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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外发布，这被解读为“红顶中介”摘帽子迈出了关键一步，引发公众热议。与此同时，拿掉那些戴在头上的行政级别“官帽子”，恢复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应有角色，也成为了日渐强烈的社会呼声。
研究院、高校、医院等单位，头顶“官帽子”已成为公众身边随处可见现象。在单位内部，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多年来一直饱受诟病。明明是钻研专业的学术或艺术，偏偏“行政级别”成为社会“亮相”的第一形象。人们啼笑皆非的同时，也不由心生疑问：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何时才能摘掉？
“官帽子”满天飞，多少荒唐无奈
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明确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具体的任务书。
人们不难发现，此次脱钩方案充满“干货”，中央对于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态度坚决。《方案》明确要求，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同时，还将调整行业协会商会与其代管的事业单位的关系，并入的注销法人资格并核销事业编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合署办公的，逐步将机构、人员和资产分开。
其实，超出人们想象的那些“官帽子”不仅普遍存在各类协会商会，还普遍存在研究院、高校、医院等有关企事业单位中间。干部超职数配备，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吏治腐败，也成为了社会痛点。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许多专家教授更习惯被人称为院长、主任等“官衔”。记者还曾遇见不少“奇葩”，一些“名人”在名片上印着多种头衔，某某厅局下属协会会长、某某研究院院长、某某秘书长等，看上去“官味儿”十足，让人一时不解其真实身份。
隐藏在“官帽子”背后的是权力“越位”、腐败“暗门”
“‘官帽子’满天飞，背后暴露出的无疑正是机构臃肿、干部超配、权力‘越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士军说，单位内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对资源配置的话语权，行政化对业务掣肘的现象不断显现，甚至滋生出腐败和寻租的土壤。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表示，当前由于缺乏针对非领导职位数量的明确规定，形成了干部超配的“空间”。同时，“官帽子”戴的多摘的少，也是因为领导干部只要没有大问题，“能上就不下，容易进不容易出”的行政治理结构所致。
同时，对于学校行政化“官帽子”难摘的现象，大学校长们感受最深。“明星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李培根在去年离任校长时曾遗憾地表示，“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这一句感慨曾一度引发社会对于摘“官帽子”的迫切期望。
其实不难发现，一些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不愿摘“官帽子”，也多是因为顾虑着如何与政府等部门对接，没有了“官帽子”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等实际问题。一些学校主要领导曾多次表达另外一种困扰，比如说，一位大学校长到一个地级市去，这个地级市的政府领导就要盘算：这位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我该派哪个级别的官员接待比较合适。
专家分析，长期以来，不少“红顶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在运行中与政府部门明脱暗挂等问题，戴着“官帽子”来“收票子”，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同时，尽快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恢复高校医院等单位机构的应有角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自我开刀”“制度倒逼”，摘掉“官帽子”不容存退路
“红顶”协会商会陆续被“摘帽子”，这是社会期盼所在。同时，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中央要求已经逐渐明确。中组部正在加快整顿超配干部问题。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早已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丁士军表示，中央三令五申，但“官帽子”满天飞现象仍然存在。必须看到，取消相关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易事。“戴帽子”不易，“摘帽子”的阻力可想而知。
罗教讲认为，干部超配问题尤须尽快解决，明确“编制清单”，是推进摘掉“官帽子”行动的重要一环。行政机关内尚存干部超配问题，谈何推进企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社会对于“官帽子”追捧的风气也难以真正扭转。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建议，摘掉一些单位的“官帽子”，需要科学缜密的部署设计，也需要啃硬骨头的决心和“自我开刀”的勇气。从“戴帽子”的单位内部来说，以岗定责、以责定人，推动建立单位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关键。逐步实现内部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让职业水准而不是行政级别成为评价单位和职工的主要依据。
同时，人们也应清楚的看到，取消一些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稳妥、有序进行。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淡化和剥离附着在行政级别上的各种利益和好处，推动改革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以制度设计倒逼“行政化”的转变。
“一些干部超配问题正在解决，‘红顶中介’陆续被摘‘官帽子’，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不容存退路，亟须一步步地扎实推进。”丁士军说。
研究院、高校、医院等单位，头顶“官帽子”已成为公众身边随处可见现象。在单位内部，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多年来一直饱受诟病。明明是钻研专业的学术或艺术，偏偏“行政级别”成为社会“亮相”的第一形象。人们啼笑皆非的同时，也不由心生疑问：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何时才能摘掉？
“官帽子”满天飞，多少荒唐无奈
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明确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具体的任务书。
人们不难发现，此次脱钩方案充满“干货”，中央对于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态度坚决。《方案》明确要求，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同时，还将调整行业协会商会与其代管的事业单位的关系，并入的注销法人资格并核销事业编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合署办公的，逐步将机构、人员和资产分开。
其实，超出人们想象的那些“官帽子”不仅普遍存在各类协会商会，还普遍存在研究院、高校、医院等有关企事业单位中间。干部超职数配备，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吏治腐败，也成为了社会痛点。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许多专家教授更习惯被人称为院长、主任等“官衔”。记者还曾遇见不少“奇葩”，一些“名人”在名片上印着多种头衔，某某厅局下属协会会长、某某研究院院长、某某秘书长等，看上去“官味儿”十足，让人一时不解其真实身份。
隐藏在“官帽子”背后的是权力“越位”、腐败“暗门”
“‘官帽子’满天飞，背后暴露出的无疑正是机构臃肿、干部超配、权力‘越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士军说，单位内行政级别往往决定着对资源配置的话语权，行政化对业务掣肘的现象不断显现，甚至滋生出腐败和寻租的土壤。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表示，当前由于缺乏针对非领导职位数量的明确规定，形成了干部超配的“空间”。同时，“官帽子”戴的多摘的少，也是因为领导干部只要没有大问题，“能上就不下，容易进不容易出”的行政治理结构所致。
同时，对于学校行政化“官帽子”难摘的现象，大学校长们感受最深。“明星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根叔”李培根在去年离任校长时曾遗憾地表示，“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这一句感慨曾一度引发社会对于摘“官帽子”的迫切期望。
其实不难发现，一些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不愿摘“官帽子”，也多是因为顾虑着如何与政府等部门对接，没有了“官帽子”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等实际问题。一些学校主要领导曾多次表达另外一种困扰，比如说，一位大学校长到一个地级市去，这个地级市的政府领导就要盘算：这位校长是什么行政级别，我该派哪个级别的官员接待比较合适。
专家分析，长期以来，不少“红顶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在运行中与政府部门明脱暗挂等问题，戴着“官帽子”来“收票子”，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同时，尽快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恢复高校医院等单位机构的应有角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自我开刀”“制度倒逼”，摘掉“官帽子”不容存退路
“红顶”协会商会陆续被“摘帽子”，这是社会期盼所在。同时，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中央要求已经逐渐明确。中组部正在加快整顿超配干部问题。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早已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丁士军表示，中央三令五申，但“官帽子”满天飞现象仍然存在。必须看到，取消相关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易事。“戴帽子”不易，“摘帽子”的阻力可想而知。
罗教讲认为，干部超配问题尤须尽快解决，明确“编制清单”，是推进摘掉“官帽子”行动的重要一环。行政机关内尚存干部超配问题，谈何推进企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社会对于“官帽子”追捧的风气也难以真正扭转。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建议，摘掉一些单位的“官帽子”，需要科学缜密的部署设计，也需要啃硬骨头的决心和“自我开刀”的勇气。从“戴帽子”的单位内部来说，以岗定责、以责定人，推动建立单位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关键。逐步实现内部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让职业水准而不是行政级别成为评价单位和职工的主要依据。
同时，人们也应清楚的看到，取消一些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稳妥、有序进行。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淡化和剥离附着在行政级别上的各种利益和好处，推动改革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以制度设计倒逼“行政化”的转变。
“一些干部超配问题正在解决，‘红顶中介’陆续被摘‘官帽子’，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摘掉那些毫无必要的‘官帽子’不容存退路，亟须一步步地扎实推进。”丁士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