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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西方武力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陷入到内忧外患的危局中，而以“平天下”作为最高治学理想的士大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其中以推崇“经世致用”的晚清今文学派尤为突出，其政治、文化等思想对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表现在传统社会思想到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上尤为明显。
关键词：传统社会思想；社会学思想；晚清今文学派
19世纪末，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有机学说、社会进化学说等蕴含着新的人文精神的西方思想，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输入古老东方帝国，尤以社会学为代表，对农耕文明原有社会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有志之士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重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建构和运行进行了审视。此背景下，晚清今文学派在传统社会思想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被认为晚清“走向今学异端”的学术群体在吸收西方社會学的相关理念后，为传统社会思想注入了新的气息。
一、晚清今文学派社会思想学术渊源
晚清社会学最初是以“群学”的面貌出现的，因为要让泥古守成的统治者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从传统典籍中寻找与西学共通的内容、走出一条以中西结合来传播西方思想的温和道路是必然选择。
“群”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思想，他所宣扬的“群”着眼于人与禽兽的区别，阐释“群”的概念及其重要性。真正引起晚清今文学派重视的是荀子在《王制第九》中写道的“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只是因为它们“有生而无知”或“有知而无义”，人不仅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就在社会关系层面丰富了“群”的内涵。荀子的“群”是传统儒家关于社会的学说，“群”作为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是其政治理想在学术上的反映。因此梁启超将主张“人生不能无群”的荀子誉为“社会学之巨擘”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层面的理解，这里的“群学”实是一种社会思想。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虽然社会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因素，但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相比依然相差较远。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经历了从社会哲学思想到社会学的漫长演变过程，其思想观点通常以社会哲学思想的形式包含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1[3]。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探讨社会生活的社会思想，就本质而言，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前，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难以上升到细致分工的学科水平，其思想与学说符合近代学术规范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冯友兰先生曾称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名为讲学所，实则是宣扬今文思想、传播西学、开展政治活动的策源地。万木草堂所授科目多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但借古变今，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说明学习西学的重要性，“群学”出现在经世科类中。彼时的“群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不如说是承自传统社会思想、又与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杂糅错综的新事物。
二、挟夫子以自重：晚清今文学派对社会学思想的探索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得以完善和发展，反观中国，虽然先秦时期就产生了“群”的社会思想，但中央集权下的拥有超常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农业社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下无法孕育出缜密的社会理论体系，到了19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时局的艰难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寻民族衰微的根源，认为国民散漫不群是导致国家危亡的关键所在，借鉴西学东渐浪潮下输入的西方社会学，合群之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兴起。
孙本文先生曾写道：“据著者所知，初用‘群学’之名者，为康有为氏”，不管康有为最初提出“群学”的目的何在，至少可以证明他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康有为从小接受正统的封建儒学教育，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然而他的思想又极为驳杂，这源于受廖平尊今抑古思想的影响，加之应试不第后大购西书广泛接触新知识，逐渐开始以今文经学家现身，《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的撰成，标志着今文经学正式走向异端，同时也是其“托古改制”、宣扬“群学”的开端。康有为虽然并不是社会学直接的治学者，但实际上却起了重要的启蒙和实践作用，打破了古文经学循规蹈矩的学术氛围。十九世纪末今文学派提倡群学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进化论与传统变易思想有所融通，而将进化论与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结合，则是康有为重要的贡献。将《公羊》“通三世”和《礼运》的“大同”、“小康”相融合，构筑一个独特的“三世”理论。虽然有牵强附会之意，但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即世道日进，后胜于今。这就与历来主张的世道循环论和退化论相离相悖，开思想之先。梁启超高度评价道：“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之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乃师康有为给予了梁启超关于“群学”的直接影响，加之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历，使得他的“群学”思想更进一步地发展，也更成体系，并且经历了由“合群之学”向西方社会学演变的过程。1896年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写道“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这一时期所指的是合群立会，并援引“君子以朋友讲习”等来论证开学会的传统学理支撑。梁启超深信“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兴学会的目的在于开民智，同时认为“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把合群和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理论相联系，如此又将合群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
梁启超志在发明群义，在其代表作《说群》中，从万物存在之理论说合群思想，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从死物到人类，“合群”与“离群”差别巨大，灭家灭国只要灭其群即可。对于晚清政治，梁启超也给予大胆的批评，在《说群序》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群术”和“独术”两组相对的概念，认为维护“独治”政权的手段必然失败，在理论的角度上是因为其违反“群理”，在实践角度上则会导致人民“群力”的衰竭，这也是近代西方政体和晚清政府的根本差异所在。梁启超群学思想中的社会进化观念、群体意识等内容虽然已经开始接近西方社会学，而由于他的政治意图，使得其涉及的也多是关于政治参与、整合以及共同体等政治问题。 在这里，需要提到谭嗣同，“社会学”一词是由其率先提出的。然而谭嗣同最初的群学并非与康、梁宣传的“合群之学”相同，他向湖南学政倡议“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步自测算而得”，另外指出“算数则断推格致之本，故聘算学专师，略能包举群学之途径”，显然，这时谭嗣同的“群学”所指的是西方各种学科总称，这一词是“群”和“学”的结合。至甲午战败，受到康、梁影响，才完全加入他们所宣扬的“群学”之意的阵营中。《仁学》一书中明确包含了“社会学”一词，但并不具有近代西方社会学的意义，其意应当不出“合群立会”的范畴，同样是作为鼓吹变法的重要手段。
最初的社会学思想或群学思想是值得商榷的，康有为所阐发的“生物之源，人群之合”、“孔子改制之意，人道合群之源”等道理，以及“以群为体，以学为用”的论旨，与其说是在宣扬西方社会学，不如说是借社会学以表达自己的“群学”观念，以达到变革政治的目的。正如陈旭麓先生认为的那样，“（康梁）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解”。
作为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梁谭在研究和阐述“群”的根本是寻求“合群”，他们未曾到过西方社会，并不精通外语也无法目睹西方文化、直接领悟西方思想，因此“是狭隘的，更有不少还是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了的”。由于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以及宣传维新救国的政治活动上，加之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学科体系的观念，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社会科学，是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受到重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重拾合乎儒家理想的今文经学，注入西方先进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既是潮流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所谓挟夫子以自重，既不能抛弃中学传统，又要吸收西学。令人欣慰的是，康梁等人在援引西方思想入今文经学、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双向运动是共赢的。
三、对“西方事理”的推崇：基于传统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建构
严格来说，真正系统地将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并建构起近代中国社会学雏形的是严复。严复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强调引进西学的目的就是经世兴邦，在对文明的认识上，体现了今文学者适时而变的一贯主张。在严复眼中，清政府顽固的文明排外造成了自身文明发展的障碍，“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认为中学发展至今，急需西学的补益。
指导严复治学的核心是“群学”，引进并介绍西方社会学是他于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虽然只是作了简单的介绍，在文中写道“有锡彭塞者……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因此，“群学”这一概念应当出自严复。但其内涵不同于康梁所提倡的，严复的“群”已经是比较正宗的西方社会学原型。
甲午战后，严复完全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同时对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书中的社会天演论十分敬仰，形成了自身的社会纵向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图腾—宗法—封建—国家”比喻成个体“童—少—壮—老”的发展历程，社会与人类有机体的相比，也折射出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子。严复的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群学肄言》一書中，夹叙夹译的写作模式使得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严复的著作。在严复看来，中英国情虽不同，但两者都面临急需改良的境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得《群学肄言》一书，乃斯宾塞原著，而于近世新旧党人为对症之药”，斯宾塞的进化论实质既然是社会渐变论，那么改良思想当是最优选的学理。斯宾塞的折中哲学与中国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宣扬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也是为了传达严复自己对旧社会、旧政体的改良之意。
对于“西方事理”和“本土经验”的两种不同路向，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思想和近代西方社会学的学术偏重。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写道：“是书言讨论群学之方，则首以天演为宗。盖群者天演最繁之物也，使天演之旨而有合，则于前人监临降观，昊天旦明，与乎圣贤经世宰物之说，势不得以不分驰”，原书中并无“圣贤经世宰物之说”，此说是要点明天演之论和圣贤之说相背离，为后面推崇西方社会学做铺垫。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中称“……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征信之不易，……俯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认为《群学肄言》兼有《大学》、《中庸》之道，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中西会通，而达到阐述“西方事理”的目的。严复拥有今文学家的气质，他在发扬今文精神的同时，不囿于传统，代表着当时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先锋。对于“西方事理”的推崇，也使得“思想现代性”的全方位崛起深刻地烙印在传统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的互动中。
参考文献：
[1]欧阳恩良.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J].云梦学刊，2003（2）：46-52.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56.
[3]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7.
[6]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M].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上海书店，1948：8.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99.
[8]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1-186.
[9]刘祥，周慧.谭嗣同之“群学”、“社会学”辨析—兼论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J].社会学研究，2013（4）：229-241.
[10]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J].近代史研究，1984（2）：161-175.
[11]严复.严复集·<外交报>主人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
[12]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41.
[13]严复.严复未刊书信选·致熊季廉[M].近代史资料（总10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55.
[14]严复译.群学肄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8.
关键词：传统社会思想；社会学思想；晚清今文学派
19世纪末，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有机学说、社会进化学说等蕴含着新的人文精神的西方思想，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输入古老东方帝国，尤以社会学为代表，对农耕文明原有社会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有志之士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重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建构和运行进行了审视。此背景下，晚清今文学派在传统社会思想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被认为晚清“走向今学异端”的学术群体在吸收西方社會学的相关理念后，为传统社会思想注入了新的气息。
一、晚清今文学派社会思想学术渊源
晚清社会学最初是以“群学”的面貌出现的，因为要让泥古守成的统治者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从传统典籍中寻找与西学共通的内容、走出一条以中西结合来传播西方思想的温和道路是必然选择。
“群”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思想，他所宣扬的“群”着眼于人与禽兽的区别，阐释“群”的概念及其重要性。真正引起晚清今文学派重视的是荀子在《王制第九》中写道的“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只是因为它们“有生而无知”或“有知而无义”，人不仅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就在社会关系层面丰富了“群”的内涵。荀子的“群”是传统儒家关于社会的学说，“群”作为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是其政治理想在学术上的反映。因此梁启超将主张“人生不能无群”的荀子誉为“社会学之巨擘”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层面的理解，这里的“群学”实是一种社会思想。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虽然社会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因素，但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相比依然相差较远。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经历了从社会哲学思想到社会学的漫长演变过程，其思想观点通常以社会哲学思想的形式包含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1[3]。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探讨社会生活的社会思想，就本质而言，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前，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难以上升到细致分工的学科水平，其思想与学说符合近代学术规范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冯友兰先生曾称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名为讲学所，实则是宣扬今文思想、传播西学、开展政治活动的策源地。万木草堂所授科目多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但借古变今，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说明学习西学的重要性，“群学”出现在经世科类中。彼时的“群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不如说是承自传统社会思想、又与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杂糅错综的新事物。
二、挟夫子以自重：晚清今文学派对社会学思想的探索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得以完善和发展，反观中国，虽然先秦时期就产生了“群”的社会思想，但中央集权下的拥有超常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农业社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下无法孕育出缜密的社会理论体系，到了19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时局的艰难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寻民族衰微的根源，认为国民散漫不群是导致国家危亡的关键所在，借鉴西学东渐浪潮下输入的西方社会学，合群之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兴起。
孙本文先生曾写道：“据著者所知，初用‘群学’之名者，为康有为氏”，不管康有为最初提出“群学”的目的何在，至少可以证明他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康有为从小接受正统的封建儒学教育，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然而他的思想又极为驳杂，这源于受廖平尊今抑古思想的影响，加之应试不第后大购西书广泛接触新知识，逐渐开始以今文经学家现身，《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的撰成，标志着今文经学正式走向异端，同时也是其“托古改制”、宣扬“群学”的开端。康有为虽然并不是社会学直接的治学者，但实际上却起了重要的启蒙和实践作用，打破了古文经学循规蹈矩的学术氛围。十九世纪末今文学派提倡群学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进化论与传统变易思想有所融通，而将进化论与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结合，则是康有为重要的贡献。将《公羊》“通三世”和《礼运》的“大同”、“小康”相融合，构筑一个独特的“三世”理论。虽然有牵强附会之意，但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即世道日进，后胜于今。这就与历来主张的世道循环论和退化论相离相悖，开思想之先。梁启超高度评价道：“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之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乃师康有为给予了梁启超关于“群学”的直接影响，加之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历，使得他的“群学”思想更进一步地发展，也更成体系，并且经历了由“合群之学”向西方社会学演变的过程。1896年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写道“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这一时期所指的是合群立会，并援引“君子以朋友讲习”等来论证开学会的传统学理支撑。梁启超深信“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兴学会的目的在于开民智，同时认为“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把合群和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理论相联系，如此又将合群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
梁启超志在发明群义，在其代表作《说群》中，从万物存在之理论说合群思想，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从死物到人类，“合群”与“离群”差别巨大，灭家灭国只要灭其群即可。对于晚清政治，梁启超也给予大胆的批评，在《说群序》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群术”和“独术”两组相对的概念，认为维护“独治”政权的手段必然失败，在理论的角度上是因为其违反“群理”，在实践角度上则会导致人民“群力”的衰竭，这也是近代西方政体和晚清政府的根本差异所在。梁启超群学思想中的社会进化观念、群体意识等内容虽然已经开始接近西方社会学，而由于他的政治意图，使得其涉及的也多是关于政治参与、整合以及共同体等政治问题。 在这里，需要提到谭嗣同，“社会学”一词是由其率先提出的。然而谭嗣同最初的群学并非与康、梁宣传的“合群之学”相同，他向湖南学政倡议“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步自测算而得”，另外指出“算数则断推格致之本，故聘算学专师，略能包举群学之途径”，显然，这时谭嗣同的“群学”所指的是西方各种学科总称，这一词是“群”和“学”的结合。至甲午战败，受到康、梁影响，才完全加入他们所宣扬的“群学”之意的阵营中。《仁学》一书中明确包含了“社会学”一词，但并不具有近代西方社会学的意义，其意应当不出“合群立会”的范畴，同样是作为鼓吹变法的重要手段。
最初的社会学思想或群学思想是值得商榷的，康有为所阐发的“生物之源，人群之合”、“孔子改制之意，人道合群之源”等道理，以及“以群为体，以学为用”的论旨，与其说是在宣扬西方社会学，不如说是借社会学以表达自己的“群学”观念，以达到变革政治的目的。正如陈旭麓先生认为的那样，“（康梁）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解”。
作为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梁谭在研究和阐述“群”的根本是寻求“合群”，他们未曾到过西方社会，并不精通外语也无法目睹西方文化、直接领悟西方思想，因此“是狭隘的，更有不少还是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了的”。由于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以及宣传维新救国的政治活动上，加之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学科体系的观念，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社会科学，是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受到重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重拾合乎儒家理想的今文经学，注入西方先进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既是潮流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所谓挟夫子以自重，既不能抛弃中学传统，又要吸收西学。令人欣慰的是，康梁等人在援引西方思想入今文经学、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双向运动是共赢的。
三、对“西方事理”的推崇：基于传统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建构
严格来说，真正系统地将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并建构起近代中国社会学雏形的是严复。严复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强调引进西学的目的就是经世兴邦，在对文明的认识上，体现了今文学者适时而变的一贯主张。在严复眼中，清政府顽固的文明排外造成了自身文明发展的障碍，“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认为中学发展至今，急需西学的补益。
指导严复治学的核心是“群学”，引进并介绍西方社会学是他于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虽然只是作了简单的介绍，在文中写道“有锡彭塞者……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因此，“群学”这一概念应当出自严复。但其内涵不同于康梁所提倡的，严复的“群”已经是比较正宗的西方社会学原型。
甲午战后，严复完全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同时对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书中的社会天演论十分敬仰，形成了自身的社会纵向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图腾—宗法—封建—国家”比喻成个体“童—少—壮—老”的发展历程，社会与人类有机体的相比，也折射出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子。严复的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群学肄言》一書中，夹叙夹译的写作模式使得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严复的著作。在严复看来，中英国情虽不同，但两者都面临急需改良的境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得《群学肄言》一书，乃斯宾塞原著，而于近世新旧党人为对症之药”，斯宾塞的进化论实质既然是社会渐变论，那么改良思想当是最优选的学理。斯宾塞的折中哲学与中国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宣扬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也是为了传达严复自己对旧社会、旧政体的改良之意。
对于“西方事理”和“本土经验”的两种不同路向，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思想和近代西方社会学的学术偏重。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写道：“是书言讨论群学之方，则首以天演为宗。盖群者天演最繁之物也，使天演之旨而有合，则于前人监临降观，昊天旦明，与乎圣贤经世宰物之说，势不得以不分驰”，原书中并无“圣贤经世宰物之说”，此说是要点明天演之论和圣贤之说相背离，为后面推崇西方社会学做铺垫。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中称“……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征信之不易，……俯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认为《群学肄言》兼有《大学》、《中庸》之道，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中西会通，而达到阐述“西方事理”的目的。严复拥有今文学家的气质，他在发扬今文精神的同时，不囿于传统，代表着当时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先锋。对于“西方事理”的推崇，也使得“思想现代性”的全方位崛起深刻地烙印在传统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的互动中。
参考文献：
[1]欧阳恩良.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J].云梦学刊，2003（2）：46-52.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56.
[3]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7.
[6]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M].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上海书店，1948：8.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99.
[8]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1-186.
[9]刘祥，周慧.谭嗣同之“群学”、“社会学”辨析—兼论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J].社会学研究，2013（4）：229-241.
[10]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J].近代史研究，1984（2）：161-175.
[11]严复.严复集·<外交报>主人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
[12]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41.
[13]严复.严复未刊书信选·致熊季廉[M].近代史资料（总10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55.
[14]严复译.群学肄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