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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在他的电影里客串；赵薇、范冰冰、李冰冰、黄晓明、关锦鹏愿意为他的电影吆喝宣传；他手机里经常往来的联系人包括顾长卫、陈国富、崔永元等——如此丰厚的人脉资源，却与他的知名度毫不相称，至今网络上关于他的信息，不过几百字。
他是刘杰。
作为低王小帅两届的师弟，刘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一年（1992年）后，就担任王小帅处女作的摄影师，2000年他们又合作了《十七岁的单车》。作为第六代摄影师出道的刘杰，对“第六代”这个词不置可否。
为了不受限地自由表达，他走上职业导演的路，2006年拍出第一部作品《马背上的法庭》，但包括其后的作品《碧罗雪山》和《透析》，都未曾在全国院线公映。这个一直制作文艺片的导演，只凭这三部作品就斩获了30多个大奖。
所有导演都必须在宣传期反复说着同样的话，但刘杰不愿意成为人肉录音机。他说只在乎知音群体，对“明摆着不在一个通道里”的人，他不想做过多阐释：“一个导演观众越多的话越俗气。”
但另一方面，即便口头说“被记者折磨疯了”，他还会关心对方“够了吗”、“还需要点什么内容”。没错，当第一部大银幕商业片《青春派》面世，刘杰也忧心如何让更多观众进入电影院，像他同事高山说的：“怎么可能会不在乎，憋了两年生的孩子，扔大街上你不管了？”
被政府看中的艺术片导演
刘杰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二环一个开盘10年的居民小区里（他说去年租在百老汇电影院的对面），一室一厅内凌乱、简单，除了墙上挂着的写有一行制作计划的白板，再找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刘杰身份的布置。
刘杰出生、成长在天津，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自幼学画，高考那年，因为看了《黄土地》，把志愿那栏的中央美术学院改成北京电影学院。吊诡的是，这位矢志拍艺术片的导演的作品，总会被不少人解读为主旋律电影，比如《马背上的法庭》曾被确定为建党85周年献礼片，被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我都懒得解释。”虽然他声称不介意，但几乎每次公开露面他都得调侃此事。刘杰说，自己到现在都没拿过政府的钱拍主旋律电影。
《马背上的法庭》取材于新闻：在云南乡村，法官用马驮着国徽，徒步到每个边远山村就地办案。“这是现实的农村地区进入法治社会后的困扰，而我由此想到，整个中国在跨入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都面临着困扰。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自恃高学历、高素质的人群，一说官司、纠纷，第一反应仍是：‘有认识人吗’……这条新闻一下触动了我这方面的社会体验。”
他六次到云南，进行了“有点像社会（学）意义”的调研——由于功课做得足够扎实，当广西电影制片厂找刘杰拍第二部影片时，他把《马背上的法庭》还没表达完的，一股劲儿又用到了《碧罗雪山》上。
这部看似在叙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片，被刘杰赋予了另一层深意，他想说的是“全球化下我们以环保的名义对边疆人民进行的剥削”，“看起来是环保，那也是以环保名义进行的强拆”。今年45岁的刘杰喜欢看杂文，关注社会热点，脑子里关注“很多很多的”话题，感兴趣的都是“社会的主流问题”。
在刘杰最初的规划中，每部电影的生产周期大约两年，因为“要是每做一个电影都用研究的态度去做，时间不会太短”。所有题材必须能触动他的兴奋点，让他觉得可以深挖一些社会的东西才会去做。迄今没多少人看过的《透析》是他对死刑的思考，新电影《青春派》则阐述了他理解的教育和中国式青春。
两位“最佳编剧”聊出来的命题作文
刘杰评价自己“还是蛮顺的”。处女作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第二年他成为威尼斯电影节评委，第三年他自己投拍的《透析》又获得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荷花大奖——头两部作品都是自己投资的导演在国内很少见，刘杰由此坚持不对电影作妥协性的修改。他的钱来自几年做生意（从事广告行业）的收入。但不同于《马背上的法庭》，《透析》在国内“就是通不过”，“一下子自产自销的路线切断了，就觉得风险很大”。这种状况下，广西电影制片厂拿着《碧罗雪山》的剧本找他，刘杰问了句：“是不是可以改？”对方说：“可以”。于是，他接手了。
让对方始料未及的是，成片后的《碧罗雪山》跟原剧本相距太远，“原来说一帮人载歌载舞欢迎党的好政策，非常欣喜地要把我们的家园还给熊，讲国家的环保大战略”。刘杰说，首次给当地宣传部门放映时，对方没有说话，直到几天后刘杰问及，宣传部门表态说：“表现了我们的愚昧和落后，看了不舒服，但是是好电影、很真实。”
电影《青春派》的拍摄也是偶然。2011年年初，“中影”带了四个字找到刘杰：“关于高考。”刘杰觉得“很有自由度。”原定的时间是7月开拍，9月交片，被他一“拖”又是两年。跟往常的创作习惯一样，没有思路了，他就跑到学校搜集素材，光剧本就写了好几稿。“被逼”开机那天，刘杰还是没想好要怎么拍——他给投资方看的剧本还是7月初写的第一稿。
“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拿白纸黑字去让别人认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基本上做出来可能是一个中庸又中庸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一次一次的沟通，其实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度。”刘杰说，在现场，只有执行导演有剧本，但他总有很多灵感，拍的都是执行导演不知道往哪去记的东西。“每天到了片场，泡上一壶茶，就开始跟秦海璐（《青春派》主演）聊今天拍点什么。我说我是第47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的编剧，你是第48届的最佳编剧，咱俩在这商量下吧。”
最终电影结束，刘杰拍了200场戏，超过了标准电影100场一倍的量。
在这样即兴的状态下，《青春派》的选角基本排除了用明星的可能，在这部投资1000万的电影中，秦海璐属于友情出演，并为角色增重25斤。
头次接触青春片的刘杰，认为青春片的要素就是成长。
“会处理友情、去尝试爱情，学会怎么样去接触社会。日韩片黑社会，核心讲的是义和友情，美国片就是SEX。青春有蓬勃不能压制的东西。到了中国，你看到所有的孩子都被高考压制没了，没有人很快乐，心理负担沉重，典型的中国式青春。”
于是，电影《青春派》中，刘杰刻意安排了一系列符号在其中，逼着孩子学习的陪读母亲，把“拼爹”“富二代”“死扛”挂在嘴边的高中老师，拍毕业照时主动告白的叛逆学生等。这个过程的设定当然有很多雷区，但刘杰还是做了尝试。比如，拍摄高中学生不许提感情，刘杰处理成因触碰感情导致高考失败。他说：“大家在一个天空下。其实体制现在开了很多，只不过按照经验值、安全值都在自我约束，没觉得太大压力，有些东西都是看你怎么做。”
到底要不要和商业死磕
因为太过小众，他的电影除了《马背上的法庭》之外，网络上连盗版下载资源都找不到。“因为不卖嘛。这个时代，真正的作品得不到尊重。”但他又怀着一种文人的清高劲儿，“你听到我抱怨吗？我从来不抱怨，我都不往那放，我觉得往那放就是给别人羞辱我的机会，我就很骄傲地告诉别人说：不放。”甚至，他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上去，“哪有免费的午餐，不传。不光不传，不卖，就在我自己手里呢。”
然而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受欢迎——同样源于清高，“有的人，你拍了个电影，别人给了你1000万，你拍了个电影，你卖了3个亿，别人再继续给你3000万，你就挣了5个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牛×；但你拍一个戏，连院线都不上，你又拍了戏，还有人不停地给你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牛×。”
刘杰当然是自认牛×的。他深信“好的艺术片导演一定能拍商业片”。《青春派》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他这方面的野心，虽然他一方面说“实在拍不出艺术片的时候，拍一部商业片吧”，但同时，他又爱反问：“我这商业片，你不觉得不算很丢人吗？”
（转载自《壹读》）
他是刘杰。
作为低王小帅两届的师弟，刘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一年（1992年）后，就担任王小帅处女作的摄影师，2000年他们又合作了《十七岁的单车》。作为第六代摄影师出道的刘杰，对“第六代”这个词不置可否。
为了不受限地自由表达，他走上职业导演的路，2006年拍出第一部作品《马背上的法庭》，但包括其后的作品《碧罗雪山》和《透析》，都未曾在全国院线公映。这个一直制作文艺片的导演，只凭这三部作品就斩获了30多个大奖。
所有导演都必须在宣传期反复说着同样的话，但刘杰不愿意成为人肉录音机。他说只在乎知音群体，对“明摆着不在一个通道里”的人，他不想做过多阐释：“一个导演观众越多的话越俗气。”
但另一方面，即便口头说“被记者折磨疯了”，他还会关心对方“够了吗”、“还需要点什么内容”。没错，当第一部大银幕商业片《青春派》面世，刘杰也忧心如何让更多观众进入电影院，像他同事高山说的：“怎么可能会不在乎，憋了两年生的孩子，扔大街上你不管了？”
被政府看中的艺术片导演
刘杰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二环一个开盘10年的居民小区里（他说去年租在百老汇电影院的对面），一室一厅内凌乱、简单，除了墙上挂着的写有一行制作计划的白板，再找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刘杰身份的布置。
刘杰出生、成长在天津，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自幼学画，高考那年，因为看了《黄土地》，把志愿那栏的中央美术学院改成北京电影学院。吊诡的是，这位矢志拍艺术片的导演的作品，总会被不少人解读为主旋律电影，比如《马背上的法庭》曾被确定为建党85周年献礼片，被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我都懒得解释。”虽然他声称不介意，但几乎每次公开露面他都得调侃此事。刘杰说，自己到现在都没拿过政府的钱拍主旋律电影。
《马背上的法庭》取材于新闻：在云南乡村，法官用马驮着国徽，徒步到每个边远山村就地办案。“这是现实的农村地区进入法治社会后的困扰，而我由此想到，整个中国在跨入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都面临着困扰。扪心自问，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自恃高学历、高素质的人群，一说官司、纠纷，第一反应仍是：‘有认识人吗’……这条新闻一下触动了我这方面的社会体验。”
他六次到云南，进行了“有点像社会（学）意义”的调研——由于功课做得足够扎实，当广西电影制片厂找刘杰拍第二部影片时，他把《马背上的法庭》还没表达完的，一股劲儿又用到了《碧罗雪山》上。
这部看似在叙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片，被刘杰赋予了另一层深意，他想说的是“全球化下我们以环保的名义对边疆人民进行的剥削”，“看起来是环保，那也是以环保名义进行的强拆”。今年45岁的刘杰喜欢看杂文，关注社会热点，脑子里关注“很多很多的”话题，感兴趣的都是“社会的主流问题”。
在刘杰最初的规划中，每部电影的生产周期大约两年，因为“要是每做一个电影都用研究的态度去做，时间不会太短”。所有题材必须能触动他的兴奋点，让他觉得可以深挖一些社会的东西才会去做。迄今没多少人看过的《透析》是他对死刑的思考，新电影《青春派》则阐述了他理解的教育和中国式青春。
两位“最佳编剧”聊出来的命题作文
刘杰评价自己“还是蛮顺的”。处女作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第二年他成为威尼斯电影节评委，第三年他自己投拍的《透析》又获得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荷花大奖——头两部作品都是自己投资的导演在国内很少见，刘杰由此坚持不对电影作妥协性的修改。他的钱来自几年做生意（从事广告行业）的收入。但不同于《马背上的法庭》，《透析》在国内“就是通不过”，“一下子自产自销的路线切断了，就觉得风险很大”。这种状况下，广西电影制片厂拿着《碧罗雪山》的剧本找他，刘杰问了句：“是不是可以改？”对方说：“可以”。于是，他接手了。
让对方始料未及的是，成片后的《碧罗雪山》跟原剧本相距太远，“原来说一帮人载歌载舞欢迎党的好政策，非常欣喜地要把我们的家园还给熊，讲国家的环保大战略”。刘杰说，首次给当地宣传部门放映时，对方没有说话，直到几天后刘杰问及，宣传部门表态说：“表现了我们的愚昧和落后，看了不舒服，但是是好电影、很真实。”
电影《青春派》的拍摄也是偶然。2011年年初，“中影”带了四个字找到刘杰：“关于高考。”刘杰觉得“很有自由度。”原定的时间是7月开拍，9月交片，被他一“拖”又是两年。跟往常的创作习惯一样，没有思路了，他就跑到学校搜集素材，光剧本就写了好几稿。“被逼”开机那天，刘杰还是没想好要怎么拍——他给投资方看的剧本还是7月初写的第一稿。
“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拿白纸黑字去让别人认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基本上做出来可能是一个中庸又中庸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一次一次的沟通，其实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度。”刘杰说，在现场，只有执行导演有剧本，但他总有很多灵感，拍的都是执行导演不知道往哪去记的东西。“每天到了片场，泡上一壶茶，就开始跟秦海璐（《青春派》主演）聊今天拍点什么。我说我是第47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的编剧，你是第48届的最佳编剧，咱俩在这商量下吧。”
最终电影结束，刘杰拍了200场戏，超过了标准电影100场一倍的量。
在这样即兴的状态下，《青春派》的选角基本排除了用明星的可能，在这部投资1000万的电影中，秦海璐属于友情出演，并为角色增重25斤。
头次接触青春片的刘杰，认为青春片的要素就是成长。
“会处理友情、去尝试爱情，学会怎么样去接触社会。日韩片黑社会，核心讲的是义和友情，美国片就是SEX。青春有蓬勃不能压制的东西。到了中国，你看到所有的孩子都被高考压制没了，没有人很快乐，心理负担沉重，典型的中国式青春。”
于是，电影《青春派》中，刘杰刻意安排了一系列符号在其中，逼着孩子学习的陪读母亲，把“拼爹”“富二代”“死扛”挂在嘴边的高中老师，拍毕业照时主动告白的叛逆学生等。这个过程的设定当然有很多雷区，但刘杰还是做了尝试。比如，拍摄高中学生不许提感情，刘杰处理成因触碰感情导致高考失败。他说：“大家在一个天空下。其实体制现在开了很多，只不过按照经验值、安全值都在自我约束，没觉得太大压力，有些东西都是看你怎么做。”
到底要不要和商业死磕
因为太过小众，他的电影除了《马背上的法庭》之外，网络上连盗版下载资源都找不到。“因为不卖嘛。这个时代，真正的作品得不到尊重。”但他又怀着一种文人的清高劲儿，“你听到我抱怨吗？我从来不抱怨，我都不往那放，我觉得往那放就是给别人羞辱我的机会，我就很骄傲地告诉别人说：不放。”甚至，他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上去，“哪有免费的午餐，不传。不光不传，不卖，就在我自己手里呢。”
然而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受欢迎——同样源于清高，“有的人，你拍了个电影，别人给了你1000万，你拍了个电影，你卖了3个亿，别人再继续给你3000万，你就挣了5个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牛×；但你拍一个戏，连院线都不上，你又拍了戏，还有人不停地给你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牛×。”
刘杰当然是自认牛×的。他深信“好的艺术片导演一定能拍商业片”。《青春派》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他这方面的野心，虽然他一方面说“实在拍不出艺术片的时候，拍一部商业片吧”，但同时，他又爱反问：“我这商业片，你不觉得不算很丢人吗？”
（转载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