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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和印度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其古代文明灿烂而辉煌，尤其是在图书保存和管理方面，古中国和古印度都具有较高水平。两国古代图书馆最著名之一者当属集贤殿书院和那烂陀寺，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窥探这两座古代图书馆的面貌与概况，试图展现两国古代文化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两者在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上是相近的，而对于书籍的管理思想和灵性需求是不太相同的。
关键词：古代图书馆;古印度;集贤殿书院;那烂陀寺;比较研究
一、引言
源于人类对书写的渴望，文献的历史可以至少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土的乌鲁克泥板（Uruk tablets）上便已经出现用尖笔（stylus）刻写的符号（signs），这被认为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书写系统，它因袭于用来计数的远古陶筹，这些陶筹上存在着的标记（marking）印证着书写的历史。集贤殿书院和那烂陀寺作为两个王朝的思想文化中心，收藏和保管了大量书籍，实际上起到了国家档案库和国家图书馆的作用，同时，由于地域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又有许多不同。因此，本文将分析相关文献，并作比较，以期还原集贤殿书院和那烂陀寺图书保存与管理工作的面貌、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二、集贤殿书院概况
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对古籍的整理与收藏工作。《周礼》有云：“太史掌建邦之六典”，由此可见至少从周代起，封建王朝中央已经开始设立官员对古籍和文献加以系统性的整理和收藏。西汉设立兰台，东汉设立东观，两处均藏有数量可观的书籍，并设有秘书郎、校书郎等专门职位，专事于收集和整理因战乱兵燹而多有逸散的古籍。汉桓帝延禧二年，首次设置秘书监职位，专门“掌典图书，考合同异”，自此始有秘书一称。魏明帝太和年间又下诏初次设置著作郎，著作郎这一官职的设立传统便由此开始。
唐代的集贤殿书院的书籍来源大概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并重。一是从民间广泛收集书籍。由于集贤殿仅仅是改变名称，因此在其改名之前，征书的工作便已展开，又由于集贤殿设立的目的是为统治阶层服务，收集书籍的主要思路也是围绕统治思想——儒学展开的，“今上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但必须指出，征书的文官并不囿于这一框架，稗官野史、民间异本皆收。《玉海·艺文》说：“（褚）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玉海·艺文》注说：“五年十二月，诏访逸书，于乾元殿编校。”二是承袭先帝所收藏的旧书，通过整比，扩充书库，这也是为何建立书院的来历。《唐会要》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三是组织文官抄录群书，不仅可以查补缺漏，还可以扩充库藏。《唐会要·经籍》说：“四年二月，集贤殿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由此，集贤殿书院所藏有的书籍已经达到八万九千卷之多。
如此体量庞大的书籍便需要适当的管理和保存方法。唐人首先将长安与洛阳两都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每部又列有经史子集四库，同一种书有正副两本，不同的书或有轴、或有带、或有秩、或有签，用以区别。轴即卷轴，是一种圆轴形、可以用来绕东西的器物;带可以用来缠束书籍;秩即书衣，是书的函套;签是一种用动物牙齿或者竹子制作的签片，用来填写相关信息。而这些轴带秩签都有不同的颜色。《唐六典》记载有红绿碧白四种牙签，用以区别不同的书籍。如果有书籍无法被分入四库之内，则按照刘歆《七略》的方法分为七志，同时，经史子集四库以及天文门类中的书籍按照时代的先后以及品秩的次序来进行归档。在这样的管理方法下，书籍能被很快定位，使得书籍不仅便于管理，也便于查找。
三、那烂陀寺概况
那烂陀寺具有制式宏伟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的名字为达摩殑伽（Dharmaga?gā，意为法河），由三座建筑组成，三座建筑分别名为宝海（Ratnasāgara），宝洋（Ratnadadhi）和宝彩（Ratnara?jaka），其中宝洋是一座九层高的塔，藏有最为珍贵的经卷，譬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āpāramitā Sūtra）和密集金刚根本续（Guhyasamāja）等。根据婆什迦罗本集（Bhāskara Sa?hitā）记载，这些图书馆建筑均为石质，做工上乘，经籍由布包裹并绑起来，存放于石制的书架之上。
四、两者之比较
我们可以从上述的分析中看出，集贤殿书院与那烂陀寺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大抵有两点。一是两者虽然分别以儒释为重，但收集图书时两者均不囿于题材的限制，广泛搜集图书。二是两者均有君主的直接支持，其平时运行和管理所消耗的资金基本上由中央政权供给。
五、结语
中印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其文化皆源远流长、璀璨而厚重，两国更是有着无比珍贵的文化思想交流史。我们通过对比集贤殿书院与那烂陀寺的图书保存和管理工作就可以发现，蕴藏在中印两国民族之间的灵性需求是不同的，虽然两者在封建社会时期都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图书保存与管理能力，但古代中国竭力于保存历史、敬修人事，而古代印度竭力于参透奥义、梵我合一，或者脱离轮回、涅槃解脱，其精神世界的底色可以说是不同的。可以说中印文献分类的两种不同道路与中印文化底色之不同有很重要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中印图书馆科学与事业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美]Elmer D.Johnson著，尹定国译.西洋图书馆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
[2]董俭.我国古代历史档案中的瑰宝——甲骨档案[J].档案学通讯，1980（04）：31-36.
[3]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唐.杜佑，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通典（全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5]唐.张九龄等原著，袁文兴、潘寅生主编.唐六典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南宋.王应麟原著，武秀成、赵庶洋校正.玉海艺文校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8]北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晓琴（1986-），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西安工业大学，助理馆员，本科学历，研究方向：图书资料。
关键词：古代图书馆;古印度;集贤殿书院;那烂陀寺;比较研究
一、引言
源于人类对书写的渴望，文献的历史可以至少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土的乌鲁克泥板（Uruk tablets）上便已经出现用尖笔（stylus）刻写的符号（signs），这被认为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书写系统，它因袭于用来计数的远古陶筹，这些陶筹上存在着的标记（marking）印证着书写的历史。集贤殿书院和那烂陀寺作为两个王朝的思想文化中心，收藏和保管了大量书籍，实际上起到了国家档案库和国家图书馆的作用，同时，由于地域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又有许多不同。因此，本文将分析相关文献，并作比较，以期还原集贤殿书院和那烂陀寺图书保存与管理工作的面貌、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二、集贤殿书院概况
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对古籍的整理与收藏工作。《周礼》有云：“太史掌建邦之六典”，由此可见至少从周代起，封建王朝中央已经开始设立官员对古籍和文献加以系统性的整理和收藏。西汉设立兰台，东汉设立东观，两处均藏有数量可观的书籍，并设有秘书郎、校书郎等专门职位，专事于收集和整理因战乱兵燹而多有逸散的古籍。汉桓帝延禧二年，首次设置秘书监职位，专门“掌典图书，考合同异”，自此始有秘书一称。魏明帝太和年间又下诏初次设置著作郎，著作郎这一官职的设立传统便由此开始。
唐代的集贤殿书院的书籍来源大概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并重。一是从民间广泛收集书籍。由于集贤殿仅仅是改变名称，因此在其改名之前，征书的工作便已展开，又由于集贤殿设立的目的是为统治阶层服务，收集书籍的主要思路也是围绕统治思想——儒学展开的，“今上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但必须指出，征书的文官并不囿于这一框架，稗官野史、民间异本皆收。《玉海·艺文》说：“（褚）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玉海·艺文》注说：“五年十二月，诏访逸书，于乾元殿编校。”二是承袭先帝所收藏的旧书，通过整比，扩充书库，这也是为何建立书院的来历。《唐会要》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三是组织文官抄录群书，不仅可以查补缺漏，还可以扩充库藏。《唐会要·经籍》说：“四年二月，集贤殿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由此，集贤殿书院所藏有的书籍已经达到八万九千卷之多。
如此体量庞大的书籍便需要适当的管理和保存方法。唐人首先将长安与洛阳两都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每部又列有经史子集四库，同一种书有正副两本，不同的书或有轴、或有带、或有秩、或有签，用以区别。轴即卷轴，是一种圆轴形、可以用来绕东西的器物;带可以用来缠束书籍;秩即书衣，是书的函套;签是一种用动物牙齿或者竹子制作的签片，用来填写相关信息。而这些轴带秩签都有不同的颜色。《唐六典》记载有红绿碧白四种牙签，用以区别不同的书籍。如果有书籍无法被分入四库之内，则按照刘歆《七略》的方法分为七志，同时，经史子集四库以及天文门类中的书籍按照时代的先后以及品秩的次序来进行归档。在这样的管理方法下，书籍能被很快定位，使得书籍不仅便于管理，也便于查找。
三、那烂陀寺概况
那烂陀寺具有制式宏伟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的名字为达摩殑伽（Dharmaga?gā，意为法河），由三座建筑组成，三座建筑分别名为宝海（Ratnasāgara），宝洋（Ratnadadhi）和宝彩（Ratnara?jaka），其中宝洋是一座九层高的塔，藏有最为珍贵的经卷，譬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āpāramitā Sūtra）和密集金刚根本续（Guhyasamāja）等。根据婆什迦罗本集（Bhāskara Sa?hitā）记载，这些图书馆建筑均为石质，做工上乘，经籍由布包裹并绑起来，存放于石制的书架之上。
四、两者之比较
我们可以从上述的分析中看出，集贤殿书院与那烂陀寺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大抵有两点。一是两者虽然分别以儒释为重，但收集图书时两者均不囿于题材的限制，广泛搜集图书。二是两者均有君主的直接支持，其平时运行和管理所消耗的资金基本上由中央政权供给。
五、结语
中印作为相邻的两个大国，其文化皆源远流长、璀璨而厚重，两国更是有着无比珍贵的文化思想交流史。我们通过对比集贤殿书院与那烂陀寺的图书保存和管理工作就可以发现，蕴藏在中印两国民族之间的灵性需求是不同的，虽然两者在封建社会时期都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图书保存与管理能力，但古代中国竭力于保存历史、敬修人事，而古代印度竭力于参透奥义、梵我合一，或者脱离轮回、涅槃解脱，其精神世界的底色可以说是不同的。可以说中印文献分类的两种不同道路与中印文化底色之不同有很重要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中印图书馆科学与事业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美]Elmer D.Johnson著，尹定国译.西洋图书馆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
[2]董俭.我国古代历史档案中的瑰宝——甲骨档案[J].档案学通讯，1980（04）：31-36.
[3]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唐.杜佑，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通典（全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5]唐.张九龄等原著，袁文兴、潘寅生主编.唐六典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南宋.王应麟原著，武秀成、赵庶洋校正.玉海艺文校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8]北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晓琴（1986-），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西安工业大学，助理馆员，本科学历，研究方向：图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