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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新世训》中谈到“偏至”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吕氏春秋·当务》载：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
齐国的两个侠士在一起喝酒，有酒无肴，此二人说：“吾二人身皆有肉，何必再求肴。”于是各割其身之肉，烤熟了就请另一个人吃，酒毕，两个人皆死。冯友兰认为。此二侠士所为，专就“朋友之义”而言，可谓“仁至义尽”，他们的行为是“至”；但此二人既活在世间，尚有其他方面应做之事，当负之责任。就这些“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偏”，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不可为法，也不可为训。
冯友兰又举的一个例子是尾生的故事。《庄子·盗跎》载：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如要评选古今中外第一痴情人。尾生当仁不让。这个尾生是春秋时鲁国人，和圣人孔子是同乡。尾生先生跟一个女子相约在一座桥下见面，女孩儿迟迟不来，正赶上发洪水，桥下水渐渐涨起来，尾生仍守在桥下不肯离去，最后就溺死在那儿。冯友兰认为，尾生所为，若专就“守信”而言，真算是彻底了，专就此方面来说，他的行为是“至”；但尾生尚有其他方面该负之责任，就这些“其他方面”来说。他的行为是“偏”。所以“抱粱柱而死”不是最好的选择，恐怕连那个他所痴情的女子也不会同情他吧。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对抗“偏至”的思想资源。一些“偏至”行为由于打着“仁义”的招牌，孔夫子对此就表现了可贵的警惕。他一直强调做事情的分寸，强调“过犹不及”。《论语》中，孔子明确否定了“以德报怨”的极端之“仁”与“其父攮羊，其子证之（父亲偷了羊，儿子去检举）”的极端之“义”，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及“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可谓“义气干云”。却难免偏至。魏国信陵君无忌为解好朋友赵国平原君的急难，行贿魏王的宠妃，窃得兵符，“椎杀”魏国边将晋鄙，发动三军，解了赵国的危难。就“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私义而言。信陵君的行为自然是“至”，没说的；但信陵君是有公家职务的人（信陵君时为魏相），且魏王不愿出兵救赵，自然是出于魏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信陵君所为就一个臣子所应尊奉的职务守则而言，则是“偏”，故唐人赵蕤《长短经》中评信陵君曰：“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
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时代。而理性无非是这样一些常识：“苗”比“草”好；火车“正点”比“晚点”好……然前些日子的反日浪潮让我们看到，走极端的“偏至”流毒远未肃清。爱国“爱”得如此如火如荼、“硝烟”弥漫可谓“至”，然砸车打人，侵害同胞财物和身体，已涉嫌违法，可谓“偏”。“偏至”行为不仅无助于“爱国”。反使“爱国”一词被污名化，成为让人深恶从而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古之“偏至”，如二侠士自割其肉，尾生自丧其命，虽为“偏至”，损害的大抵是自己；今之“偏至”，拿同胞或同胞的所有物出气，伤害的却是他人。您剐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人心不古”，只是想说，现在的人真是比古人“聪明”“伶俐”得多了！
编辑 袁恒雷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
齐国的两个侠士在一起喝酒，有酒无肴，此二人说：“吾二人身皆有肉，何必再求肴。”于是各割其身之肉，烤熟了就请另一个人吃，酒毕，两个人皆死。冯友兰认为。此二侠士所为，专就“朋友之义”而言，可谓“仁至义尽”，他们的行为是“至”；但此二人既活在世间，尚有其他方面应做之事，当负之责任。就这些“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偏”，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不可为法，也不可为训。
冯友兰又举的一个例子是尾生的故事。《庄子·盗跎》载：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如要评选古今中外第一痴情人。尾生当仁不让。这个尾生是春秋时鲁国人，和圣人孔子是同乡。尾生先生跟一个女子相约在一座桥下见面，女孩儿迟迟不来，正赶上发洪水，桥下水渐渐涨起来，尾生仍守在桥下不肯离去，最后就溺死在那儿。冯友兰认为，尾生所为，若专就“守信”而言，真算是彻底了，专就此方面来说，他的行为是“至”；但尾生尚有其他方面该负之责任，就这些“其他方面”来说。他的行为是“偏”。所以“抱粱柱而死”不是最好的选择，恐怕连那个他所痴情的女子也不会同情他吧。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对抗“偏至”的思想资源。一些“偏至”行为由于打着“仁义”的招牌，孔夫子对此就表现了可贵的警惕。他一直强调做事情的分寸，强调“过犹不及”。《论语》中，孔子明确否定了“以德报怨”的极端之“仁”与“其父攮羊，其子证之（父亲偷了羊，儿子去检举）”的极端之“义”，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及“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可谓“义气干云”。却难免偏至。魏国信陵君无忌为解好朋友赵国平原君的急难，行贿魏王的宠妃，窃得兵符，“椎杀”魏国边将晋鄙，发动三军，解了赵国的危难。就“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私义而言。信陵君的行为自然是“至”，没说的；但信陵君是有公家职务的人（信陵君时为魏相），且魏王不愿出兵救赵，自然是出于魏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信陵君所为就一个臣子所应尊奉的职务守则而言，则是“偏”，故唐人赵蕤《长短经》中评信陵君曰：“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
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时代。而理性无非是这样一些常识：“苗”比“草”好；火车“正点”比“晚点”好……然前些日子的反日浪潮让我们看到，走极端的“偏至”流毒远未肃清。爱国“爱”得如此如火如荼、“硝烟”弥漫可谓“至”，然砸车打人，侵害同胞财物和身体，已涉嫌违法，可谓“偏”。“偏至”行为不仅无助于“爱国”。反使“爱国”一词被污名化，成为让人深恶从而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古之“偏至”，如二侠士自割其肉，尾生自丧其命，虽为“偏至”，损害的大抵是自己；今之“偏至”，拿同胞或同胞的所有物出气，伤害的却是他人。您剐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人心不古”，只是想说，现在的人真是比古人“聪明”“伶俐”得多了！
编辑 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