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及其他
近读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两种散文集颇为引人注目：一种是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另一种是文学新秀凌力的《幼年》。读着这两本书，留连低回之余，我不免也思索了有关儿童散文以及一般儿童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
读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鲁迅先生“从记忆中抄出”的名作《朝花夕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辉煌的散文遗产；在儿童文学散文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部朴素隽永的回忆性散文深刻影响的印记。任大霖是为少年读者写作散文较为勤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一篇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歌颂新时代生活的优秀散文《我的朋友容容》，那种融严肃与幽默于一体的笔调，即明显地师承于鲁迅先生；从他的回忆旧社会童年生活的多篇散文，即结集为《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到他对《朝花夕拾》宝贵的艺术经验的借鉴。
从旧社会苦难、灰暗的生活中发掘出美好、纯洁、善良和自由的因素并予以艺术的体现，是《朝花夕拾》独树一帜的创造。在《童年时代的朋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师法与遵循这一艺术经验所作的努力，不论是写可爱、淘气的芦鸡、小鸭、小狗，还是写童年亲密的朋友或老一辈乡亲；也不论是写童年生活里悲苦中的欢乐、贫困中的同情，还是写美好事物的横遭摧残、孤苦乡邻的辛酸与凄怆，作者都使你看到他从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很多美好的东西：朴实、善良、友爱、勤奋、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由于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感受较深的生活，感情真切诚挚，而且文笔清新细腻，这些散文是少年读者感兴趣、能理解的，对于今天的少年读者，可以收到潜移默化地认识生活、增长知识和滋润心田之效，会有丰富的得益的。
当然，《童年时代的朋友》中的散文并非臻善臻美，其中各篇的思想内涵深浅不一，艺术表现上也未能达到如《朝花夕拾》那样的不拘成法、变化万端，篇与篇之间，艺术手法上(如故事发展的起落上)有不少雷同之处，这说明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有所不足。
翻开《幼年》的书页，立刻使人产生同样是丰富的却又是和读《童年时代的朋友》迥然异趣的感受，读之耳目为之一新。
《幼年》的作者是幸运的，她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本散文故事，就是她从幼年时代在陕甘宁边区度过的既艰苦又欢乐的生活记忆中“抄出”的。这位颇具才华的新作者以她纯真而美好的记忆，满带着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写出了小主人公从呱呱堕地到“七岁八岁狗也嫌”这最顽皮年龄的有趣经历，笔致欢快、明朗、流畅，读来使人感到有不尽的余味。延安的窑洞，“借”来的奶羊，长满野花的简陋的飞机场，以及南瓜夜餐，月光下能照出塔影的延河水，……这一切，构成了特殊而又率真、质朴无华而又令人神往的环境和气氛。《行军》一节写小主人公坐在马背摇篮里的行军，她从马背上爬下来雄赳赳地加入步行前进的行列，快活地又叫又唱：
“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天(前)线？诸位呀老乡细听我来言，这是咱们的八路军上天(前)线！”
如此活泼动人而又高昂悠扬的描写，是任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我也不能不为今天的少年读者能读到如此优美精彩的散文而由衷地喜悦。
儿童文学的散文，应该是十分自由的样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幻想与现实，今天与历史，都可以灵活地进入它多彩的画幅；这里可以有少年朋友能够理解、能够感受的我们时代以及过去时代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可以有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天地。在取材上，它和一般散文有不同处，思想上力求单纯、明朗，艺术上则要求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散文，也应该异彩竞放，这是没有疑义的。
可惜，在过去，在束缚重重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创作指导基本上可列为下式：多写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少写旧社会题材；多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少写孩子；——写孩子，也要多写少年儿童参与“三大革命运动”，少写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据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以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去加强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在这种简单化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不待说，儿童散文的自由和灵活，实在有限得很，孩子们喜爱的散文花朵，往往只能在岩石的夹缝中求生存了。以任大霖写作《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散文为例，除一篇近作外，其余全部写于被称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期”的一九五六、五七年，和创作稍有复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而在阶级斗争愈益“尖锐复杂”的那些年月里，《童年时代的朋友》这样的作品是被目为“脱离政治”，需要归入不宜多写之列的。究其实，且不说作者从这些旧社会素材中发掘出了多么美好的事物，即以对旧社会的暴露而言，这些散文将少年读者引向作者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使他们看到旧的思想、习俗、制度所投射在生活中的种种阴影，这对于少年读者认识过去乃至今天的生活，丰富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精神情操，都会是有益的。对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幼年》这本充满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的书，倘若在过去，那也不可免地要被列入“不宜提倡”一类里去的。《幼年》写的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儿童生活，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顽皮嬉戏、摹拟生活；但从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儿时琐事中，作者在陕甘宁边区的背景下，却如此奇妙地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反映了新中国诞生过程中那个极可怀念的光彩年代的眉目、风貌与脉搏。这样的儿童生活，这样的儿童情趣，它的思想容量不可低估，我看比起那些干巴巴的作品来，它更真实可信，也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不能提倡为孩子们多写这样的散文呢？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其对孩子们思想的熏陶、影响，有时甚至是在孩子们不自觉中完成的。对于某些思想意义不怎么外露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的同志每每以孩子们读了之后“说不出什么来”而加以贬低。殊不知在小读者“说不出”的同时，实际上作品已经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发挥了感染、陶冶的作用了。主张耳提面命，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曲解。造成儿童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积习难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要者而言，我以为其一是文艺与政治关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其二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简单、狭隘的理解和要求。救正之道无他，只能是从生活出发，强调写作家在生活中真正有体验，真正感受深刻的事物。
高尔基说得好，好的散文，应该“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强调思想与生活的融合，我认为高尔基的这个“饱和”(他的措词是何等警辟、贴切)十分重要，《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便都是不同程度的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的产物。而许多为读者所淡忘了的散文，有不少往往大都不是“饱和”而是“掺和”甚至是“外加”，——某些刻意适应政治需要而对人物形象的“拔高”，不正是一种“外加”吗？思想“掺和”和“外加”于生活的结果，常常使散文说的不是真诚的由衷之言，写的不是娴熟于心的人物；这样的散文，当然就难于使少年读者觉得好象是结交亲密的伙伴而长留心中了。
周晓关于《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及其他
近读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两种散文集颇为引人注目：一种是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另一种是文学新秀凌力的《幼年》。读着这两本书，留连低回之余，我不免也思索了有关儿童散文以及一般儿童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
读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鲁迅先生“从记忆中抄出”的名作《朝花夕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辉煌的散文遗产；在儿童文学散文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部朴素隽永的回忆性散文深刻影响的印记。任大霖是为少年读者写作散文较为勤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一篇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歌颂新时代生活的优秀散文《我的朋友容容》，那种融严肃与幽默于一体的笔调，即明显地师承于鲁迅先生；从他的回忆旧社会童年生活的多篇散文，即结集为《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到他对《朝花夕拾》宝贵的艺术经验的借鉴。
从旧社会苦难、灰暗的生活中发掘出美好、纯洁、善良和自由的因素并予以艺术的体现，是《朝花夕拾》独树一帜的创造。在《童年时代的朋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师法与遵循这一艺术经验所作的努力，不论是写可爱、淘气的芦鸡、小鸭、小狗，还是写童年亲密的朋友或老一辈乡亲；也不论是写童年生活里悲苦中的欢乐、贫困中的同情，还是写美好事物的横遭摧残、孤苦乡邻的辛酸与凄怆，作者都使你看到他从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很多美好的东西：朴实、善良、友爱、勤奋、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由于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感受较深的生活，感情真切诚挚，而且文笔清新细腻，这些散文是少年读者感兴趣、能理解的，对于今天的少年读者，可以收到潜移默化地认识生活、增长知识和滋润心田之效，会有丰富的得益的。
当然，《童年时代的朋友》中的散文并非臻善臻美，其中各篇的思想内涵深浅不一，艺术表现上也未能达到如《朝花夕拾》那样的不拘成法、变化万端，篇与篇之间，艺术手法上(如故事发展的起落上)有不少雷同之处，这说明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有所不足。
翻开《幼年》的书页，立刻使人产生同样是丰富的却又是和读《童年时代的朋友》迥然异趣的感受，读之耳目为之一新。
《幼年》的作者是幸运的，她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本散文故事，就是她从幼年时代在陕甘宁边区度过的既艰苦又欢乐的生活记忆中“抄出”的。这位颇具才华的新作者以她纯真而美好的记忆，满带着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写出了小主人公从呱呱堕地到“七岁八岁狗也嫌”这最顽皮年龄的有趣经历，笔致欢快、明朗、流畅，读来使人感到有不尽的余味。延安的窑洞，“借”来的奶羊，长满野花的简陋的飞机场，以及南瓜夜餐，月光下能照出塔影的延河水，……这一切，构成了特殊而又率真、质朴无华而又令人神往的环境和气氛。《行军》一节写小主人公坐在马背摇篮里的行军，她从马背上爬下来雄赳赳地加入步行前进的行列，快活地又叫又唱：
“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天(前)线？诸位呀老乡细听我来言，这是咱们的八路军上天(前)线！”
如此活泼动人而又高昂悠扬的描写，是任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我也不能不为今天的少年读者能读到如此优美精彩的散文而由衷地喜悦。
儿童文学的散文，应该是十分自由的样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幻想与现实，今天与历史，都可以灵活地进入它多彩的画幅；这里可以有少年朋友能够理解、能够感受的我们时代以及过去时代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可以有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天地。在取材上，它和一般散文有不同处，思想上力求单纯、明朗，艺术上则要求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散文，也应该异彩竞放，这是没有疑义的。
可惜，在过去，在束缚重重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创作指导基本上可列为下式：多写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少写旧社会题材；多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少写孩子；——写孩子，也要多写少年儿童参与“三大革命运动”，少写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据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以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去加强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在这种简单化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不待说，儿童散文的自由和灵活，实在有限得很，孩子们喜爱的散文花朵，往往只能在岩石的夹缝中求生存了。以任大霖写作《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散文为例，除一篇近作外，其余全部写于被称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期”的一九五六、五七年，和创作稍有复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而在阶级斗争愈益“尖锐复杂”的那些年月里，《童年时代的朋友》这样的作品是被目为“脱离政治”，需要归入不宜多写之列的。究其实，且不说作者从这些旧社会素材中发掘出了多么美好的事物，即以对旧社会的暴露而言，这些散文将少年读者引向作者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使他们看到旧的思想、习俗、制度所投射在生活中的种种阴影，这对于少年读者认识过去乃至今天的生活，丰富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精神情操，都会是有益的。对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幼年》这本充满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的书，倘若在过去，那也不可免地要被列入“不宜提倡”一类里去的。《幼年》写的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儿童生活，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顽皮嬉戏、摹拟生活；但从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儿时琐事中，作者在陕甘宁边区的背景下，却如此奇妙地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反映了新中国诞生过程中那个极可怀念的光彩年代的眉目、风貌与脉搏。这样的儿童生活，这样的儿童情趣，它的思想容量不可低估，我看比起那些干巴巴的作品来，它更真实可信，也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不能提倡为孩子们多写这样的散文呢？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其对孩子们思想的熏陶、影响，有时甚至是在孩子们不自觉中完成的。对于某些思想意义不怎么外露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的同志每每以孩子们读了之后“说不出什么来”而加以贬低。殊不知在小读者“说不出”的同时，实际上作品已经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发挥了感染、陶冶的作用了。主张耳提面命，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曲解。造成儿童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积习难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要者而言，我以为其一是文艺与政治关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其二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简单、狭隘的理解和要求。救正之道无他，只能是从生活出发，强调写作家在生活中真正有体验，真正感受深刻的事物。
高尔基说得好，好的散文，应该“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强调思想与生活的融合，我认为高尔基的这个“饱和”(他的措词是何等警辟、贴切)十分重要，《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便都是不同程度的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的产物。而许多为读者所淡忘了的散文，有不少往往大都不是“饱和”而是“掺和”甚至是“外加”，——某些刻意适应政治需要而对人物形象的“拔高”，不正是一种“外加”吗？思想“掺和”和“外加”于生活的结果，常常使散文说的不是真诚的由衷之言，写的不是娴熟于心的人物；这样的散文，当然就难于使少年读者觉得好象是结交亲密的伙伴而长留心中了。
近读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两种散文集颇为引人注目：一种是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另一种是文学新秀凌力的《幼年》。读着这两本书，留连低回之余，我不免也思索了有关儿童散文以及一般儿童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
读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鲁迅先生“从记忆中抄出”的名作《朝花夕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辉煌的散文遗产；在儿童文学散文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部朴素隽永的回忆性散文深刻影响的印记。任大霖是为少年读者写作散文较为勤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一篇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歌颂新时代生活的优秀散文《我的朋友容容》，那种融严肃与幽默于一体的笔调，即明显地师承于鲁迅先生；从他的回忆旧社会童年生活的多篇散文，即结集为《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到他对《朝花夕拾》宝贵的艺术经验的借鉴。
从旧社会苦难、灰暗的生活中发掘出美好、纯洁、善良和自由的因素并予以艺术的体现，是《朝花夕拾》独树一帜的创造。在《童年时代的朋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师法与遵循这一艺术经验所作的努力，不论是写可爱、淘气的芦鸡、小鸭、小狗，还是写童年亲密的朋友或老一辈乡亲；也不论是写童年生活里悲苦中的欢乐、贫困中的同情，还是写美好事物的横遭摧残、孤苦乡邻的辛酸与凄怆，作者都使你看到他从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很多美好的东西：朴实、善良、友爱、勤奋、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由于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感受较深的生活，感情真切诚挚，而且文笔清新细腻，这些散文是少年读者感兴趣、能理解的，对于今天的少年读者，可以收到潜移默化地认识生活、增长知识和滋润心田之效，会有丰富的得益的。
当然，《童年时代的朋友》中的散文并非臻善臻美，其中各篇的思想内涵深浅不一，艺术表现上也未能达到如《朝花夕拾》那样的不拘成法、变化万端，篇与篇之间，艺术手法上(如故事发展的起落上)有不少雷同之处，这说明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有所不足。
翻开《幼年》的书页，立刻使人产生同样是丰富的却又是和读《童年时代的朋友》迥然异趣的感受，读之耳目为之一新。
《幼年》的作者是幸运的，她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本散文故事，就是她从幼年时代在陕甘宁边区度过的既艰苦又欢乐的生活记忆中“抄出”的。这位颇具才华的新作者以她纯真而美好的记忆，满带着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写出了小主人公从呱呱堕地到“七岁八岁狗也嫌”这最顽皮年龄的有趣经历，笔致欢快、明朗、流畅，读来使人感到有不尽的余味。延安的窑洞，“借”来的奶羊，长满野花的简陋的飞机场，以及南瓜夜餐，月光下能照出塔影的延河水，……这一切，构成了特殊而又率真、质朴无华而又令人神往的环境和气氛。《行军》一节写小主人公坐在马背摇篮里的行军，她从马背上爬下来雄赳赳地加入步行前进的行列，快活地又叫又唱：
“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天(前)线？诸位呀老乡细听我来言，这是咱们的八路军上天(前)线！”
如此活泼动人而又高昂悠扬的描写，是任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我也不能不为今天的少年读者能读到如此优美精彩的散文而由衷地喜悦。
儿童文学的散文，应该是十分自由的样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幻想与现实，今天与历史，都可以灵活地进入它多彩的画幅；这里可以有少年朋友能够理解、能够感受的我们时代以及过去时代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可以有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天地。在取材上，它和一般散文有不同处，思想上力求单纯、明朗，艺术上则要求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散文，也应该异彩竞放，这是没有疑义的。
可惜，在过去，在束缚重重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创作指导基本上可列为下式：多写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少写旧社会题材；多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少写孩子；——写孩子，也要多写少年儿童参与“三大革命运动”，少写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据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以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去加强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在这种简单化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不待说，儿童散文的自由和灵活，实在有限得很，孩子们喜爱的散文花朵，往往只能在岩石的夹缝中求生存了。以任大霖写作《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散文为例，除一篇近作外，其余全部写于被称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期”的一九五六、五七年，和创作稍有复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而在阶级斗争愈益“尖锐复杂”的那些年月里，《童年时代的朋友》这样的作品是被目为“脱离政治”，需要归入不宜多写之列的。究其实，且不说作者从这些旧社会素材中发掘出了多么美好的事物，即以对旧社会的暴露而言，这些散文将少年读者引向作者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使他们看到旧的思想、习俗、制度所投射在生活中的种种阴影，这对于少年读者认识过去乃至今天的生活，丰富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精神情操，都会是有益的。对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幼年》这本充满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的书，倘若在过去，那也不可免地要被列入“不宜提倡”一类里去的。《幼年》写的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儿童生活，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顽皮嬉戏、摹拟生活；但从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儿时琐事中，作者在陕甘宁边区的背景下，却如此奇妙地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反映了新中国诞生过程中那个极可怀念的光彩年代的眉目、风貌与脉搏。这样的儿童生活，这样的儿童情趣，它的思想容量不可低估，我看比起那些干巴巴的作品来，它更真实可信，也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不能提倡为孩子们多写这样的散文呢？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其对孩子们思想的熏陶、影响，有时甚至是在孩子们不自觉中完成的。对于某些思想意义不怎么外露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的同志每每以孩子们读了之后“说不出什么来”而加以贬低。殊不知在小读者“说不出”的同时，实际上作品已经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发挥了感染、陶冶的作用了。主张耳提面命，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曲解。造成儿童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积习难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要者而言，我以为其一是文艺与政治关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其二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简单、狭隘的理解和要求。救正之道无他，只能是从生活出发，强调写作家在生活中真正有体验，真正感受深刻的事物。
高尔基说得好，好的散文，应该“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强调思想与生活的融合，我认为高尔基的这个“饱和”(他的措词是何等警辟、贴切)十分重要，《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便都是不同程度的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的产物。而许多为读者所淡忘了的散文，有不少往往大都不是“饱和”而是“掺和”甚至是“外加”，——某些刻意适应政治需要而对人物形象的“拔高”，不正是一种“外加”吗？思想“掺和”和“外加”于生活的结果，常常使散文说的不是真诚的由衷之言，写的不是娴熟于心的人物；这样的散文，当然就难于使少年读者觉得好象是结交亲密的伙伴而长留心中了。
周晓关于《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及其他
近读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两种散文集颇为引人注目：一种是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另一种是文学新秀凌力的《幼年》。读着这两本书，留连低回之余，我不免也思索了有关儿童散文以及一般儿童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
读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鲁迅先生“从记忆中抄出”的名作《朝花夕拾》，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辉煌的散文遗产；在儿童文学散文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部朴素隽永的回忆性散文深刻影响的印记。任大霖是为少年读者写作散文较为勤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一篇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歌颂新时代生活的优秀散文《我的朋友容容》，那种融严肃与幽默于一体的笔调，即明显地师承于鲁迅先生；从他的回忆旧社会童年生活的多篇散文，即结集为《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到他对《朝花夕拾》宝贵的艺术经验的借鉴。
从旧社会苦难、灰暗的生活中发掘出美好、纯洁、善良和自由的因素并予以艺术的体现，是《朝花夕拾》独树一帜的创造。在《童年时代的朋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师法与遵循这一艺术经验所作的努力，不论是写可爱、淘气的芦鸡、小鸭、小狗，还是写童年亲密的朋友或老一辈乡亲；也不论是写童年生活里悲苦中的欢乐、贫困中的同情，还是写美好事物的横遭摧残、孤苦乡邻的辛酸与凄怆，作者都使你看到他从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很多美好的东西：朴实、善良、友爱、勤奋、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由于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感受较深的生活，感情真切诚挚，而且文笔清新细腻，这些散文是少年读者感兴趣、能理解的，对于今天的少年读者，可以收到潜移默化地认识生活、增长知识和滋润心田之效，会有丰富的得益的。
当然，《童年时代的朋友》中的散文并非臻善臻美，其中各篇的思想内涵深浅不一，艺术表现上也未能达到如《朝花夕拾》那样的不拘成法、变化万端，篇与篇之间，艺术手法上(如故事发展的起落上)有不少雷同之处，这说明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有所不足。
翻开《幼年》的书页，立刻使人产生同样是丰富的却又是和读《童年时代的朋友》迥然异趣的感受，读之耳目为之一新。
《幼年》的作者是幸运的，她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这本散文故事，就是她从幼年时代在陕甘宁边区度过的既艰苦又欢乐的生活记忆中“抄出”的。这位颇具才华的新作者以她纯真而美好的记忆，满带着革命战争年代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写出了小主人公从呱呱堕地到“七岁八岁狗也嫌”这最顽皮年龄的有趣经历，笔致欢快、明朗、流畅，读来使人感到有不尽的余味。延安的窑洞，“借”来的奶羊，长满野花的简陋的飞机场，以及南瓜夜餐，月光下能照出塔影的延河水，……这一切，构成了特殊而又率真、质朴无华而又令人神往的环境和气氛。《行军》一节写小主人公坐在马背摇篮里的行军，她从马背上爬下来雄赳赳地加入步行前进的行列，快活地又叫又唱：
“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天(前)线？诸位呀老乡细听我来言，这是咱们的八路军上天(前)线！”
如此活泼动人而又高昂悠扬的描写，是任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我也不能不为今天的少年读者能读到如此优美精彩的散文而由衷地喜悦。
儿童文学的散文，应该是十分自由的样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幻想与现实，今天与历史，都可以灵活地进入它多彩的画幅；这里可以有少年朋友能够理解、能够感受的我们时代以及过去时代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可以有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天地。在取材上，它和一般散文有不同处，思想上力求单纯、明朗，艺术上则要求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但儿童散文，也应该异彩竞放，这是没有疑义的。
可惜，在过去，在束缚重重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创作指导基本上可列为下式：多写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少写旧社会题材；多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少写孩子；——写孩子，也要多写少年儿童参与“三大革命运动”，少写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据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以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去加强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在这种简单化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不待说，儿童散文的自由和灵活，实在有限得很，孩子们喜爱的散文花朵，往往只能在岩石的夹缝中求生存了。以任大霖写作《童年时代的朋友》一书中的散文为例，除一篇近作外，其余全部写于被称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期”的一九五六、五七年，和创作稍有复苏的一九六二、六三年；而在阶级斗争愈益“尖锐复杂”的那些年月里，《童年时代的朋友》这样的作品是被目为“脱离政治”，需要归入不宜多写之列的。究其实，且不说作者从这些旧社会素材中发掘出了多么美好的事物，即以对旧社会的暴露而言，这些散文将少年读者引向作者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使他们看到旧的思想、习俗、制度所投射在生活中的种种阴影，这对于少年读者认识过去乃至今天的生活，丰富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精神情操，都会是有益的。对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幼年》这本充满生活情趣和儿童情趣的书，倘若在过去，那也不可免地要被列入“不宜提倡”一类里去的。《幼年》写的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儿童生活，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顽皮嬉戏、摹拟生活；但从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儿时琐事中，作者在陕甘宁边区的背景下，却如此奇妙地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反映了新中国诞生过程中那个极可怀念的光彩年代的眉目、风貌与脉搏。这样的儿童生活，这样的儿童情趣，它的思想容量不可低估，我看比起那些干巴巴的作品来，它更真实可信，也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为什么不能提倡为孩子们多写这样的散文呢？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其对孩子们思想的熏陶、影响，有时甚至是在孩子们不自觉中完成的。对于某些思想意义不怎么外露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的同志每每以孩子们读了之后“说不出什么来”而加以贬低。殊不知在小读者“说不出”的同时，实际上作品已经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发挥了感染、陶冶的作用了。主张耳提面命，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曲解。造成儿童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积习难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要者而言，我以为其一是文艺与政治关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其二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简单、狭隘的理解和要求。救正之道无他，只能是从生活出发，强调写作家在生活中真正有体验，真正感受深刻的事物。
高尔基说得好，好的散文，应该“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强调思想与生活的融合，我认为高尔基的这个“饱和”(他的措词是何等警辟、贴切)十分重要，《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便都是不同程度的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的产物。而许多为读者所淡忘了的散文，有不少往往大都不是“饱和”而是“掺和”甚至是“外加”，——某些刻意适应政治需要而对人物形象的“拔高”，不正是一种“外加”吗？思想“掺和”和“外加”于生活的结果，常常使散文说的不是真诚的由衷之言，写的不是娴熟于心的人物；这样的散文，当然就难于使少年读者觉得好象是结交亲密的伙伴而长留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