此分散的程度），这是自发的不可逆的过程。特定条件下，外力对物体进行压缩，功转变为热时，物体的离散度减小，此发现揭示了自然过程的不可逆性或不可复原性。1865年4月，克劳修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理想状态下系统能量转变值（熵值）的公式DS=DQ/T，公式揭示出，封闭系统内，可逆过程的熵变与该系统从外界吸收的热量dQ和系统温度T之间的对应关系。熵在数值上等于温度除热的商，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
克劳修斯之后，波尔兹曼、吉布斯、普朗克等人对熵概念和熵理论不断发展完善，1944年，奥地利量子力学创始人薛定谔提出系统的熵变表达式为：dS=deS+diS。其中deS表示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时流入或流出的熵流，称外熵变，其值可正可负;diS指系统内部不可逆过程产生的熵流，称内熵变，其值恒大于零。正熵（值大于0的熵变）增加意味着系统向无序和混乱方向发展，代表事物的退化与衰落;负熵（值小于0的熵变）增加意味着系统向有序和成熟方向发展，标志着事物的进步与完善。也就是说，薛定谔这里，熵被视为“系统无序度的量度，而取负号的熵（负熵=kln= ）则被看作序度的量度”。[3]负熵的引入推动了熵概念和熵理论的发展，使得熵理论变成“对所研究对象系统自发变化状态的混乱度、衰竭度和迁移度的宏观描述”。[4]
（二）网络反腐理论
网络反腐是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新亮点，它通过网络、媒体等途径集合公众意志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是我国反腐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反腐败研究学者杜志洲指出：“近几年民众通过网络揭发腐败，最终相关人员受到查处的例子越来越多，直接参与打击腐败的互动让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5]随着网络反腐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共和国家逐步认可了网络监督的作用，2009年，《中共党建词典》正式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标志网络反腐正式成为官方权威的反腐渠道。2010年，《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监督公权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至此，网络反腐步入正规化、合法化的发展轨道。
网络反腐摆脱了权力反腐的弊端，有效弥补了权力反腐的不足。以往的权力反腐过度依赖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及选择直接影响反腐斗争的开展与结果，“人治”化程度较高，“法治”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开展。与之相比，网络反腐具备以下优势：1、反腐平台或空间更广，这是由网络反腐的主体现状决定的。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38亿，庞大的网民群体决定了网络反腐的平台更大、涉及面更广。2、反腐败所需的有效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这是由网络、电视等新型反腐工具的特性决定的。在网络、电视等新型媒体中，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任何消息一旦发布在网上，短短数天、数小时、甚是数分钟内即可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较之程序冗繁复杂的信访、举报等，网络反腐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大提高了反腐工作效率。3、反腐成本大大降低，这是由整个反腐程序的变迁决定的。网络反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力量参与到反腐斗争中去，整个反腐程序更简单、更合理，极大节省了反腐斗争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反腐成本大大较低。
（三）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
一般说来，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指网络、网民、反腐机构、媒体等在相对孤立系统内产生的无用功或无效能量增加的不可逆过程。网络反腐系统是我国反腐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又是由网民、媒体等若干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系统，熵的变化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系统本身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产生diS，另一部分则是系统与外界带来的熵流deS，而整个系统的熵变：ds=deS+diS”。[2]可知，只有当deS<0，且时 diS< deS ，才有dS<0。也就是说，只有网络反腐系统中的外熵变为负值，且外熵变的绝对数量大于内熵变的绝对数量时，才能保证该系统的总熵变值为负，从而避免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增。
网络反腐系统熵增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内部公权、私权的冲突和矛盾中。例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雷政富“视频”事件，它虽是网络反腐取得积极成果，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事件披露人、转发人的言论自由权与被揭发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与事件牵连的第三方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被侵犯，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被践踏等。合理解决网路反腐系统中公、私权的冲突问题，不断向网络反腐系统引入负熵流，才能促使该系统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建立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根据系统要素情况，计算系统熵值，能更有效、更客观地评价系统有序度，为优化和完善网络反腐系统做好铺垫。 二、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
对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重要性和关联性进行调研、分析，确立系统要素的相关系数、权重系数等，建构网路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计算模型。
（一）网络反腐系统的熵值定量评价模型
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字母含义：X代表网络反腐系统中第X个要素，Y指第X个要素所包含的第Y个子因素，kB 指X要素所含指标的平均风险系数，Sx 指系统第X个要素的熵值。Pxy 指系统中第Y个子因素引起第X个要素出现风险的概率。
（二）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认为网络反腐系统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网络监管部门的作用;参与网络反腐的网民;反腐机构的组织和工作;媒体的导向和宣传网络反腐相关法律法规五个要素。其中，每个要素内部可划分多个影响指标，以便我们深入了解网络反腐系统。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构影响指标或构成内容如下表1所示。
通过询问、查阅资料、填写问卷等形式，对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影响指标展开调查，从而更客观地对网络反腐系统做出综合评价。由于网路反腐系统各要素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各要素指标的调研会出现偏差，为尽可能减少误差，采取了五个不同等级的评分体系，要素各指标评价均采取5分制，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调查中，我们得出网络反腐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实际得分（各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该要素实际得分占理想状态下得分的百分比，百分比反映了网络反腐系统该要素实现理想状态的程度，同时，从侧面反映出系统中该要素的风险系数（1-得分的百分比）。根据各要素的风险系数，我们可以计算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总风险水平，以及系统某要素风险由某指标引致的概率（它等于该指标风险系数占要素总风险系数的百分比），将其带入熵值计算公式，从而得出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的熵值矩阵：
S={S1 S2 …… SX}
其中：S表示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熵值矩阵;SX表示网络反腐系统中第X个要素的熵值。
（三）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相关系数矩阵的确定
网络反腐系统的五个主要构成要素并非独立地产生影响和作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影响着网络反腐系统的变化。因此，需要将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相关系数纳入网络反腐系统的定量研究中。相关系数表明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影响力大小，确立要素相关系数需要充分考虑各要素的特性及关联性。这里采用要素回归方程的方法计算网络反腐系统各要素的相关系数，建立系统要素相关系数的矩阵：
（四）网络反腐系统中要素权重系数矩阵
网络反腐系统中各要素对网络反腐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即不同要素在系统中的权重是不同的。笔者以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网络反腐系统中不同要素的权重系数，调查对象有参与网络反腐的网民、媒体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的学生和老师等，要求被调查人员直接给予不同要素的权重系数。此次共收回有效问卷62份，调查数据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由以上数据可得网络反腐系统地各要素的权重系数矩阵如下：
由于调查在问卷数量、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上存在不足，数据难免会出现误差，日后研究中将进一步改进方法，减小误差。在确定权重系数、关联系数矩阵值的基础上，得出网络反腐系统熵值计算的评价模型：
SX=S×μ×γ={S1 S2……S5}
三、协调关系，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建设
网络反腐系统熵增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不协调，即网民、反腐官员、媒体工作者和网络监管人员的权利冲突、矛盾。改变此现状，需从三个方面积极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尊重和保障私权，充分发挥私权对公权的监督作用;完善公法制度，积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一）尊重和保障私权，充分发挥私权对公权的监督作用
私权以满足个人的需要为目标，由于我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私权观念及私权维护的意识不强。事实上，我国政府的公权力一直相对过强，这极易引发公权侵犯、践踏私权，私权不作为等现象，严重阻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对此，一方面，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人要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行使公权力，尊重和保障私权;另一方面，私权所有者要不断增强私权观念，积极运用手中的私权利对公权进行监督和约束。同时，当私权受到公权力非法侵犯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私权利。
（二）完善公法制度，积极发挥公权力的作用
我国公法制度尚不健全，许多关于公权力使用、界限、目标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给许多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制造了滥用权力的机会。对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法制度建设，明确公权力的使用范围及程序，防止公权力非法越界;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发挥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为法治化进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思想中指出，国家是一个通过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它是人民让渡权利的结果，因而，权利是权力的来源，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国家或公权力执行者的目标是维护每一个契约人的合理利益，公权的行使必须体现私权的共同意志。习近平在2002年3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换一个角度理解服务，要努力用服务的心态去加强管理。这显出公权力的作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民合法的私权利，切实为广大人民服务。
（三）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我国诸多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财产权进行约束、限制。但遗憾的是，法律一直未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这导致某些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等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随意侵犯他人利益，破坏社会稳定和人心团结。例如，2008年底，江苏徐州政府声称维护公众的利益而立法禁止网民进行“人肉搜索”，这是公权对私权赤裸裸的侵犯。同样，雷政富视频事件中一些网民恶意公开涉案者家属、亲戚等人的隐私，甚至恶意中伤、毁谤当地政府部门的做法，也是披着公共利益外衣的侵权行为，这种权利侵犯权利或权力的行径是不可取的。
为平衡公权与私权，笔者认为，亟需对公共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卢梭定义“公意”时指出，公意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人民主权作为订立契约者实现共同意志的最高权力，它是人民的真实利益，而且“公意永远是正确的”，[1]是没有矛盾与冲突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卢梭的“公意”概念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它启示我们对公共利益界定时要做到两点：1、为公共利益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将这个界限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不可随意扩大或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并不等同于公众利益，而是一种比较或相对的利益，它是大众利益中的合理利益或真实利益，可以落实到每个主体身上的切切实实的利益，而非抽象的、非本真的利益。2、在国家的权威法律中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与维护的法律程序。法律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才能防止一些执法部门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肆意侵犯民众利益，防止一些个人或团体滥用自己的权利，阻碍公共权力的合法行使，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网络反腐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反腐新形式，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网络反腐中私权、公权之间的冲突与恶化给网络反腐造成诸多不利影响。科学、合理地平衡二者关系，向网络反腐系统中不断引入负熵流，方能推进网络反腐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