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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5年－1940年)，号雪堂，是清末民初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政治、学术、收藏、书法等方面对社会皆有很大影响，本文将以书法为主线对其进行研讨。
一、馆阁味书
清朝统治长达260余年之久。康有为总结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间；北碑萌芽于成同之际。”其实乾隆之时，朝廷风尚的“馆阁体”已形成，之后便成为官吏办公文、生员科举考试的书写样式。到清末，康有为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其中夸张之辞较重，事实并非如此。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学而优则仕”仍然是文人们的最高理想，强大的利欲动力，驱使着人们自觉在馆阁体书法方面下大功夫，以便在考场上大显身手。就连清末民初大肆鼓吹北砷的主将康有为也不例外，在他带有欧、颜味的《殿试状》中，呈现出来的是异常深厚的馆阁体功力，这反映出旧时文人们必须掌握馆阁体这块敲门砖。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馆阁体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是用笔严谨、结构端庄、审美中和的一种高要求书写，如唐楷的欧、虞、褚、徐、颜、柳，皆属这种字的范畴。后人反感馆阁体，是因为在这种要求下出现了的千篇一律的情况，或说是对书写法度、技法、审美等要求过高而导致。清末仍然表现出了“馆阁体”与碑派书法双向并行的状况，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馆阁体”书家，由于他们的身份颇高，其作品仍然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如身居高官或有重大功名学颜成名的书家翁同稣、张謇、谭延闽，学欧威名的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在民间也有以写“馆阁体”而获盛名者，如上海的唐驼、天津的华世奎等，他们的书法无不为馆阁体的变种，在社会上皆有很大的影响。
罗振玉在青少年时，着意攻读科举，15岁便得中秀才。其《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谓：“予年十五，始学制印。”《蒿里遗文目录·又序》谓“予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从而可知，雪堂在成为秀才之后，便与社会接触增多而游于艺了。当时的书法，还算不上艺术，因为每个读书人都要用毛笔写字，会写毛笔字是其本分之事。读书之人都要按照一定的训练方式进行长期的临帖习字，以备科举考试之用，这是“学而优则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雪堂习书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做事特别认真，其弟子商承柞《忆罗师》说：“其生活习惯与常人殊，每夜最多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够了。睡两个小时必醒，再闭目，也能睡，继睡两个小时，睡不着就起来工作。由此可见，罗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从其大量的临习古人碑帖可知，在这方面也下了常人难及的功夫。雪堂善楷书，从流传的楷书墨迹来看，在颜欧二家上下了很大的功力。其楷书以纯正的颜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较多，笔健体正，严整大气如黄钟大吕；有时也用纯正的欧体字书写，笔法精到，结构险绝，真得率更三昧，更多的是以颜字之体。加之以欧字之笔，略有自己面貌。与翁同龢、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如出一辙，故而可以说，罗振玉之楷书，当属清末馆阁体书家的行列。
在雪堂的书法作品中，行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条幅、册页、扇面、题跋等形式多样美不胜收。特别是大量的信札、手稿等，心无旁骛信手挥洒，将书者的深厚学养和清高的审美观寓于笔墨之中，真可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达到了“无意于佳乃佳”之境地。邱振中先生评之曰：“罗振玉见多识广，对当时学者圈子中流行的审美标准一定不陌生。淳雅的韵度使他能够从容地控制笔的运行，……如顺着行笔的节奏能进入字的结构内部，则可以体会到，它与这些狭长的线结构倒是配合默契。这是在有限空间中游刃自如。——令人感叹的是清代学者几乎在所有方面均如此。”若仔细研读雪堂行书不难发现，其中颜、欧精神颇多。从其较早的行书作品看，他对于颜真卿的行书下过很大功夫。其曾以藏有两喦轩旧拓《争座位》为自豪，特别当购得行书《颜鲁公墨迹四种》更是如获至宝，为其研习颜书提供了方便，其曾记曰：“往日赤县崩沦，仓皇避地，亲携渡海，幸未如赵德父静治堂中物之一时顿尽。东渡以来，所藏多斥鬻，以充薇蕨之资，惟此册当白头相守。”对于这白头相守之物，自然是乐此不疲浸淫其中，收获不言而喻。故其在行书用笔上，无处不体现着鲁公“锥画沙”“屋漏痕”之妙。从雪堂行书外在形式上看，瘦长的结体当受欧阳询及《瘗鹤铭》影响所致，似乎对翁方纲书法也进行了借鉴。若对雪堂行书挑剔一点的话，正如邱振中先生所言：“从整体效果开始对作品欣赏，则容易感到作品拘谨，格局太小。”平心而论，雪堂的行书清静简雅，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从风格样式和审美观上看，其与清代的“馆阁体”的静穆精神是一致的，若将雪堂行书与清帝康熙、乾隆及代表性书家馆阁书家翁方纲、梁同书等书法放在一起，风格性情皆相同，所以说其行书也不能脱离清代馆阁体之风格，这也正是其“作品拘谨，格局太小”的真正原因。
雪堂对草书也加以涉猎，其曾藏有《贺秘监(草书孝经)》刻本，并跋曰：“贺秘监书，传世至少，今日石刻存者，惟吾越《龙瑞宫记》，寥寥数十字耳。史称其传达室右军笔法，恨不得见其笔墨。乃于海外忽得此本，竣拔婉秀，更在孙虔礼上。执此上窥山阴，殆不难由门户而升堂奥，可宝也。墨迹存日本宫内省，此刻本，亦宫内省所藏，民间传拓极稀。曩拟影摹上石，以广流传，乃力量绵薄，不偿此愿。久秘箧中，行无罪过。”可以说如此佳本曾给雪堂习草带来很大的动力。但雪堂草书作品世上流传较少，大连图书馆所印《罗振玉书法篆刻选》中有草书数幅，从字法上看，往往草、行相间，没有一幅为纯粹的草书作品，从结构上看，字形修长右上取势，与行书一般无二，可以说皆是用行书的笔法写草字结构之作，可以推论雪堂在草书上没有下过多少功夫，这当与其思想保守和做事力求尽善尽美的态度有关。当然雪堂也有心无滞碍酣畅挥洒之时，其有《致王国维信札》数十通传世，有情绪高涨时之书，物我两忘不计工拙连绵干笔疾行，大有“一笔书”之意。其波澜壮阔龙蛇腾飞，鲁公、率更用笔之精神尽化于其中，与传为贺知章所韦的《草书孝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堂曾对隶书下过很大的研习功夫，所临汉碑众多。其《跋自临朝侯小子碑》云：“传世汉刻中，此碑隶法最备，如精金良玉，无纤毫浮涨。学者由此问津，当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甲子六月，苦雨苦热，偶临此本，以消长夏，此为第六通，粗得笔意。”从此可以看到雪堂选帖，是要求“隶法最备”“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为标准的；又《自临孔宙碑跋》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此基本上代表了雪堂学习隶书的方法和态度。雪堂收藏汉碑佳拓颇众，以临习为乐，故而我们看到的隶书作品多为临习之作。雪堂选临汉碑风格与其它书体保持一致，皆为整饬端庄一路，偶涉飘逸奇肆者，亦被规矩之笔驯服于腕下，其“谨而不肆，法度端严”的书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馆阁体”之审美风格 年，援绝粮尽，而城始陷，城陷，属吏从死者且数十人，无幸生者。……呜呼，可见公风烈矣。”
按，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后辅佐唐王，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与黄道周友善，皆为明朝廷亡后的抗清殉职的千将。雪堂誉其“风烈”，意在能临危受命不失大节也。
《史忠正公父从质母尹氏墙轴跋》：
“忠正公大节凛然，如日星河岳。”
按，史忠正，抗清名将史可法也。其崇祯元年进士，北京失守后。史可法被弘光政权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领兵抗清，后杨州失守，自刎而死。
《又书黄中美神道碑·跋》：
“中美《宋史》无传，然此碑载其当信德失守时，官吏多拜降，公独不胁而逸，及张邦昌僭立，公又不污伪职，投檄以去，则大节凛然，有可称者。”15128
按，黄中美身为宋朝官员，时在信德任上，当金人大破宋军颠覆朝廷之时，其独不降而逃；当张邦昌被金人册为楚帝时，其又不任伪职，故而雪堂大称其“大节”“可称”。
《沈摩青先生手简跋》：
“顷捡李蜃园先生文集，中有《沈摩青传》，……传称
‘先生讳中柱，字石臣，号摩青，一字无诤，平湖清溪里人。已卯举于乡，庚辰成进士，学于念台刘公，授以《人谱》，石斋黄公以言事下狱，先生遗书彭岫刘公力救之。授江西吉水令，治绩烂然。甲申之变，缟素发丧，痛哭者累日。南都定位，集吉邑勇敢，谕以大义，洒泣登途，恩建旗鼓，一雪仇耻。未几，金陵再覆，先生欲以身殉，父天培公泣慰，爰髡发披缁。谋之仲氏献臣，欲于祖茔东构一椽，奉父其中，力不果。乃拓地治圃，莳瓜蔬以供朝夕，不给则自食豆渣，人呼为豆渣和尚，竞以是得脾疾卒’云。始知先生为明季遗献，大节凛然。”
在此雪堂认为，只要不跟新政府合作做贰臣，就可称的上“大节凛然”。而对只求个人利益而失节的“贰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雪堂题跋中所论具有“大节”者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敢于与朝廷阉党权奸斗争而献身者，如高攀龙、沈炼、周顺昌等；二是在朝廷面临灾难之际，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为国家的兴亡抛头颅洒热血者，特别是对明末清初诸多可歌可泣的忠烈人物尤其敬慕，如史可法、杨廷麟等；三是朝廷变更而不弃旧从新当贰臣者，如黄中美、沈中柱等。反之，对顺服奸党、甘作贰臣者则加以无情的鞭笞。
《孙夏峰先生墨迹跋》曰：
“然予有孙文正公墨迹，后有先生题识，书法一见可别，固无待名印，乃可微信也。枯毫余渖，荒率如此，而得之者兼金不能易，书岂不以人重哉?彼王铎、张瑞图、钱谦益辈，遗墨直可投溷耳!世之君子，知所立矣。”
按，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称岁寒老人，因居夏峰，被尊称夏峰先生。为明万历二十七年举人，东林党人遭阉党迫害，其争力挽救，冒险处理后事。明亡入清，屡荐不仕，潜心研究学问，是著名学者、思想家，被北方学人奉为泰山北斗。雪堂对其异常崇敬，用“书以人贵”来歌颂其为有“大节”者。而对奸佞、贰臣则深恶痛绝无比仇恨。张瑞图为明末阁臣，与太监魏忠贤同流合污而被列为“阉党”；王铎、钱谦益为南明之重臣，后归顺满清成为“贰臣”。“阉党”祸国殃民，“贰臣”毫无骨气。皆为失“大节”者，故其书也被雪堂所卑视，谓“遗墨直可投溷耳!”并警告世人以其为戒，用心良苦不言而喻。
2.关于“大节”问题
雪堂如此注重“大节”，那么对他的人生经历应该怎样评价?雪堂是有“大节”之人还是“失节”之人?这是 个不可回避又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慎之又慎的讨论之。
雪堂出生于低品的官员之家，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雪堂15岁举秀才，后两次参加乡试不售。此时满清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摇欲坠，有识之士已经打破了“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墨客唯一的选择旧习，走向了科学研究及实业经营，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雪堂亦然，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与蒋斧等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继之创办东文学社。光绪二十六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之后变动皆为督监学务官员，光绪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寅统元年(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曾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应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在日本人操纵下成立的伪满洲围，并任高级职务，从而雪堂也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受到非议的人物。
要讨论雪堂的人品问题，应从忠君、忠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才能全面。忠君是封建社会的纲常之首，从雪堂的经历、学识不难看出，其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学说信奉者，非常讲究伦理道德，这从他号雪堂、贞松老人的内涵上也能反映出来。雪堂对于贞节之士的称赞，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人生观的表白。雪堂身处清亡民兴的特殊时期，与明末清初的情况非常相似，显然前代的贞节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其树立起了自己的处世信念。辛亥革命使宣统帝逊位，其悲痛不已，为了保持“贞节”，避地东瀛。从接受被宣统帝入置南书房及后来参与组建伪满政府来看，其是以明亡后抗清复明的忠烈们为榜样来为逊帝效力的。其在《周端孝血疏帖黄跋》中云：“周端孝先生血疏帖黄，跋之者十余家，皆当日东南遗献也。明季士夫节义之风，为汉唐以来所未有。顾亭林先生谓：自古有亡国、亡天下，明之亡，亡国而已，天下未尝亡也。今日者，海桑之变，未逾念稔，而非孝侮圣，邪说横行，以纲常为火诟，尊枭獍为凤膦，亘古以来，无此奇变。……安得当世士夫，有如端孝及卷中诸遗献者，挽此横流，一复我三千年文明之旧，以免于亡天下耶?”按，雪堂认为明由清代是是亡国，而清政府被民国推翻是亡天下，值得商榷。顾炎武《日知录》在沧吏胥揽权之害时说：“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怕乎?’泰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在此顾炎武所说之国，当为诸侯国，天下是统一之王朝。雪堂认为“明之亡，是亡国”，若用现在民多民族团结的大中国的概念来说，当时的明统治区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是可以的。但雪堂并不是如此考虑，他认为明亡清立在封建制度上一脉相承，只改变了统治者的姓氏而已，而民国代之满清，则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谓“亘古以来，无此奇变”。怀有亡天下之痛楚，故不择手段想恢复满清之统治，针对宣统帝来说，雪堂是一个难得的具有“大节”的忠臣。若以民族大义和忠民的观点而视之，雪堂参与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满清帝制，其不知是真正要亡中国之天下的恰恰是日本侵略者，当然有害于中华民族之利益。比较而言，忠于逊帝溥仪只是一人一家之忠，可谓愚忠；而被倭寇利用建立伪满无疑于引狼入室，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则为民族大患。故而雪堂只忠于满清皇帝而忽视民族利益，成为重“大节”而又失“大节”之人，岂不痛哉!
一、馆阁味书
清朝统治长达260余年之久。康有为总结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间；北碑萌芽于成同之际。”其实乾隆之时，朝廷风尚的“馆阁体”已形成，之后便成为官吏办公文、生员科举考试的书写样式。到清末，康有为谓：“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其中夸张之辞较重，事实并非如此。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学而优则仕”仍然是文人们的最高理想，强大的利欲动力，驱使着人们自觉在馆阁体书法方面下大功夫，以便在考场上大显身手。就连清末民初大肆鼓吹北砷的主将康有为也不例外，在他带有欧、颜味的《殿试状》中，呈现出来的是异常深厚的馆阁体功力，这反映出旧时文人们必须掌握馆阁体这块敲门砖。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馆阁体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是用笔严谨、结构端庄、审美中和的一种高要求书写，如唐楷的欧、虞、褚、徐、颜、柳，皆属这种字的范畴。后人反感馆阁体，是因为在这种要求下出现了的千篇一律的情况，或说是对书写法度、技法、审美等要求过高而导致。清末仍然表现出了“馆阁体”与碑派书法双向并行的状况，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馆阁体”书家，由于他们的身份颇高，其作品仍然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如身居高官或有重大功名学颜成名的书家翁同稣、张謇、谭延闽，学欧威名的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在民间也有以写“馆阁体”而获盛名者，如上海的唐驼、天津的华世奎等，他们的书法无不为馆阁体的变种，在社会上皆有很大的影响。
罗振玉在青少年时，着意攻读科举，15岁便得中秀才。其《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谓：“予年十五，始学制印。”《蒿里遗文目录·又序》谓“予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从而可知，雪堂在成为秀才之后，便与社会接触增多而游于艺了。当时的书法，还算不上艺术，因为每个读书人都要用毛笔写字，会写毛笔字是其本分之事。读书之人都要按照一定的训练方式进行长期的临帖习字，以备科举考试之用，这是“学而优则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雪堂习书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做事特别认真，其弟子商承柞《忆罗师》说：“其生活习惯与常人殊，每夜最多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够了。睡两个小时必醒，再闭目，也能睡，继睡两个小时，睡不着就起来工作。由此可见，罗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从其大量的临习古人碑帖可知，在这方面也下了常人难及的功夫。雪堂善楷书，从流传的楷书墨迹来看，在颜欧二家上下了很大的功力。其楷书以纯正的颜体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较多，笔健体正，严整大气如黄钟大吕；有时也用纯正的欧体字书写，笔法精到，结构险绝，真得率更三昧，更多的是以颜字之体。加之以欧字之笔，略有自己面貌。与翁同龢、林则徐、陈宝琛、刘春霖等如出一辙，故而可以说，罗振玉之楷书，当属清末馆阁体书家的行列。
在雪堂的书法作品中，行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条幅、册页、扇面、题跋等形式多样美不胜收。特别是大量的信札、手稿等，心无旁骛信手挥洒，将书者的深厚学养和清高的审美观寓于笔墨之中，真可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达到了“无意于佳乃佳”之境地。邱振中先生评之曰：“罗振玉见多识广，对当时学者圈子中流行的审美标准一定不陌生。淳雅的韵度使他能够从容地控制笔的运行，……如顺着行笔的节奏能进入字的结构内部，则可以体会到，它与这些狭长的线结构倒是配合默契。这是在有限空间中游刃自如。——令人感叹的是清代学者几乎在所有方面均如此。”若仔细研读雪堂行书不难发现，其中颜、欧精神颇多。从其较早的行书作品看，他对于颜真卿的行书下过很大功夫。其曾以藏有两喦轩旧拓《争座位》为自豪，特别当购得行书《颜鲁公墨迹四种》更是如获至宝，为其研习颜书提供了方便，其曾记曰：“往日赤县崩沦，仓皇避地，亲携渡海，幸未如赵德父静治堂中物之一时顿尽。东渡以来，所藏多斥鬻，以充薇蕨之资，惟此册当白头相守。”对于这白头相守之物，自然是乐此不疲浸淫其中，收获不言而喻。故其在行书用笔上，无处不体现着鲁公“锥画沙”“屋漏痕”之妙。从雪堂行书外在形式上看，瘦长的结体当受欧阳询及《瘗鹤铭》影响所致，似乎对翁方纲书法也进行了借鉴。若对雪堂行书挑剔一点的话，正如邱振中先生所言：“从整体效果开始对作品欣赏，则容易感到作品拘谨，格局太小。”平心而论，雪堂的行书清静简雅，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从风格样式和审美观上看，其与清代的“馆阁体”的静穆精神是一致的，若将雪堂行书与清帝康熙、乾隆及代表性书家馆阁书家翁方纲、梁同书等书法放在一起，风格性情皆相同，所以说其行书也不能脱离清代馆阁体之风格，这也正是其“作品拘谨，格局太小”的真正原因。
雪堂对草书也加以涉猎，其曾藏有《贺秘监(草书孝经)》刻本，并跋曰：“贺秘监书，传世至少，今日石刻存者，惟吾越《龙瑞宫记》，寥寥数十字耳。史称其传达室右军笔法，恨不得见其笔墨。乃于海外忽得此本，竣拔婉秀，更在孙虔礼上。执此上窥山阴，殆不难由门户而升堂奥，可宝也。墨迹存日本宫内省，此刻本，亦宫内省所藏，民间传拓极稀。曩拟影摹上石，以广流传，乃力量绵薄，不偿此愿。久秘箧中，行无罪过。”可以说如此佳本曾给雪堂习草带来很大的动力。但雪堂草书作品世上流传较少，大连图书馆所印《罗振玉书法篆刻选》中有草书数幅，从字法上看，往往草、行相间，没有一幅为纯粹的草书作品，从结构上看，字形修长右上取势，与行书一般无二，可以说皆是用行书的笔法写草字结构之作，可以推论雪堂在草书上没有下过多少功夫，这当与其思想保守和做事力求尽善尽美的态度有关。当然雪堂也有心无滞碍酣畅挥洒之时，其有《致王国维信札》数十通传世，有情绪高涨时之书，物我两忘不计工拙连绵干笔疾行，大有“一笔书”之意。其波澜壮阔龙蛇腾飞，鲁公、率更用笔之精神尽化于其中，与传为贺知章所韦的《草书孝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堂曾对隶书下过很大的研习功夫，所临汉碑众多。其《跋自临朝侯小子碑》云：“传世汉刻中，此碑隶法最备，如精金良玉，无纤毫浮涨。学者由此问津，当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甲子六月，苦雨苦热，偶临此本，以消长夏，此为第六通，粗得笔意。”从此可以看到雪堂选帖，是要求“隶法最备”“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为标准的；又《自临孔宙碑跋》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此基本上代表了雪堂学习隶书的方法和态度。雪堂收藏汉碑佳拓颇众，以临习为乐，故而我们看到的隶书作品多为临习之作。雪堂选临汉碑风格与其它书体保持一致，皆为整饬端庄一路，偶涉飘逸奇肆者，亦被规矩之笔驯服于腕下，其“谨而不肆，法度端严”的书写态度，进一步证明了“馆阁体”之审美风格 年，援绝粮尽，而城始陷，城陷，属吏从死者且数十人，无幸生者。……呜呼，可见公风烈矣。”
按，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后辅佐唐王，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与黄道周友善，皆为明朝廷亡后的抗清殉职的千将。雪堂誉其“风烈”，意在能临危受命不失大节也。
《史忠正公父从质母尹氏墙轴跋》：
“忠正公大节凛然，如日星河岳。”
按，史忠正，抗清名将史可法也。其崇祯元年进士，北京失守后。史可法被弘光政权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领兵抗清，后杨州失守，自刎而死。
《又书黄中美神道碑·跋》：
“中美《宋史》无传，然此碑载其当信德失守时，官吏多拜降，公独不胁而逸，及张邦昌僭立，公又不污伪职，投檄以去，则大节凛然，有可称者。”15128
按，黄中美身为宋朝官员，时在信德任上，当金人大破宋军颠覆朝廷之时，其独不降而逃；当张邦昌被金人册为楚帝时，其又不任伪职，故而雪堂大称其“大节”“可称”。
《沈摩青先生手简跋》：
“顷捡李蜃园先生文集，中有《沈摩青传》，……传称
‘先生讳中柱，字石臣，号摩青，一字无诤，平湖清溪里人。已卯举于乡，庚辰成进士，学于念台刘公，授以《人谱》，石斋黄公以言事下狱，先生遗书彭岫刘公力救之。授江西吉水令，治绩烂然。甲申之变，缟素发丧，痛哭者累日。南都定位，集吉邑勇敢，谕以大义，洒泣登途，恩建旗鼓，一雪仇耻。未几，金陵再覆，先生欲以身殉，父天培公泣慰，爰髡发披缁。谋之仲氏献臣，欲于祖茔东构一椽，奉父其中，力不果。乃拓地治圃，莳瓜蔬以供朝夕，不给则自食豆渣，人呼为豆渣和尚，竞以是得脾疾卒’云。始知先生为明季遗献，大节凛然。”
在此雪堂认为，只要不跟新政府合作做贰臣，就可称的上“大节凛然”。而对只求个人利益而失节的“贰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雪堂题跋中所论具有“大节”者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敢于与朝廷阉党权奸斗争而献身者，如高攀龙、沈炼、周顺昌等；二是在朝廷面临灾难之际，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为国家的兴亡抛头颅洒热血者，特别是对明末清初诸多可歌可泣的忠烈人物尤其敬慕，如史可法、杨廷麟等；三是朝廷变更而不弃旧从新当贰臣者，如黄中美、沈中柱等。反之，对顺服奸党、甘作贰臣者则加以无情的鞭笞。
《孙夏峰先生墨迹跋》曰：
“然予有孙文正公墨迹，后有先生题识，书法一见可别，固无待名印，乃可微信也。枯毫余渖，荒率如此，而得之者兼金不能易，书岂不以人重哉?彼王铎、张瑞图、钱谦益辈，遗墨直可投溷耳!世之君子，知所立矣。”
按，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称岁寒老人，因居夏峰，被尊称夏峰先生。为明万历二十七年举人，东林党人遭阉党迫害，其争力挽救，冒险处理后事。明亡入清，屡荐不仕，潜心研究学问，是著名学者、思想家，被北方学人奉为泰山北斗。雪堂对其异常崇敬，用“书以人贵”来歌颂其为有“大节”者。而对奸佞、贰臣则深恶痛绝无比仇恨。张瑞图为明末阁臣，与太监魏忠贤同流合污而被列为“阉党”；王铎、钱谦益为南明之重臣，后归顺满清成为“贰臣”。“阉党”祸国殃民，“贰臣”毫无骨气。皆为失“大节”者，故其书也被雪堂所卑视，谓“遗墨直可投溷耳!”并警告世人以其为戒，用心良苦不言而喻。
2.关于“大节”问题
雪堂如此注重“大节”，那么对他的人生经历应该怎样评价?雪堂是有“大节”之人还是“失节”之人?这是 个不可回避又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慎之又慎的讨论之。
雪堂出生于低品的官员之家，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雪堂15岁举秀才，后两次参加乡试不售。此时满清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摇欲坠，有识之士已经打破了“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墨客唯一的选择旧习，走向了科学研究及实业经营，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雪堂亦然，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与蒋斧等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继之创办东文学社。光绪二十六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之后变动皆为督监学务官员，光绪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寅统元年(1909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曾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应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在日本人操纵下成立的伪满洲围，并任高级职务，从而雪堂也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受到非议的人物。
要讨论雪堂的人品问题，应从忠君、忠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才能全面。忠君是封建社会的纲常之首，从雪堂的经历、学识不难看出，其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学说信奉者，非常讲究伦理道德，这从他号雪堂、贞松老人的内涵上也能反映出来。雪堂对于贞节之士的称赞，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人生观的表白。雪堂身处清亡民兴的特殊时期，与明末清初的情况非常相似，显然前代的贞节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其树立起了自己的处世信念。辛亥革命使宣统帝逊位，其悲痛不已，为了保持“贞节”，避地东瀛。从接受被宣统帝入置南书房及后来参与组建伪满政府来看，其是以明亡后抗清复明的忠烈们为榜样来为逊帝效力的。其在《周端孝血疏帖黄跋》中云：“周端孝先生血疏帖黄，跋之者十余家，皆当日东南遗献也。明季士夫节义之风，为汉唐以来所未有。顾亭林先生谓：自古有亡国、亡天下，明之亡，亡国而已，天下未尝亡也。今日者，海桑之变，未逾念稔，而非孝侮圣，邪说横行，以纲常为火诟，尊枭獍为凤膦，亘古以来，无此奇变。……安得当世士夫，有如端孝及卷中诸遗献者，挽此横流，一复我三千年文明之旧，以免于亡天下耶?”按，雪堂认为明由清代是是亡国，而清政府被民国推翻是亡天下，值得商榷。顾炎武《日知录》在沧吏胥揽权之害时说：“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怕乎?’泰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在此顾炎武所说之国，当为诸侯国，天下是统一之王朝。雪堂认为“明之亡，是亡国”，若用现在民多民族团结的大中国的概念来说，当时的明统治区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是可以的。但雪堂并不是如此考虑，他认为明亡清立在封建制度上一脉相承，只改变了统治者的姓氏而已，而民国代之满清，则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制度，谓“亘古以来，无此奇变”。怀有亡天下之痛楚，故不择手段想恢复满清之统治，针对宣统帝来说，雪堂是一个难得的具有“大节”的忠臣。若以民族大义和忠民的观点而视之，雪堂参与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满清帝制，其不知是真正要亡中国之天下的恰恰是日本侵略者，当然有害于中华民族之利益。比较而言，忠于逊帝溥仪只是一人一家之忠，可谓愚忠；而被倭寇利用建立伪满无疑于引狼入室，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则为民族大患。故而雪堂只忠于满清皇帝而忽视民族利益，成为重“大节”而又失“大节”之人，岂不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