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之后,呈现出前后两阶段的社会失衡:一是为现代化启动汲取资源而形成的行政主导型社会失衡;一是市场化进程中,按市场逻辑运行而形成的市场主导型社会失衡。在市场化进程中起弥合功效的有效政府政策缺位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新改革开放观理念指导下的一项战略举措,具有有效弥合社会结构失衡的可能性,有助于打牢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呈现出其总体性社会价值。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73-02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行政主导型社会结构失衡
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外力作用下启动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中央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权力危机与权威危机,不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实现权力与权威的合法构建,克服这种危机,由此形成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衰败①。这种政治衰败致使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条件丧失殆尽。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党组织体制替代国家政权,通过底层社会动员,以革命方式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并通过新中国初期三年的总体性民族国家整合,才克服中国近代以来持续的政治衰败,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
国家独立以后,对于发展具有真正的价值的,一是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社会控制和资源动员;二是政治清明,这两点与独立一起,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将原先耗散的传统社会剩余充分动员集中使用于现代产业基础建造②。但是刚独立的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村人口为主的农民国家,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在农业和农民为主的基础上无法建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综合影响,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成为建国初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行政主导型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成为实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应时措施。
三大制度支柱构建行政主导型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其一是严格的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措施,使国家根据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控制性的吸纳劳动力。其二是单位制度的建构。单位体制建构有利于配合户籍制度的实施,也便于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农村单位制以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为标志,形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组织格局。这种制度设置将千万户小农家庭成功的实现组织化,使国家克服与众多小农直接进行交易而产生的高昂交易成本。同时通过与组织体系结算后,组织体系再与小农个体进行收益结算的利益分配方式,最大限度汲取农村剩余,将其转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资本。其三为资源配置制度。在城市由国家财政进行投资,在农村则是以集体为主的多元投资方式。国家适当投入与组织,以集体积累为主体进行乡村教育、医疗、道路、水利等公共物品供给,以农民劳动力方式实现对资本的替代。
由国家强制力所推动、执行的行政主导型社会结构失衡,在短期内积聚起大量资本,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失衡,造成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农村单向度对城市开放,而城市拒绝对农村开放。赶超型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国家通过集体,强制束缚农民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为国家奉献,在产值工业化的同时,人口却没有相应城市化。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可以得到农民的大部分剩余,一方面可以在没有额外干扰的环境中,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只享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好处,而不必承担农民无序流动的社会成本。农业与农村是有增长而无发
展,继续在过密化的状态下艰难前行③。
二、市场化主导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
20世纪70年代,当我国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时,农业的状况已经变得不能容忍。集体生产仅仅是输出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而不是生产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以农业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为基本标志的农业危机开始呈现。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农业危机的宏观背景,促生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始突破行政主导下的社会断裂结构。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极大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民、农村开始走向市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亦以建立市场化为导向,从80年代初期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争论到最终走向有规划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化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总是将资源配置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农业是弱势产业,其产生周期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则意味着资本介入的循环速度长,利润率低且有较强的自然风险。工业与城市的生产周期短,利润率高且资本总体存量远比农业、农村高,对于追求利润的资本来说,必然会逃离农业与农村,市场的逻辑在弥合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断裂结构时是“失灵”的。
与弥合逆向运行,市场化进一步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结构裂痕。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与农村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接着就陷入了停滞。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认为的价格激励难以维继,并且在市场化中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政府不可能像80年代初期那样动用计划手段去维持一个“更公平”的价格,相反面对城市的政治压力,国家反而想抑制农产品价格的增长。众所周知,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受挫原因众多,但真正的症结在于微型的个体农民依靠人均1亩左右的耕地根本就不可能致富。农民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会是:除了极少数赢家,大部分农民得到的将只是自由,自由地成为绝望的小农,小农会成为市场的牺牲品④。
农民应对市场化中的不利境地,唯有通过组织化进入市场。然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上只有一层:将农民细碎化为两亿多户的个体农民,传统的组织资源经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市场化冲击,逐渐或已经消失,行政资源也因为以市场化为改革目标而淡化了。形成“马铃薯”状的农民直接进入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和低劣的农业绩效造成了当前农民合作的困境,这种去组织化和在市场化中的原子化状态无力改变农村的发展滞后,无力扭转本已存在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如果说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存在失衡,通过行政强力可以使资源适当比例的回流到农村,在市场主导下,农业、农村呈现出更为纯粹的单向度开放。农村的人力、资本在市场化运作的逻辑下流往城市,而城市却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的高门槛天然拒绝向农村开发,这种单向度的开放呈现出相对的农村衰败。城乡社会结构在市场化过程中裂痕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当市场化与对外开放,与全球化,与中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品时代联系在一起,城市已逐渐减少甚至失去对农村的依耐。
三、失衡弥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价值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大战略目标下,在科学发展观新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破解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出发,提出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免除农业税,一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4年中央迅速推进了农村免税的试点,2005年3月,温家宝同志向全国人民宣布:于2006年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农村汲取资源时代的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年。免除农业税是一大良改,意味着乡村治理的后税费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时代的结束,又标志着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后税费时代的到来,避免农村资源的极度匮乏,从而为政策上的支持提供资源上的基本保证。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73-02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行政主导型社会结构失衡
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外力作用下启动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中央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权力危机与权威危机,不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实现权力与权威的合法构建,克服这种危机,由此形成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衰败①。这种政治衰败致使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条件丧失殆尽。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党组织体制替代国家政权,通过底层社会动员,以革命方式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并通过新中国初期三年的总体性民族国家整合,才克服中国近代以来持续的政治衰败,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
国家独立以后,对于发展具有真正的价值的,一是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社会控制和资源动员;二是政治清明,这两点与独立一起,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将原先耗散的传统社会剩余充分动员集中使用于现代产业基础建造②。但是刚独立的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村人口为主的农民国家,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在农业和农民为主的基础上无法建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综合影响,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成为建国初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行政主导型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成为实现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应时措施。
三大制度支柱构建行政主导型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其一是严格的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措施,使国家根据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控制性的吸纳劳动力。其二是单位制度的建构。单位体制建构有利于配合户籍制度的实施,也便于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农村单位制以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为标志,形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组织格局。这种制度设置将千万户小农家庭成功的实现组织化,使国家克服与众多小农直接进行交易而产生的高昂交易成本。同时通过与组织体系结算后,组织体系再与小农个体进行收益结算的利益分配方式,最大限度汲取农村剩余,将其转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资本。其三为资源配置制度。在城市由国家财政进行投资,在农村则是以集体为主的多元投资方式。国家适当投入与组织,以集体积累为主体进行乡村教育、医疗、道路、水利等公共物品供给,以农民劳动力方式实现对资本的替代。
由国家强制力所推动、执行的行政主导型社会结构失衡,在短期内积聚起大量资本,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失衡,造成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农村单向度对城市开放,而城市拒绝对农村开放。赶超型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国家通过集体,强制束缚农民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为国家奉献,在产值工业化的同时,人口却没有相应城市化。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可以得到农民的大部分剩余,一方面可以在没有额外干扰的环境中,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只享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好处,而不必承担农民无序流动的社会成本。农业与农村是有增长而无发
展,继续在过密化的状态下艰难前行③。
二、市场化主导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
20世纪70年代,当我国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时,农业的状况已经变得不能容忍。集体生产仅仅是输出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而不是生产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以农业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为基本标志的农业危机开始呈现。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农业危机的宏观背景,促生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始突破行政主导下的社会断裂结构。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极大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民、农村开始走向市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亦以建立市场化为导向,从80年代初期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争论到最终走向有规划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化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总是将资源配置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农业是弱势产业,其产生周期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则意味着资本介入的循环速度长,利润率低且有较强的自然风险。工业与城市的生产周期短,利润率高且资本总体存量远比农业、农村高,对于追求利润的资本来说,必然会逃离农业与农村,市场的逻辑在弥合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断裂结构时是“失灵”的。
与弥合逆向运行,市场化进一步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结构裂痕。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业与农村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接着就陷入了停滞。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认为的价格激励难以维继,并且在市场化中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政府不可能像80年代初期那样动用计划手段去维持一个“更公平”的价格,相反面对城市的政治压力,国家反而想抑制农产品价格的增长。众所周知,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受挫原因众多,但真正的症结在于微型的个体农民依靠人均1亩左右的耕地根本就不可能致富。农民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会是:除了极少数赢家,大部分农民得到的将只是自由,自由地成为绝望的小农,小农会成为市场的牺牲品④。
农民应对市场化中的不利境地,唯有通过组织化进入市场。然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质上只有一层:将农民细碎化为两亿多户的个体农民,传统的组织资源经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市场化冲击,逐渐或已经消失,行政资源也因为以市场化为改革目标而淡化了。形成“马铃薯”状的农民直接进入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和低劣的农业绩效造成了当前农民合作的困境,这种去组织化和在市场化中的原子化状态无力改变农村的发展滞后,无力扭转本已存在的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如果说行政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存在失衡,通过行政强力可以使资源适当比例的回流到农村,在市场主导下,农业、农村呈现出更为纯粹的单向度开放。农村的人力、资本在市场化运作的逻辑下流往城市,而城市却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的高门槛天然拒绝向农村开发,这种单向度的开放呈现出相对的农村衰败。城乡社会结构在市场化过程中裂痕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当市场化与对外开放,与全球化,与中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品时代联系在一起,城市已逐渐减少甚至失去对农村的依耐。
三、失衡弥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价值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大战略目标下,在科学发展观新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破解城乡社会结构失衡出发,提出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免除农业税,一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4年中央迅速推进了农村免税的试点,2005年3月,温家宝同志向全国人民宣布:于2006年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农村汲取资源时代的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年。免除农业税是一大良改,意味着乡村治理的后税费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时代的结束,又标志着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后税费时代的到来,避免农村资源的极度匮乏,从而为政策上的支持提供资源上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