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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尽人皆知,其实,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远不止此,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有过更为广泛的发掘,瓷器、丝绸、金属冶铸、深耕细作等的发明得到了新一轮的推崇。美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领先于世界”、“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中国古代100项技术发明,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即便如此,上海先民的那些应该得到尊重的光辉业绩,仍未进入他们的视线。
中国最早的水井:6000年前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因此,早期人类几乎全部临水择居。水井的发明,使人类首次能够远离河、湖等天然水源,主动拓展生存空间。考察一下水井发明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情况,不难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人类古文化遗址的分布面骤然扩张,数量翻了多倍,密度大大增加。水井的发明,开发了人类的生存地域和资源,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石犁:5000年前
1980年12月10日,这是一个令上海考古工作者颇为振奋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们在松江昆岗乡汤庙村遗址发现了四座距今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古墓葬,出土了作为盛贮器的陶罐、钵,饮食器的陶盆、盘、豆、壶、杯,炊煮器的夹砂陶鼎、,石头磨制的斧、纺轮等。由于它们在崧泽文化中属于最晚阶段的典型,在考古学上的意义非凡。然而,最最激动人心的却是发现了一件三角形石犁。
这件石犁在今天看来,十分粗糙,是用青灰色的板岩打磨而成。平面呈等腰三角形,两腰斜磨为单面刃,上下两面打磨比较平整,犁身中偏下琢出圆孔,底角略残,底宽10.4厘米,高13.9厘米,很难从中联想得到会有什么重大意义存在。众所周知,人类的原始经济始于对自然的索取,即采集和狩猎,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而原始农业就是用骨、木、石制的耜、耒、锄、铲等的工具,以缓慢的一上一下点状松土或点播种植形式作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而犁耕作业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为连续不断的、前行的线状运动,配以前拉的人力或可能的畜力。至少距今7000年以前,在中国的一些原始文化中已有水牛遗骸发现,上海有稍晚的牛头骨出土,表明当时使用畜力,是原来锄耕工作效率的好几倍,而且所翻起的泥土,既深又松,是对原来落后的点状作业形式的颠覆,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力,从而迅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收成,积累社会财富,为人类健步跨入文明阶段,创造了极为关键条件。
经过检索,这件高仅10多厘米,其貌不扬的单孔石犁,是中国时代最早的两把石犁之一(另一在浙江丘城遗址)。这说明上海先民是率先发明犁耕技术,进入先进的犁耕农业社会的群体之一。鲜为人知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上海先民,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惊天动地的贡献。看看今天人们农耕松土使用的犁头,除了材料上与时俱进改用更加坚利的钢铁,动力改为拖拉机等机械(其实某些耕地面积较小,大型机械无法施展的山区等,至今使用人力、畜力)之外,其造型及翻土的原理与当时无多大区别,可见上海先民的聪明才智是多么地值得骄傲!
最早得到认可的中国文字:4000多年前
文字的发明意义非凡,你可曾想到,可曾知道,它居然和上海先民的智慧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常常会将许多发明、发现归功于一人。文字发明的殊荣,同样被归属于一位叫仓颉的人。据传,他是黄帝的史官。所谓“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就是说文字发明了,人类步入了文明,老天爷以降粮食嘉奖人间,过去可以随心所欲地愚弄苍生的邪鬼,就此只有躲在一边哭泣的份了。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学家的长期探考,中国的文字和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一样,也是由以物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的途径发展而成。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产生了一种有严密规律的、有系统的、举世公认的文字——甲骨文。不过,我们在此必须明确一个概念,把甲骨文说成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是不十分确切的,因为早在甲骨文之前,我国文字应该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陕西半坡村、西安花园村、河南贾河、江苏龙虬庄、山东丁公、上海崧泽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玉、石、甲骨、陶器上,发现过一些符形刻画。有不少专家认为是文字,也有很多专家予以否定,不过,总的看来,它们与甲骨文字的结构是有不小距离的。相反,过去在古文字发现及研究方面一直不被重视,无甚特别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存中,却有了重大突破,而最早产生影响的则是1962年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一件阔把黑陶杯底上的两个刻画(图),它们被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作为中国的原始文字引用在其专著《中国史稿》中(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颇为可惜的是,由于陶杯比不得金属坚固,承受不了四千多年地层的挤压,出土时已经破碎,经修复,发现两个刻画与甲骨文形式接近。左边一个呈长柄、弯顶、三叉镦形结构,与甲骨文、金文的“戈”字,金文的“钺”、“咸”等与长柄兵器有关的字相近,右边一个仅剩上半截,不敢胡乱猜测。另一件黑陶盆底上的“Ⅹ”形刻画,与甲骨文“五”字一模一样。上海亭林遗址一件带盖黑陶罐底上的“井”字形刻画,与甲骨文、金文,乃至今天使用的“井”字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它还与同为良渚文化的两种木壁水井的俯视图如出一辙。既证明上海亭林陶罐上的“井”字字出有形、有因、有据,又证明了良渚时代已有相当于甲骨文一样成熟、一样字出象形的特征。以后在江苏澄湖遗址良渚水井出土的鱼篓形黑陶罐上的四个刻画,几乎与甲骨文一一对应,成为我国最早的铭文的事实,把中国文字发明的时间可靠地确定在至少是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以前。
探明文字的起源,在中国文明进程的研究中具有相当主要的地位。恩格斯说过:“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过渡到文明时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在“文明的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有爱琴海——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
中国最早的水井:6000年前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因此,早期人类几乎全部临水择居。水井的发明,使人类首次能够远离河、湖等天然水源,主动拓展生存空间。考察一下水井发明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情况,不难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人类古文化遗址的分布面骤然扩张,数量翻了多倍,密度大大增加。水井的发明,开发了人类的生存地域和资源,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石犁:5000年前
1980年12月10日,这是一个令上海考古工作者颇为振奋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们在松江昆岗乡汤庙村遗址发现了四座距今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古墓葬,出土了作为盛贮器的陶罐、钵,饮食器的陶盆、盘、豆、壶、杯,炊煮器的夹砂陶鼎、,石头磨制的斧、纺轮等。由于它们在崧泽文化中属于最晚阶段的典型,在考古学上的意义非凡。然而,最最激动人心的却是发现了一件三角形石犁。
这件石犁在今天看来,十分粗糙,是用青灰色的板岩打磨而成。平面呈等腰三角形,两腰斜磨为单面刃,上下两面打磨比较平整,犁身中偏下琢出圆孔,底角略残,底宽10.4厘米,高13.9厘米,很难从中联想得到会有什么重大意义存在。众所周知,人类的原始经济始于对自然的索取,即采集和狩猎,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而原始农业就是用骨、木、石制的耜、耒、锄、铲等的工具,以缓慢的一上一下点状松土或点播种植形式作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而犁耕作业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为连续不断的、前行的线状运动,配以前拉的人力或可能的畜力。至少距今7000年以前,在中国的一些原始文化中已有水牛遗骸发现,上海有稍晚的牛头骨出土,表明当时使用畜力,是原来锄耕工作效率的好几倍,而且所翻起的泥土,既深又松,是对原来落后的点状作业形式的颠覆,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力,从而迅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收成,积累社会财富,为人类健步跨入文明阶段,创造了极为关键条件。
经过检索,这件高仅10多厘米,其貌不扬的单孔石犁,是中国时代最早的两把石犁之一(另一在浙江丘城遗址)。这说明上海先民是率先发明犁耕技术,进入先进的犁耕农业社会的群体之一。鲜为人知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上海先民,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惊天动地的贡献。看看今天人们农耕松土使用的犁头,除了材料上与时俱进改用更加坚利的钢铁,动力改为拖拉机等机械(其实某些耕地面积较小,大型机械无法施展的山区等,至今使用人力、畜力)之外,其造型及翻土的原理与当时无多大区别,可见上海先民的聪明才智是多么地值得骄傲!
最早得到认可的中国文字:4000多年前
文字的发明意义非凡,你可曾想到,可曾知道,它居然和上海先民的智慧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常常会将许多发明、发现归功于一人。文字发明的殊荣,同样被归属于一位叫仓颉的人。据传,他是黄帝的史官。所谓“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就是说文字发明了,人类步入了文明,老天爷以降粮食嘉奖人间,过去可以随心所欲地愚弄苍生的邪鬼,就此只有躲在一边哭泣的份了。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学家的长期探考,中国的文字和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一样,也是由以物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的途径发展而成。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产生了一种有严密规律的、有系统的、举世公认的文字——甲骨文。不过,我们在此必须明确一个概念,把甲骨文说成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是不十分确切的,因为早在甲骨文之前,我国文字应该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陕西半坡村、西安花园村、河南贾河、江苏龙虬庄、山东丁公、上海崧泽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玉、石、甲骨、陶器上,发现过一些符形刻画。有不少专家认为是文字,也有很多专家予以否定,不过,总的看来,它们与甲骨文字的结构是有不小距离的。相反,过去在古文字发现及研究方面一直不被重视,无甚特别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存中,却有了重大突破,而最早产生影响的则是1962年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一件阔把黑陶杯底上的两个刻画(图),它们被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作为中国的原始文字引用在其专著《中国史稿》中(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颇为可惜的是,由于陶杯比不得金属坚固,承受不了四千多年地层的挤压,出土时已经破碎,经修复,发现两个刻画与甲骨文形式接近。左边一个呈长柄、弯顶、三叉镦形结构,与甲骨文、金文的“戈”字,金文的“钺”、“咸”等与长柄兵器有关的字相近,右边一个仅剩上半截,不敢胡乱猜测。另一件黑陶盆底上的“Ⅹ”形刻画,与甲骨文“五”字一模一样。上海亭林遗址一件带盖黑陶罐底上的“井”字形刻画,与甲骨文、金文,乃至今天使用的“井”字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它还与同为良渚文化的两种木壁水井的俯视图如出一辙。既证明上海亭林陶罐上的“井”字字出有形、有因、有据,又证明了良渚时代已有相当于甲骨文一样成熟、一样字出象形的特征。以后在江苏澄湖遗址良渚水井出土的鱼篓形黑陶罐上的四个刻画,几乎与甲骨文一一对应,成为我国最早的铭文的事实,把中国文字发明的时间可靠地确定在至少是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以前。
探明文字的起源,在中国文明进程的研究中具有相当主要的地位。恩格斯说过:“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过渡到文明时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在“文明的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有爱琴海——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一个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