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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曾说。
2003年5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非典一线，在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临时医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采访。“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今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
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惟有一次想过自杀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去信，“希望马上见人”。
《昆仑殇》讲述了19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通过了“最后一道体检”，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意当上卫生员，1973年，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
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现在一家工厂医务室。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绪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行扭，几丝重影……”
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海波将毕淑敏和阎连科做了对比，“毕淑敏与河南籍作家阎连科都是部队作者。阎自幼生长在农村底层，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他的作品存在现实批判色彩。而毕出身军人家庭，对于军队满怀理想，后又参军，本色颇具革命英雄主义。”
1987年第4期、第5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八十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在短篇小说《阿里》中，她塑造了卫生科的技术尖子、单纯的女兵游星儿。只因平素不受平庸世俗的羁绊，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成为众人泄愤的出口——被联手投票，开除党籍。为保全司令员父亲的尊严，更为伸张自己作为军人的尊严，游星儿“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
《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设计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二十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不复80年代的鼎沸与辉煌，而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却被业界别称赞为“新体验小说”代表作。
富有事业心的院长、抱怨入错行却恪守的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绽放光芒的护理员、在尽孝与前途中纠结的儿女、生命尾声里的那些垂垂老者——尽管曾经强韧、优雅，如今却徒有深深的孤寂与无力，这是她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实地调查后完成的作品。
“新体验小说”产生在文学边缘化时期。她回忆道，1994年，《北京文学》召集京内作家，在地下室里紧急讨论改变现状。会上，有人指出作家不体验生活已成习惯，非扭转不可。
“于是，大家跟摊派似的，你说去体验蹬三轮，成一‘板爷’；他说家附近正好有一餐馆，他去体验当伙计。轮到我，我一时也想不出上哪儿，还是上医院吧。他们说，你不总待在医院吗？我说，不然，我上临终关怀医院。”
说起作品中某段，她的脸不由微侧向一旁。那是一名女大学生志愿者，去照顾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老人性情古怪，不肯进食，不肯更衣，执拗地让女大学生为自己唱一首歌，被拒后，大发脾气。不久，女生收到了老人的遗书——“孩子，你是我这一生认识的最后一个人了。原谅我那天对你的暴躁。看得出你是个天性忧郁的女孩，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这不好。得了癌症以后，我决心做一个快活的人。我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唱歌。但最有效的是穿这件孙悟空的背心。我一看见这个滑稽的猴脸，就忍不住微笑起来。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走之前，送给你一个猴脸。当你忧伤的时候，看看它，你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女心理师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从报上读到对《红处方》的书评，那是毕淑敏涉足文坛10年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心中为之庆贺，“‘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对她的创作会有一定局限。但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只脚已深入到社会问题，她在关注，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毕淑敏在小说的跋中写道。
戒毒所里，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现出言而无信、不通常理，精神结构已生问题”，“吸毒前，他们的人格较脆弱。孤独，极度需要被人认可，渴望出人头地，出众不同。他们常想，为什么别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说中的“庄羽”，一个屡戒屡吸的高干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后，变态嫉恨女院长简方宁，“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为此，她将毒品“七号”融入送给简方宁的巨型油画中，让其不知不觉中上瘾。识破真相已晚的简方宁，选择了平静离去，为自己开下一张赴死的“红处方”。
“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人性冰冷的内核。”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温奉桥在《死亡，尊严，人性》中写道。很久以前，他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
“她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创办人陆小娅说。1998年，因为一场事故，她卧床休养。其间，毕淑敏每周必给她打电话，闲聊中，获悉她准备报名参加北师大心理学在职研究生班。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要来授课时，毕淑敏问她，我也能试试么？
“学习心理学有一特色。学员不光要探索理论，还要将自身当作案例，提供出来进行分析。”由于课堂上的案例涉及个人隐私，毕淑敏当年的同学只是提及，作为班长的她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她擅于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医学知识和对人的观察，移植到心理学领域。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心理咨询中心。同学中有人去过，说“很专业”。
“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由父亲的女秘书带到她跟前。密室中，他请求得到她的帮助——帮他除掉父亲的女秘书。
那颗不到10岁的小脑袋瓜里，却拥有常人难以估量的缜密思维。父母离异后，父亲要娶女秘书为妻。为了能让母亲重回自己身边，他一边搜集大量毒药——蟑螂药，一边假意亲近将成为自己继母的女人——他要预测事态发展。
一个外省县级干部的妻子，当天飞到北京，直入咨询室，要求务必接见。当晚，她还要飞回去，第二天要出席丈夫的葬礼。
“我打算大闹灵堂。”丈夫的真实死因只有她一人清楚，他死于赴会第三者的途中。而这段偷情，她居然一直蒙在鼓里。她说她实难忍受葬礼上，人们对他的各种颂词与追悼。她要在人前击碎他的假面具。
“她对这样做还是有点不踏实，才来找我。我帮她一步步理清思路。设想真在县长念悼词时，你这样做后果如何？公婆的反应？儿女的感受？整个县城传遍后，这一家的处境？关键是，如果真做了这件事，谁又是受益者？
“她问我，难道要隐忍下去，继续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告诉她，此刻你的公婆儿女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选择在明天公开真相，他们将无人从中受益。而你本是寡妇，还要沦为一个弃妇？你的丈夫虽然背叛了你，但现在他不会再背叛你了，不会再给你造成新的伤害了。你永远有权公开这个秘密，但明天你要安全度过。”
毕淑敏不动声色。
末了，她强调这些袒露的“冰山一角”，已被她过滤、虚化，“我要保证他们在人群中不被找到”。
2004年，她关闭了“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3年后，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人生有什么意义？
村女绛香在临终关怀医院遇到一生的恩人——贺老夫人，开始了自我修炼之路。她变为女心理师贺顿，她可以击破他人的心魔，却难解自己为何会对性爱采取散漫放任的态度，而下半身却一直有冰冻的感觉。最后，督导施用“非常手段”还原她12岁被继父性侵的噩梦，唤醒那段身冰封的记忆。有一天，她却对这位业内权威说，你的疗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要控告你。
“到底做还是不做？到底对还是不对？世界有统一、一成不变的答案？贺顿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不是毫无瑕疵才能做心理医生。上次，心理学界一位知名医生对我说，他最欣赏的便是督导治疗贺顿这段。认为只要能把人治好，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可我依然不赞同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方法。”毕淑敏说。
“过去或现在，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还是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既然城区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又要进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变化——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人性人心的变化。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的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的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这很重要。
“我当内科医生时，打开死者的心脏，会发现原来听到血流的杂音，是因这一结构而起。在对人作为客观肉身有所了解后，我既而想听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没学心理学前，我凭靠的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猜测对方的思维轨迹。而心理学也并非万能，凭我的一己推断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满奥秘，我想把这种感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与人之间能有有更多的了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了解而起。”
“某次大学演讲中，她碰到更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她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毕淑敏
作家、心理医生。出生于1952年10月，17岁入伍，在西藏阿里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写作，代表作有《红处方》、《女心理师》、《预约死亡》等。
2003年5月，这位女作家在中国作协组织下，来到非典一线，在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临时医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采访。“她说她要把采访内容留给以后写小说。”当时的作家们都记得。
今年2月，毕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这部“软科幻”小说里，她对医学狂人于增风身染病毒、灵魂出窍的呓语，不吝笔墨——“我。病毒。……共栖。久远。庞大。渺小。……”
她将人性的幽暗之处，喻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们想象般美好，但也并非无可救药。有心理学家说，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们才留恋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人性总是要善良多一点，总是要感念亲情、世间真情。
显然，人之波诡云谲，令她流连忘返。一如小说的收尾——“再见再会再来”。
惟有一次想过自杀
1987年春，时任《昆仑》杂志编辑的海波，在社内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来访。
男子递上的纸袋里，装有一沓稿纸，标题是“昆仑殇”。
“他说这部中篇小说是他爱人写的。我追问，她怎么不亲自送来？”事隔多年，海波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天读完稿，海波被小说“磅礴的气势与沉重的主题所震撼”，去信，“希望马上见人”。
《昆仑殇》讲述了19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来喜欢初露锋芒，来势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见面，毕淑敏与先生一同前来。他们的一番交流，让他“有点吃惊”。
“她说这是她的处女作。过去没发表作品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只想写得愉快，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从小说刻画人物、把握细节的能力看，她的文学底蕴已较成熟，不像一个初学者。
“那时很多描写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写。女作者大多擅长抒发内心感受，描写客观现实，不及男作者特色鲜明。而毕淑敏明显不同，《昆仑殇》展现出一股力量与生命的强悍。这当然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了解毕淑敏的人生过往后，海波反倒不惊讶了。
1969年，17岁的毕淑敏从北京坐了3天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她通过了“最后一道体检”，与另外4名女兵，钻进满载大米的卡车，开始了一连12天的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3座银白色的公牛，抵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写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意当上卫生员，1973年，被派往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医。
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位花季少女迅速认识到，“人都会死，我将来一定会死。”
入伍两年后，一次行军，“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还不会将他人带落——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我想死，我的肌体不服从。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原来真的坚持一下就可以过来。”
写出的或未写的，
肯定与生命相关
“1980年转业回来，现在一家工厂医务室。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遥远的昆仑山上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我的思绪还常常飞往那里。……我看过一些描写西部边陲部队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动，令我赞赏，但掩卷之余，又生出淡淡的惆怅。它们与我心中那座雄伟奇丽的高山，总不那么相符，像一架尚未调到极佳状态的电视机，有几丝行扭，几丝重影……”
散文《一起试一试》中，毕淑敏道出了《昆仑殇》的由来。
“心中的高山”几乎奠定她一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年，我们以身体为界桩戍守边防，现在想想挺虚幻。那份领土与我们实际生活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是要以生命的代价来守卫这份虚拟的现实。”
海波将毕淑敏和阎连科做了对比，“毕淑敏与河南籍作家阎连科都是部队作者。阎自幼生长在农村底层，对农村生活的困苦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他的作品存在现实批判色彩。而毕出身军人家庭，对于军队满怀理想，后又参军，本色颇具革命英雄主义。”
1987年第4期、第5期《昆仑》接连刊登了毕淑敏的《昆仑殇》和《送你一条红地毯》。从此，她正式步入文坛。
“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他快到八十岁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标。我在阿里时，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过得有意思，让自己快乐，希望也能帮助别人，这是我秉承不变的目标。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从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她的创作主题一以贯之：如何生死。
在短篇小说《阿里》中，她塑造了卫生科的技术尖子、单纯的女兵游星儿。只因平素不受平庸世俗的羁绊，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成为众人泄愤的出口——被联手投票，开除党籍。为保全司令员父亲的尊严，更为伸张自己作为军人的尊严，游星儿“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
《生生不已》里，小甜因晚期脑瘤，不治身亡。母亲乔先竹伤心至极，最终却以生的代价，换取新生儿的呱呱坠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玲珑》，传达出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无奈与反抗——商界女强人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渐近性贫血症”。为了挽救女儿性命，这位母亲不得不设计与女儿生父、当年强奸自己的男人再造一个生命，以完成“血玲珑”计划——骨髓移植造血，从而再度陷入对另一亲生骨肉的生死抉择。
“在我二十多岁，还在野战医院做实习医生时，曾经参加过抢救一个小男孩的手术。为救这个孩子，大家真是费了很大气力，但他还是死了。”眼见孩子母亲悲痛欲绝，一位老医生劝慰道，你还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泣诉：我可以再生，但第二个孩子与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不复80年代的鼎沸与辉煌，而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却被业界别称赞为“新体验小说”代表作。
富有事业心的院长、抱怨入错行却恪守的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绽放光芒的护理员、在尽孝与前途中纠结的儿女、生命尾声里的那些垂垂老者——尽管曾经强韧、优雅，如今却徒有深深的孤寂与无力，这是她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实地调查后完成的作品。
“新体验小说”产生在文学边缘化时期。她回忆道，1994年，《北京文学》召集京内作家，在地下室里紧急讨论改变现状。会上，有人指出作家不体验生活已成习惯，非扭转不可。
“于是，大家跟摊派似的，你说去体验蹬三轮，成一‘板爷’；他说家附近正好有一餐馆，他去体验当伙计。轮到我，我一时也想不出上哪儿，还是上医院吧。他们说，你不总待在医院吗？我说，不然，我上临终关怀医院。”
说起作品中某段，她的脸不由微侧向一旁。那是一名女大学生志愿者，去照顾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老人性情古怪，不肯进食，不肯更衣，执拗地让女大学生为自己唱一首歌，被拒后，大发脾气。不久，女生收到了老人的遗书——“孩子，你是我这一生认识的最后一个人了。原谅我那天对你的暴躁。看得出你是个天性忧郁的女孩，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这不好。得了癌症以后，我决心做一个快活的人。我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唱歌。但最有效的是穿这件孙悟空的背心。我一看见这个滑稽的猴脸，就忍不住微笑起来。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走之前，送给你一个猴脸。当你忧伤的时候，看看它，你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女心理师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从报上读到对《红处方》的书评，那是毕淑敏涉足文坛10年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在心中为之庆贺，“‘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对她的创作会有一定局限。但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只脚已深入到社会问题，她在关注，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毕淑敏在小说的跋中写道。
戒毒所里，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现出言而无信、不通常理，精神结构已生问题”，“吸毒前，他们的人格较脆弱。孤独，极度需要被人认可，渴望出人头地，出众不同。他们常想，为什么别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说中的“庄羽”，一个屡戒屡吸的高干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后，变态嫉恨女院长简方宁，“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为此，她将毒品“七号”融入送给简方宁的巨型油画中，让其不知不觉中上瘾。识破真相已晚的简方宁，选择了平静离去，为自己开下一张赴死的“红处方”。
“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人性冰冷的内核。”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温奉桥在《死亡，尊严，人性》中写道。很久以前，他在毕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
“她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创办人陆小娅说。1998年，因为一场事故，她卧床休养。其间，毕淑敏每周必给她打电话，闲聊中，获悉她准备报名参加北师大心理学在职研究生班。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要来授课时，毕淑敏问她，我也能试试么？
“学习心理学有一特色。学员不光要探索理论，还要将自身当作案例，提供出来进行分析。”由于课堂上的案例涉及个人隐私，毕淑敏当年的同学只是提及，作为班长的她很聪明，学习积极，办过内刊。她擅于将自己的人生阅历、医学知识和对人的观察，移植到心理学领域。
2002年，结束心理学博士课程后，毕淑敏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心理咨询中心。同学中有人去过，说“很专业”。
“我的咨询室有一扇镶有玻璃的门。每逢那扇门被推开，我都觉得一个非常鲜活、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
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由父亲的女秘书带到她跟前。密室中，他请求得到她的帮助——帮他除掉父亲的女秘书。
那颗不到10岁的小脑袋瓜里，却拥有常人难以估量的缜密思维。父母离异后，父亲要娶女秘书为妻。为了能让母亲重回自己身边，他一边搜集大量毒药——蟑螂药，一边假意亲近将成为自己继母的女人——他要预测事态发展。
一个外省县级干部的妻子，当天飞到北京，直入咨询室，要求务必接见。当晚，她还要飞回去，第二天要出席丈夫的葬礼。
“我打算大闹灵堂。”丈夫的真实死因只有她一人清楚，他死于赴会第三者的途中。而这段偷情，她居然一直蒙在鼓里。她说她实难忍受葬礼上，人们对他的各种颂词与追悼。她要在人前击碎他的假面具。
“她对这样做还是有点不踏实，才来找我。我帮她一步步理清思路。设想真在县长念悼词时，你这样做后果如何？公婆的反应？儿女的感受？整个县城传遍后，这一家的处境？关键是，如果真做了这件事，谁又是受益者？
“她问我，难道要隐忍下去，继续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告诉她，此刻你的公婆儿女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选择在明天公开真相，他们将无人从中受益。而你本是寡妇，还要沦为一个弃妇？你的丈夫虽然背叛了你，但现在他不会再背叛你了，不会再给你造成新的伤害了。你永远有权公开这个秘密，但明天你要安全度过。”
毕淑敏不动声色。
末了，她强调这些袒露的“冰山一角”，已被她过滤、虚化，“我要保证他们在人群中不被找到”。
2004年，她关闭了“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3年后，继心理类小说《拯救乳房》发表后，又出版了《女心理师》。
人生有什么意义？
村女绛香在临终关怀医院遇到一生的恩人——贺老夫人，开始了自我修炼之路。她变为女心理师贺顿，她可以击破他人的心魔，却难解自己为何会对性爱采取散漫放任的态度，而下半身却一直有冰冻的感觉。最后，督导施用“非常手段”还原她12岁被继父性侵的噩梦，唤醒那段身冰封的记忆。有一天，她却对这位业内权威说，你的疗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要控告你。
“到底做还是不做？到底对还是不对？世界有统一、一成不变的答案？贺顿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不是毫无瑕疵才能做心理医生。上次，心理学界一位知名医生对我说，他最欣赏的便是督导治疗贺顿这段。认为只要能把人治好，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可我依然不赞同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方法。”毕淑敏说。
“过去或现在，总有人说农村民风淳朴。真有那么淳朴？还是同样的人，为什么进城后就不淳朴？既然城区如此恶劣，为什么大家又要进入这个环境？我觉得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变化——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人性人心的变化。我不觉得有什么天生淳朴的地方，那是在狭小的生存环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维持基本的道德约束，一旦跌落，周围人根本不能容忍。现在，人心需要新的约束，社会需要建立新的信任体系，这很重要。
“我当内科医生时，打开死者的心脏，会发现原来听到血流的杂音，是因这一结构而起。在对人作为客观肉身有所了解后，我既而想听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没学心理学前，我凭靠的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猜测对方的思维轨迹。而心理学也并非万能，凭我的一己推断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满奥秘，我想把这种感知用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与人之间能有有更多的了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了解而起。”
“某次大学演讲中，她碰到更犀利的提问，“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
“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停顿片刻，她又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毕淑敏
作家、心理医生。出生于1952年10月，17岁入伍，在西藏阿里当兵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写作，代表作有《红处方》、《女心理师》、《预约死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