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绘画中的“金石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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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代碑学、金石学的盛行,促使了书法领域审美观念的嬗变,一改明末清初“甜俗妩媚”之气。而这种审美观念的变革,也带动绘画领域的转变。吴昌硕受到“金石风气”的影响,初工篆刻、书法,后在任伯年的指点下,学习绘画。他将诗、书、印融入画中,形成“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的个人风格。文章试从诗、书、画、印四个方面来探究吴昌硕绘画中的“金石趣味”,以期为当代绘画的发展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向。
  关键词:吴昌硕;花鸟画;金石趣味
  一、吴昌硕的生平
  吴昌硕,原名俊,字昌硕。浙江人,生于1844年。这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85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吴昌硕少时饱受战乱之苦,他16岁时,太平军攻占浙江,清军尾随而至,他随父逃难,却于战火中失散,过了五年流浪生活,深感世间艰辛。这段经历锤炼了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同时也养成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1865年,21岁的他考中秀才,但厌恶八股的死板以及在各种原因之下,他绝意于科考功名。于是吴昌硕自觉地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靠艺术成就自立于社会”[1]。 因而不断外出游学,广交好友,靠刻字和卖印维生。
  二、金石根基
  吴昌硕精于书法和篆刻,书体各法皆有所创新,其中以篆书成就为高。这皆与他一生所习的《石鼓文》分不开,他后来也是以篆籀笔法入画的[2]。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也曾指出“昌硕先生金石书画俱堪名家,尤能从书法入画,虽似粗服乱头,而淳厚温重之金石气,力能抗鼎,学者不察其本,只粉红骇绿,狂涂乱抹中求之,相去何止千里[3]。”这里的“淳厚温重之金石气,力能抗鼎”指的是篆体浑重,笔画圆浑饱满,富有立体感。因而旁人冒然学之,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研究“金石气”之前,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金石学”?而“金石学”的价值又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去深究的问题。
  朱剑心先生曾在《金石学》一书中,讲解道:“‘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举例述说金石学的价值,并于经史的考订(证经、订史、补佚),对文章渊源的爬梳(渊源、体制、工拙),对书、画、雕刻等艺术[4]的考究这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而先前提及吴昌硕在中年游学期间,广交好友,见识颇多,获益匪浅。从他辑成的《朴巢印存》、拓辑的《削觚庐印存》等书中,可见他确实拥有扎实的金石学根基[5],为其日后在创新书、画、治印方面奠定深厚的基础,促其独具一格,自成一家。
  三、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
  吴昌硕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大家,他走的是“文先于画”的文人画道路,即金石(篆刻)—书法(石鼓文)--诗--画,这么一条独辟蹊径的艺术发展道路。“最后相与发生,将诗书画印四者一冶熔之。”[6]集四者之精髓,以金石篆刻为先导,以书造骨,以诗聚精神意境,皆渗入画中,形成“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的笔墨趣味。
  (一)以书法“写”画法
  他曾说:“人家说我善于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7]在自题《石鼓文》临本时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游一日之境界。”书法博大精通,取法各式多样,为何单独喜爱篆法?明清之际书法家傅山曾简单而又深刻地阐述过学习篆书的重要性:“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8]进而还对篆隶的益处详细列说:“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是处,昧所从来也。予以隶需宗汉,篆须熟味周秦以上鸟兽草木之形,始臻上乘。”[9]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也力荐写字宜先习篆,认为力的养成,篆书是关键功夫。有势无力,只是虚有其表。“故写字宜先习篆,从一画做起,反复练习,以养其力,以培其势。”[10]吴昌硕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地书写篆法,可知其用笔、点画、间架、节奏、布白、章法都是功力深厚的。
  大家都知道吴昌硕善于书写《石鼓》书法,但却低估了他的学习能力、创新创作能力。“从整饬停匀的《石鼓》原作到乱头粗服的吴昌硕《石鼓》……工稳变成了恣肆,整飭变成了错落,率意而陈的笔道出现了生命的跃动”[11]他的书法与《石鼓》一文相似的似乎只有字形——从文字学意义上的石鼓格局而言[12]。背后的书法法度,其实是他苍劲古厚雄浑拙朴的“吴体”,为其日后融篆法入画法,开创出独具一格的画风打下坚实的基础。
  1.融笔法于画法
  他执笔坚持悬腕中锋,作画如写书法一样,导送运转,笔笔翔实。徐无闻先生曾论述:“坚持悬肘。篆书的行笔须悬肘,比正书还要紧。道理是挥运的幅度大,才能使转灵活、横平竖直、方圆自适。”[13]作画姿势也是按照写书的姿势,连运笔的线条也带有一丝刚劲在其中,因为这样的运笔,力含其中,笔画凝重含蓄,线条才能如棉裹铁,刚柔并济。
  吴昌硕表现最多的题材是梅。尤喜用篆籀之笔入画,作画之前,他总是先凝神静气,然后便运笔如风,一气呵成。画梅时颇注重气势,捭阖纵放,疏密有致,焦墨枯笔,顺逆来去,横枝纵丫,曲直苍劲,时而欲探水揽月,时而欲凌空飞去。酷爱梅花,把梅视作知己好友,并为梅花题作诗,如“苦铁道人美梅知己,对花写照是长技”。苦铁,也是他的号。他也常画石。他说:“石得梅而益奇,梅得石而愈清。”
  《红梅图》中梅花点染红色,不刺目不俗艳,傲寒红梅,自有一身铮铮铁骨。构图饱满大气,色墨饱和,笔力苍浑,枝干用浓墨渲染,线条纵横交叉。虬枝以篆书法写出,枝柯交插,坚韧如屈铁,呈倔强之势。还题诗一首:
  梅花铁骨红,旧时种此树。艳击珊瑚碎,高倚夕阳处。
  百匝绕不厌,园涉颇成趣。叹息饥驱人,揖尔出门去。
  这首诗,既表明了没梅的美,也表现了诗人对梅难以割舍的喜爱之心。
  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吴昌硕作画尤喜用浓墨,“平生以贫无所累,累在使墨如泥沙。”笔蘸浓密,运笔如运刀,笔笔干净利索但笔墨纵横间存有布白,腾跃恣肆而不沉闷,满纸生跃与画外[14]。   2.画有布白章法
  构图方面得篆刻章法之妙,布局极具古意,又能别出心裁。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画,格局章法借鉴了书法、章印的间架结构。观其绘画作品,可发现吴昌硕尤喜好用长竖构图,使得主体部分容易凸显,一目了然。如1920年创作的《杏花图·篆书七言联》中可看出,画面呈长竖构图,布局饱满。杏花树枝干妖娆相向,纵横恣肆,却丝毫不嫌杂乱;线条粗细相当,用笔着墨虚实有度;结构起承转合,皆法度森严。两枝桃花出枝之势相得益彰,再配以西洋红点缀的桃瓣,佐以花青涂抹的绿叶,整幅作品显得天真烂漫,让人回味无穷。
  “石鼓文章法构成的主要基调是平衡感和协调感所建构起来的平稳宁静,并带有一种几何装饰的色彩”,黎东明在《秦系文字研究》中说到。因而在吴昌硕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凌而不乱的枝叶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却还是能感到画面中的和谐统一,这可得益于他平时多刻章印,因为章印也求“密不透风,疏可跑马”之感,毕竟印章的朱白文间架的分布,需向书法一般“计白以当黑”。从而让吴昌硕能够常作惊人之笔,却又趣味横生。
  3.以刀法代书法
  篆刻入门,刀法的掌握必不可少,掌握了刀法后,勤加练习,“刀趣”则会自动流露出来。吴昌硕一生中临摹了大量的碑帖及金石拓片,特别是对石鼓文毕生致力研习,最终以石鼓文为基础融进了诏版、瓦甓、碑碣、封泥等中的书体,因而印章文字风貌多变,内涵丰富,古意盎然。早年制印受诸家各派影响,用刀细腻精巧,刀痕可见,生动之余雕琢之气尤存;中年后,不再拘泥于精细雕琢,更追求一种气壮雄浑之势;晚年,用刀钝粗,出刀更为大胆,进而“采用残石破损的方法,或者敲凿印边印面”[15]的方法来追求一种古朴拙野的效果。
  如《破荷亭》章印,该印与他的大写意绘画一样,极尽强盛之气,笔力高古,力大势沉。印中布白强调虚实,“破荷”二字几乎将所有线条挤紧,独让“荷”字人部撑大,并用斜线分割出大小两个空间,在实中留白,密而不滞,实而不闷,再将亭字上部排得严严实实,下部却妍长俊秀给人以“密不容针,疏可走马”之感。“亭”字中部结三角块状,造成印面最抢眼的亮点,并将“破荷亭”三字的外线逼边,移作边栏之用,可谓生动有致,精彩无比。边缘线条有意地造短,虚实松紧有法度,古朴之气铺面而来。他所刻的《归安施为章》《野西》,刀法就十分豪放雄浑,具有“力能扛鼎”的美感。边款以单刀直入,落刀处钝,收刀处锐,富有苍莽隽利的金石之气[16]。
  四、结语
  吴昌硕有力的线条反拨了明清主流绘画阴柔单薄的笔意,以独特的篆籀笔意入画,雄浑醇厚,行气如虹,一扫画坛“甜俗萎靡”之气。在他作品中,看似乱透粗服,却草而不率。融金石趣味在笔墨中,大开大合,别具匠心。
  吴昌硕也曾说过:“不薄今人爱古人。”要“通古”,而不是“复古”,主张学习传统绘画中的古意、古趣、古情、古气。但也强调要从“古”的躯壳中创造出“新”的风骨来,转变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我们可以从他的花鸟画中可知,诗、书、画、印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日后的练习习作中需要勤下苦工,不可荒弃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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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广东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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