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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些吹破牛皮
1978年恢复考研。那一年，我所在的乌子中学，有一位江西籍老师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一时间学校轰动，成为头号新闻。我向来自视甚高，又是堂堂北大的学生，哪里会服气？于是私下在班上对学生讲，研究生算个啥，你们何老师不考则已，一考必中。
大话说出去了就要兑现。有个教数学的林老师也跃跃欲试，我们便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虽然文理科考题不同，但是政治、外语是都要考的。我们找了几本复习资料，互相问答，死记硬背，这两门课可以说不在话下了。
5月份，考试开始。我看了看参试者，大多数是些三四十岁的人了，颇有点《儒林外史》里范进应试之感。
几科考下来，我心里怅然若失，考得并不理想。林老师是个内敛的人，平时从不张扬，这次考下来，却眉飞色舞，到处跟人讲，考得很顺利，十几张试卷都写完了。他的爱人小袁也在学校逢人便说，我们已经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爷爷奶奶带，以后到大城市生活，周末看看电影，听听歌剧，逛逛公园，哪像在乌子中学这鬼地方，一年四季听麻雀叫唤，烦死了。
终于等来通知
转眼学校放暑假了，一切照旧，考研的事仿佛被大家遗忘了。那一年，我们学校有六个青年教师参加考研，8月中旬，第一封通知书来了；过几天，又一封通知书来了；连着又是三封，都是未录取通知书。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欢迎明年再考。
只有我一个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学校有人就说，人家考研好歹有个通知书，告诉一声，何开四不知道考的什么名堂，人家早就把他忘记了，连音信都没得。不过我的心情倒是安定下来，好货沉底嘛！
不久，学校开学了，依然音信杳无。这时，老师们看我的眼光都有些異样。看嘛，牛皮吹大了，看你何开四怎么下台？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爱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穿绿色邮电衣的人，急匆匆地朝我们宿舍走来，于是便信口问邮递员找谁。那邮递员说，我找何开四，这是厦门大学来的录取通知书。她连忙说，何开四是我爱人，你把通知书给我吧。
我爱人签了字，飞奔回宿舍。正巧我抱着测验的卷子要到教室去。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临走闹个笑话
考研的故事还没结束。我刚准备走，乌子中学调资工作就开始了。那时我们的工资因“文化大革命”，十年未动，只有42.5元，调上的人可以涨工资5元钱。当时猪肉才7角钱一斤，5元钱那是7斤猪肉，竞争自然是异常激烈。我和爱人同在一个学校工作，我跟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读书不必评了，只要爱人评上就行。
不料我的好心并没有好报，调资会上，一个老教师说：“何开四都考上研究生了，以后大富大贵，涨工资这点钱就让给我们老教师吧！”另一个老师接过话茬，立马控诉：“何开四不像话，上课不备课不说，还诬蔑其他老师。”说这话的是我走后接替我的李老师。
有人问何开四怎么攻击人，李老师却吭吭哧哧不愿讲。其他老师就鼓励他，说不要怕，说出来。李老师清了清嗓门说：“何开四离开时，班上同学问他，谁来接替上语文课。何开四说是李老师。有同学问哪个李老师，他说就是脑壳上有个疤疤像台湾岛的李老师。这不是诬蔑是啥子？”顿时全体哄堂大笑。
自然，我涨工资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承老师们的美意，我爱人顺利调上了工资。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说过台湾岛的事，语文老师嘛，有点添油加醋可以理解。后来，李老师虽然调上了工资，但从此“李台湾”的雅号也在乌子中学传开来。
1978年恢复考研。那一年，我所在的乌子中学，有一位江西籍老师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一时间学校轰动，成为头号新闻。我向来自视甚高，又是堂堂北大的学生，哪里会服气？于是私下在班上对学生讲，研究生算个啥，你们何老师不考则已，一考必中。
大话说出去了就要兑现。有个教数学的林老师也跃跃欲试，我们便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虽然文理科考题不同，但是政治、外语是都要考的。我们找了几本复习资料，互相问答，死记硬背，这两门课可以说不在话下了。
5月份，考试开始。我看了看参试者，大多数是些三四十岁的人了，颇有点《儒林外史》里范进应试之感。
几科考下来，我心里怅然若失，考得并不理想。林老师是个内敛的人，平时从不张扬，这次考下来，却眉飞色舞，到处跟人讲，考得很顺利，十几张试卷都写完了。他的爱人小袁也在学校逢人便说，我们已经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爷爷奶奶带，以后到大城市生活，周末看看电影，听听歌剧，逛逛公园，哪像在乌子中学这鬼地方，一年四季听麻雀叫唤，烦死了。
终于等来通知
转眼学校放暑假了，一切照旧，考研的事仿佛被大家遗忘了。那一年，我们学校有六个青年教师参加考研，8月中旬，第一封通知书来了；过几天，又一封通知书来了；连着又是三封，都是未录取通知书。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欢迎明年再考。
只有我一个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学校有人就说，人家考研好歹有个通知书，告诉一声，何开四不知道考的什么名堂，人家早就把他忘记了，连音信都没得。不过我的心情倒是安定下来，好货沉底嘛！
不久，学校开学了，依然音信杳无。这时，老师们看我的眼光都有些異样。看嘛，牛皮吹大了，看你何开四怎么下台？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爱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穿绿色邮电衣的人，急匆匆地朝我们宿舍走来，于是便信口问邮递员找谁。那邮递员说，我找何开四，这是厦门大学来的录取通知书。她连忙说，何开四是我爱人，你把通知书给我吧。
我爱人签了字，飞奔回宿舍。正巧我抱着测验的卷子要到教室去。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临走闹个笑话
考研的故事还没结束。我刚准备走，乌子中学调资工作就开始了。那时我们的工资因“文化大革命”，十年未动，只有42.5元，调上的人可以涨工资5元钱。当时猪肉才7角钱一斤，5元钱那是7斤猪肉，竞争自然是异常激烈。我和爱人同在一个学校工作，我跟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读书不必评了，只要爱人评上就行。
不料我的好心并没有好报，调资会上，一个老教师说：“何开四都考上研究生了，以后大富大贵，涨工资这点钱就让给我们老教师吧！”另一个老师接过话茬，立马控诉：“何开四不像话，上课不备课不说，还诬蔑其他老师。”说这话的是我走后接替我的李老师。
有人问何开四怎么攻击人，李老师却吭吭哧哧不愿讲。其他老师就鼓励他，说不要怕，说出来。李老师清了清嗓门说：“何开四离开时，班上同学问他，谁来接替上语文课。何开四说是李老师。有同学问哪个李老师，他说就是脑壳上有个疤疤像台湾岛的李老师。这不是诬蔑是啥子？”顿时全体哄堂大笑。
自然，我涨工资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承老师们的美意，我爱人顺利调上了工资。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说过台湾岛的事，语文老师嘛，有点添油加醋可以理解。后来，李老师虽然调上了工资，但从此“李台湾”的雅号也在乌子中学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