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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作为农地流转的微观主体，其流转意愿对于一个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有着根本的影响。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不仅受到农民统传统观念、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家庭非农业收入水平、家庭农业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利益状况的影响，同时其自身的及风险意识、政策制度等因素也会对其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 约束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8-0036-02
1 “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界定
农村土地是一个较为宽泛概念，从法律规范的权属形态可以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我们所探讨的“农村土地”范围仅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分为三种：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由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特殊法律地位，承包人对其无处分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赁权而是一种受到国家政策保护的优先权或社区成员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或部分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2 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民作为农地流转的微观主体，他们的流转意愿对于一个地区农地流转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不仅受到农民统传统观念、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家庭非农业收入水平、家庭农业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利益状况的影响，同时其自身的及风险意识、政策制度等因素也会对其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本次资料是基于对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盐山县、南皮县、蠡县部分村民的实地调查或电话访谈得到的。此次调查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0份， 电话、实地访谈农户70余名。
2.1 农户的个人因素
首先，农户户主年龄。年龄是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不同。在具备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年龄越大转出土地意愿越低，年龄越小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高。经调查，50岁以下的农户愿意转出土地的比例均接近80%，而60岁及以上的农户中只有15%愿意转出土地。调查发现，高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较低的原因主要有：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如果失去土地，其基本生活将难以维持；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的原因，年龄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更加深厚，同时其教育水平较低，社会适应能力较差，非农就业面相对较窄。
其次，农民的文化程度。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从事非农业的机会就越大，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越低，倾向于转出农地；农民的文化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保留农地。
再次，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因素。家庭劳动力因素也影响着民土地流转的意愿，家庭劳动力的匮乏的农民土地流转的愿意更强烈。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群体中，69%是因为缺乏农业劳动力。
当前我国农村常住的人口主要为儿童老人，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已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走访调查的70户农户家庭中，家庭人口结构主要以2个老年人，2个年轻人，1个或2个小孩）为主。由于种地的收益不高，青壮年劳动力更愿意外出打工，老年成为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劳动能力减弱，大多数老年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在于能够基本满足家庭的粮食需求，这就造成了大量闲置土地。一些靠自主经营为生的农户，如果无老人耕种土地大量撂荒。对于这些农户群体来说，将土地流转出去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因此，他们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意愿也就更高。
最后，农户的收入状况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意愿。收入越低，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越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农户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并不高，仅占该群体的15%；而家庭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农户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则高达85%。低收入群体表示，由于家庭生活拮据，留下土地自耕自种，还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生活所需。收入相对较好的群体大部分愿意转出土地，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等非农所得，若将闲置的土地转出去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
2.2 社会保障因素
在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作为农民家庭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资料，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保障三大社会经济功能，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认为保留农地是规避风险的最好策略之一。
据调查统计显示，在不愿转出土地的农户中，95%的农户是因为担心失地后没有保障。当前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家庭既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又是生产消费单位，还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单位。具有多功能性的农村土地担负着生存发展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为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养老和应付病残的最后保障。对于农民工而言，土地是他们应对市场就业风险的基本保障，承担着失业后的生存保障。农民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土地是农民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事关长远利益。目前，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即使面临着更高收益的诱惑，农户更愿意保留风险更小，收益更稳的经济活动。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顾虑重重，农民不愿贸然将土地长久流转出去。
调查中发现农民普遍存在这一个心态：手中有土地，心中更踏实。手中有土地，进退更主动，手中有土地，保障更有力。这就造成了农户根深蒂固的恋土情结与惜土心理，普遍存在“守田为安”的传统观念，阻碍了农地流转。
专家认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农户一般会采取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一旦农户的生存有了保障，例如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经济理性将得以体现。
2.3 非农就业的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是该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在农村主要体现为涉农的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农村乡镇企业、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二是农民自身的劳动技能状况。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得较好，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转出的意愿就较强烈。如果区域二三产业还够发达，农户难以获得稳定与充足的非农收入以保障生活。农地仍是农户生活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是农户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重要依托，大多数农户仍不愿意放弃农地使用权。
如果农民受过较好的教育或者拥有一门非农手艺技能，容易在非农领域中实现稳定就业。对于该类型农户来说，非农产业是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农业只是作为生活来源的辅助产业，农地处于粗放利用甚至是闲置状态。
2.4 农业比较效益
经济雪娇舒尔茨认为，农民在处理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主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当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大于务农边际效益时，农户就会愿意转出农地；反之，农户就会愿意转入土地。
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有一大部分农民对是否流转自己的土地持观望态度，这类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忙的时候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外出务工，或者家中老人在家务农，年轻人长期在外务工。农户家庭主要成员在务农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非农收入。 他们在进行农地流转时，有一定的农地流转意愿，但实际的行为与意愿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当外部环境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水平时，他们愿意轉出农地增加非农收入，他们流转土地的医院决定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出租后土地的收益变化。
同时，农业比较效益也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部分农民以种植果树、山药等经济作物为主，其农业比较效益较高， 因此有部分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民愿意选择保留土地，不愿意将农地流转出去。
2.5 政策制度环境。
农户从其自身需求和收益的角度对政策环境进行评估，当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优惠，他们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农地流转；当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时，农户从农地获得的收益越多就会越看重农地，倾向于保留农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农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法律政策上的保障。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流转。2004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新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6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生产效益较以前提高。但同时也使农民惜地心理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与土地的规模经营。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由于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地效益隐性提高。这在保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农民的惜地心理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观望态度。
2.6 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程序不规范，现阶段的农地流转大多是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或是农户间自发、分散进行的，部分土地流转处于无序状态，土地流转程序复杂、交易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农地流转市场效率低。
同时，农地流转市场渠道不畅，使得农户对农地流转的信息了解不充分，农户在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签订交易合同、执行交易时必须花费一定交易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地流转的难度。农户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在信息不对称、对地权没有充分、科学的认识的情况下，选择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不将土地转出也就成为了农户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许恒周，郭忠兴.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03：94-98.
[2]孙军，万震.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沈阳新民市为例[J]. 农业经济，2015，10：39-43.
[3]周琳燕，程慧琴，冯丽霞.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意愿探究——基于浙江省松阳县茶地流转情况分析[J]. 当代经济，2015，20：84-87.
作者简介：李艺欣（1974-），女，河北里县人，1997年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系，2006年获南开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三农”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王金先（1965-），女，河北盐山人，1990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教系，讲师，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农”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 约束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8-0036-02
1 “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界定
农村土地是一个较为宽泛概念，从法律规范的权属形态可以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我们所探讨的“农村土地”范围仅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分为三种：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由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特殊法律地位，承包人对其无处分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赁权而是一种受到国家政策保护的优先权或社区成员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或部分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2 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民作为农地流转的微观主体，他们的流转意愿对于一个地区农地流转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不仅受到农民统传统观念、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家庭非农业收入水平、家庭农业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利益状况的影响，同时其自身的及风险意识、政策制度等因素也会对其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本次资料是基于对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盐山县、南皮县、蠡县部分村民的实地调查或电话访谈得到的。此次调查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0份， 电话、实地访谈农户70余名。
2.1 农户的个人因素
首先，农户户主年龄。年龄是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不同。在具备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年龄越大转出土地意愿越低，年龄越小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高。经调查，50岁以下的农户愿意转出土地的比例均接近80%，而60岁及以上的农户中只有15%愿意转出土地。调查发现，高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较低的原因主要有：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如果失去土地，其基本生活将难以维持；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的原因，年龄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更加深厚，同时其教育水平较低，社会适应能力较差，非农就业面相对较窄。
其次，农民的文化程度。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从事非农业的机会就越大，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越低，倾向于转出农地；农民的文化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保留农地。
再次，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因素。家庭劳动力因素也影响着民土地流转的意愿，家庭劳动力的匮乏的农民土地流转的愿意更强烈。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群体中，69%是因为缺乏农业劳动力。
当前我国农村常住的人口主要为儿童老人，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已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走访调查的70户农户家庭中，家庭人口结构主要以2个老年人，2个年轻人，1个或2个小孩）为主。由于种地的收益不高，青壮年劳动力更愿意外出打工，老年成为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劳动能力减弱，大多数老年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在于能够基本满足家庭的粮食需求，这就造成了大量闲置土地。一些靠自主经营为生的农户，如果无老人耕种土地大量撂荒。对于这些农户群体来说，将土地流转出去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因此，他们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意愿也就更高。
最后，农户的收入状况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意愿。收入越低，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越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农户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并不高，仅占该群体的15%；而家庭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农户对于土地转出的意愿则高达85%。低收入群体表示，由于家庭生活拮据，留下土地自耕自种，还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生活所需。收入相对较好的群体大部分愿意转出土地，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等非农所得，若将闲置的土地转出去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
2.2 社会保障因素
在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作为农民家庭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资料，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保障三大社会经济功能，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认为保留农地是规避风险的最好策略之一。
据调查统计显示，在不愿转出土地的农户中，95%的农户是因为担心失地后没有保障。当前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家庭既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又是生产消费单位，还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单位。具有多功能性的农村土地担负着生存发展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为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养老和应付病残的最后保障。对于农民工而言，土地是他们应对市场就业风险的基本保障，承担着失业后的生存保障。农民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土地是农民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事关长远利益。目前，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即使面临着更高收益的诱惑，农户更愿意保留风险更小，收益更稳的经济活动。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顾虑重重，农民不愿贸然将土地长久流转出去。
调查中发现农民普遍存在这一个心态：手中有土地，心中更踏实。手中有土地，进退更主动，手中有土地，保障更有力。这就造成了农户根深蒂固的恋土情结与惜土心理，普遍存在“守田为安”的传统观念，阻碍了农地流转。
专家认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农户一般会采取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一旦农户的生存有了保障，例如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经济理性将得以体现。
2.3 非农就业的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是该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在农村主要体现为涉农的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农村乡镇企业、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二是农民自身的劳动技能状况。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得较好，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转出的意愿就较强烈。如果区域二三产业还够发达，农户难以获得稳定与充足的非农收入以保障生活。农地仍是农户生活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是农户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重要依托，大多数农户仍不愿意放弃农地使用权。
如果农民受过较好的教育或者拥有一门非农手艺技能，容易在非农领域中实现稳定就业。对于该类型农户来说，非农产业是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农业只是作为生活来源的辅助产业，农地处于粗放利用甚至是闲置状态。
2.4 农业比较效益
经济雪娇舒尔茨认为，农民在处理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主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当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大于务农边际效益时，农户就会愿意转出农地；反之，农户就会愿意转入土地。
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有一大部分农民对是否流转自己的土地持观望态度，这类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忙的时候在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外出务工，或者家中老人在家务农，年轻人长期在外务工。农户家庭主要成员在务农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非农收入。 他们在进行农地流转时，有一定的农地流转意愿，但实际的行为与意愿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当外部环境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水平时，他们愿意轉出农地增加非农收入，他们流转土地的医院决定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出租后土地的收益变化。
同时，农业比较效益也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部分农民以种植果树、山药等经济作物为主，其农业比较效益较高， 因此有部分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民愿意选择保留土地，不愿意将农地流转出去。
2.5 政策制度环境。
农户从其自身需求和收益的角度对政策环境进行评估，当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优惠，他们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农地流转；当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时，农户从农地获得的收益越多就会越看重农地，倾向于保留农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农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法律政策上的保障。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流转。2004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新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6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生产效益较以前提高。但同时也使农民惜地心理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与土地的规模经营。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由于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地效益隐性提高。这在保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农民的惜地心理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观望态度。
2.6 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和程序不规范，现阶段的农地流转大多是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或是农户间自发、分散进行的，部分土地流转处于无序状态，土地流转程序复杂、交易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农地流转市场效率低。
同时，农地流转市场渠道不畅，使得农户对农地流转的信息了解不充分，农户在寻找交易对象、谈判、签订交易合同、执行交易时必须花费一定交易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地流转的难度。农户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在信息不对称、对地权没有充分、科学的认识的情况下，选择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不将土地转出也就成为了农户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许恒周，郭忠兴.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03：94-98.
[2]孙军，万震.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沈阳新民市为例[J]. 农业经济，2015，10：39-43.
[3]周琳燕，程慧琴，冯丽霞.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意愿探究——基于浙江省松阳县茶地流转情况分析[J]. 当代经济，2015，20：84-87.
作者简介：李艺欣（1974-），女，河北里县人，1997年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系，2006年获南开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三农”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王金先（1965-），女，河北盐山人，1990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教系，讲师，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农”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