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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特有的政党文化。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源泉；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精神新支点和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01-04
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从学社、社会团体演进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进而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60年的政党。90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和特征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规范、政治心理和政党行为作风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凝聚力、影响力和不竭的活力。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其源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①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一个具有千百年民族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随着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而且传统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近代社会发展中也得以激活、延续，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思想源泉。
（一）近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演变，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变与集结，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末流空疏的弊病。明清之际兴起了以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想，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世界潮流的关注。与此同时，西方强势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使文化融合的趋势成为近代传统的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汇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巨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提出“实有”的范畴，否定了王弼的“无”和程朱所主张的“理”所虚构的超越物质实体之外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坚持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到近代，改良派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启蒙哲学不仅成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哲学基础。自从《礼记.礼运》构筑了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体现大同、平等的思想，长期为中国人倾心。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主义发展到近代，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和相通因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①
新式知识分子成长及其社会活动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演变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从受传统文化熏陶到接受新思想，兴办传统学社到共产主义小组，发生了集体嬗变。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朱舜水、李贽等，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开启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风气，激发这一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李大钊就对李贽反封建精神尤为敬佩，在《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等文章中深切同情李贽的遭遇，肯定其反传统权威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称赞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从杨昌济的课堂上直接了解了船山学说。毛泽东在学校期间星期日经常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1937年在抗大讲哲学时，需要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不齐，因而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
传统思想的背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传统文化还会深藏在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甚至还相当明显。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学术影响政治，甚至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斗争的想法和做法。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学社林立的景象。新民学会具有典型的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简章就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但新民学会也不是传统学社的翻版，而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特色。1918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1]13。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凇园开会，讨论新会友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入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表明，新民学会已经从传统学社向现代政党转化。与新民学会同时期的其他众多社团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纷纷发生分化和演进，如天津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都从传统学社中脱胎而出，演变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和深沉体认，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忽视中国民族文化的成就和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华北事变”日本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共产国际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思想。30年代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左翼”文化人，鲁迅、艾思奇等人尝试着辨证地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引起了关注。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的活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的要求，1935年8月1日，中共住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此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以《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文海外发表，国内出单行本。文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提法，“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員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2]463，无疑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调整，促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内涵。
二、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
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挑战同时，西方思想文化也对中国人巨大冲击。在政治思想领域，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思想日益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冲突和对抗。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
（一）先进的中国人用独特的方式回应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
五四以前的80年，先进的中国人反帝救国的探索，魏源主张“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了“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和洪仁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艺。洋务破产，甲戊战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天下振动、举国廷诤。都人惶骇”，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梁启超就说：“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方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良”，而“已未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3]。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步形成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否定皇权的绝对性，世界观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等都是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辛亥革命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
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思想，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从西方的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各种信仰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政治主张五花八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联省自治”、“好人政府”，不一而足。一时间，“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成为中国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其结果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救中国的武器。
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至8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维新变法以及20世纪初是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先进的中国人，对此问题认识有不断的深化。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认识既不相同，却又是相互衔接，有着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刻和合时代、合国情的特征。
（二）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影响。中共早期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通过接触西方思想，进而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认知背景。
20世纪初的留学潮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人才队伍。1919年3月，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89人赴法国学习。1921年，旅法学生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输送了大批党团员赴苏联学习，培养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在留学期间，他们通过勤工俭学，了解西方，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从事科技工作。由此说，17批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奠基之旅，也有其道理。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中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代表，也曾经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早年多次留学日本，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社会达尔文思想等对他的影响很大。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首先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陈独秀最向往法兰西、美利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5]，极力主张输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6]281，“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来捣乱”[6]386。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倾心于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李大钊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时，就接触“新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思想教育。在为《新青年》撰稿中就指出，专制和共和是不能共存的，“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7]56。在1915年到1925年长达十年之久的中西文化比较的争论中，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就主张“中体西用”，维新派不仅介绍了西学、西政以及作为世界观的进化论，而且进行了维新运动的实践。但都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到了五四新文化运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过康梁和严复的启蒙大旗，竭力宣扬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毛泽东在读小学时，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康梁。中学时代，就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10月，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1921年春退出新军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胥赫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8]707-709。毛泽东与斯诺曾谈到：“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9]125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毛泽东都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
西方思想文化给这些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进的中国人以全新眼界，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当时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新武器,走出了以封建批判封建的怪圈，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来反对中国封建文化。
三、走出“文化困境”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起点和新境界
西方列强不仅用枪炮打开我们的国门，而且试图用他们的文化来洗礼我们的民族。面对中国社会的遭遇，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保护传统，另一方面也研究西方强盛的秘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地陷于文化的困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处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的生命。
（一）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近代以来思潮迭起到五四前后，各种思潮的争相传播和流行。身处其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置之度外。应该承认，无论是主动的接触，还是因流行而被动地接受西方思想的過程，都为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打下了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传入，同时也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十月革命前，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曾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极其学说作过一些片段的、不甚准确的介绍。最早谈到社会主义的是中文出版物香港的《华字日报》，1873年，该报就刊登了王韬翻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消息。同年王韬和张宗良合译的《普法战纪》出版，记述了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被镇压的过程。最早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1902年，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又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最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10]
马克思主义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方法。比如，唯物史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加以宣传，而且视之为一种学理，并运用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渴望找到一种能够彻底改造社会的工具，唯物史观显然符合这种需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注重并引入的是唯物史观。李大钊是引入唯物史观的先驱者。早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中，就结合对十月革命性质、意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分析，论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劳动群众的历史贡献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蔡和森就说：马克思寻找出唯物史观，“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11]153毛泽东也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2]162再如，阶级分析法。李大钊把“阶级竞争”看作是改造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方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把我们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7]226毛泽东回忆，他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书本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13]。周恩来在1922年谈到：“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追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那便是我们当相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4]41
（二）十月革命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和成功的实践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萧条和阶级对立使考虑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而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传来，让徘徊的中国人受到鼓舞，但并不是立即就接受和认同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从1918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变化的。李大钊独具慧眼，思想遥遥领先，从1918年7月1日开始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11月的《庶民的胜利》，1918年12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1919年9月、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内涵。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从日本、法国、苏俄传入中国。李大钊、李达、李汉俊从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直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原著，观察工人阶级运动。瞿秋白、张太雷等通过赴俄考察，出席会议，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则是参加国内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就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5]697-698
参考文献：
[1]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梁启超.戊戍政变记[M].
[4]敬告青年[M].青年：第1卷（第1号）。
[5]抵抗力[M].青年：第1卷（第2号）。
[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7]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9]西行漫记[M].1979.
[10]新民丛报[M].第46、47、48号合刊。
[11]蔡和森.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毛澤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妇女工作团的谈话[R].延安整风大事记，1941，（9）月.
[14]周恩来书信选集[M].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01-04
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从学社、社会团体演进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进而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60年的政党。90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和特征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规范、政治心理和政党行为作风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凝聚力、影响力和不竭的活力。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其源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①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一个具有千百年民族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随着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而且传统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近代社会发展中也得以激活、延续，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思想源泉。
（一）近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演变，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变与集结，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末流空疏的弊病。明清之际兴起了以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想，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世界潮流的关注。与此同时，西方强势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使文化融合的趋势成为近代传统的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汇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巨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提出“实有”的范畴，否定了王弼的“无”和程朱所主张的“理”所虚构的超越物质实体之外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坚持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到近代，改良派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启蒙哲学不仅成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哲学基础。自从《礼记.礼运》构筑了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体现大同、平等的思想，长期为中国人倾心。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主义发展到近代，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和相通因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①
新式知识分子成长及其社会活动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演变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从受传统文化熏陶到接受新思想，兴办传统学社到共产主义小组，发生了集体嬗变。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朱舜水、李贽等，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开启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风气，激发这一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李大钊就对李贽反封建精神尤为敬佩，在《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等文章中深切同情李贽的遭遇，肯定其反传统权威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称赞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从杨昌济的课堂上直接了解了船山学说。毛泽东在学校期间星期日经常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1937年在抗大讲哲学时，需要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不齐，因而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
传统思想的背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传统文化还会深藏在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甚至还相当明显。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学术影响政治，甚至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斗争的想法和做法。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学社林立的景象。新民学会具有典型的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简章就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但新民学会也不是传统学社的翻版，而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特色。1918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1]13。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凇园开会，讨论新会友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入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表明，新民学会已经从传统学社向现代政党转化。与新民学会同时期的其他众多社团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纷纷发生分化和演进，如天津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都从传统学社中脱胎而出，演变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和深沉体认，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忽视中国民族文化的成就和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华北事变”日本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共产国际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思想。30年代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左翼”文化人，鲁迅、艾思奇等人尝试着辨证地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引起了关注。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的活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的要求，1935年8月1日，中共住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此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以《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文海外发表，国内出单行本。文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提法，“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員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2]463，无疑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调整，促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内涵。
二、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
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挑战同时，西方思想文化也对中国人巨大冲击。在政治思想领域，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思想日益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冲突和对抗。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
（一）先进的中国人用独特的方式回应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
五四以前的80年，先进的中国人反帝救国的探索，魏源主张“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了“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和洪仁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艺。洋务破产，甲戊战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天下振动、举国廷诤。都人惶骇”，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梁启超就说：“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方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良”，而“已未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3]。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步形成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否定皇权的绝对性，世界观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等都是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思想。辛亥革命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
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思想，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从西方的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各种信仰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政治主张五花八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联省自治”、“好人政府”，不一而足。一时间，“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成为中国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其结果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救中国的武器。
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至8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维新变法以及20世纪初是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先进的中国人，对此问题认识有不断的深化。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认识既不相同，却又是相互衔接，有着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刻和合时代、合国情的特征。
（二）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影响。中共早期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通过接触西方思想，进而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认知背景。
20世纪初的留学潮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人才队伍。1919年3月，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89人赴法国学习。1921年，旅法学生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输送了大批党团员赴苏联学习，培养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在留学期间，他们通过勤工俭学，了解西方，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从事科技工作。由此说，17批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奠基之旅，也有其道理。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中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代表，也曾经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早年多次留学日本，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社会达尔文思想等对他的影响很大。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首先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陈独秀最向往法兰西、美利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5]，极力主张输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6]281，“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来捣乱”[6]386。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倾心于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李大钊1905年进入永平府中学时，就接触“新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思想教育。在为《新青年》撰稿中就指出，专制和共和是不能共存的，“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7]56。在1915年到1925年长达十年之久的中西文化比较的争论中，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就主张“中体西用”，维新派不仅介绍了西学、西政以及作为世界观的进化论，而且进行了维新运动的实践。但都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到了五四新文化运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过康梁和严复的启蒙大旗，竭力宣扬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毛泽东在读小学时，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康梁。中学时代，就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10月，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1921年春退出新军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胥赫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8]707-709。毛泽东与斯诺曾谈到：“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9]125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毛泽东都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
西方思想文化给这些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进的中国人以全新眼界，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当时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新武器,走出了以封建批判封建的怪圈，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来反对中国封建文化。
三、走出“文化困境”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起点和新境界
西方列强不仅用枪炮打开我们的国门，而且试图用他们的文化来洗礼我们的民族。面对中国社会的遭遇，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保护传统，另一方面也研究西方强盛的秘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地陷于文化的困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处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的生命。
（一）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近代以来思潮迭起到五四前后，各种思潮的争相传播和流行。身处其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置之度外。应该承认，无论是主动的接触，还是因流行而被动地接受西方思想的過程，都为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打下了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传入，同时也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十月革命前，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曾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极其学说作过一些片段的、不甚准确的介绍。最早谈到社会主义的是中文出版物香港的《华字日报》，1873年，该报就刊登了王韬翻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消息。同年王韬和张宗良合译的《普法战纪》出版，记述了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被镇压的过程。最早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1902年，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又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最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10]
马克思主义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方法。比如，唯物史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加以宣传，而且视之为一种学理，并运用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渴望找到一种能够彻底改造社会的工具，唯物史观显然符合这种需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注重并引入的是唯物史观。李大钊是引入唯物史观的先驱者。早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中，就结合对十月革命性质、意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分析，论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劳动群众的历史贡献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蔡和森就说：马克思寻找出唯物史观，“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11]153毛泽东也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2]162再如，阶级分析法。李大钊把“阶级竞争”看作是改造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方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把我们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7]226毛泽东回忆，他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书本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13]。周恩来在1922年谈到：“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追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那便是我们当相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4]41
（二）十月革命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和成功的实践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萧条和阶级对立使考虑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而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传来，让徘徊的中国人受到鼓舞，但并不是立即就接受和认同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从1918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变化的。李大钊独具慧眼，思想遥遥领先，从1918年7月1日开始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11月的《庶民的胜利》，1918年12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1919年9月、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新内涵。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从日本、法国、苏俄传入中国。李大钊、李达、李汉俊从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直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原著，观察工人阶级运动。瞿秋白、张太雷等通过赴俄考察，出席会议，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则是参加国内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就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5]697-6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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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9]西行漫记[M].1979.
[10]新民丛报[M].第46、47、48号合刊。
[11]蔡和森.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毛澤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妇女工作团的谈话[R].延安整风大事记，1941，（9）月.
[14]周恩来书信选集[M].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