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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课的出现，是在我集中精力进行小说创作之时。
一九八三年，我的小说写作几乎达到了每周一篇，甚至每日一篇的速度，尽管篇幅不长，但数量大。白天写公文，晚上写小说，超负荷的身体透支导致生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但即使这样也没气馁，只是投出去的稿子，发表变成铅字的概率，仍然接近零。有时同时收到两篇退稿，修改一下，一交叉又都寄出去了。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无计可施之时，我也只能用狂轰滥炸的方式，以期敲开文学编辑部的大门。
终于，一家杂志来电话了，问明我就是投稿的作者，约我去谈一谈。时间是晚上八点，地点是离我所在单位不远的河北省文联《河北文学》编辑部小说组。
当时的兴奋，如同当今的人中了彩票大奖。一个下午我都没有好好工作，完全陶醉在不着边际的想象之中。我确信是我投出的小说稿要重头发表，才会受到这种特意邀请上门的待遇，不然的话，发封打印的采用通知就够了。我理了发，换上干净衣服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当时的《河北文学》，地处北马路文星里胡同内一排旧式平房里。屋门上方挂个小牌儿。小说组的屋里亮着灯，一位五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旧军装的男士正在灯下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停下笔，用手抹了抹疲惫的脸，伸手让我坐在了对面。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儿童文学作家，时任《河北文学》小说组组长的邹尚庸老师。他表情冷漠，说话也不客套，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接待一位即将崛起的文学新人的态度。问这问那，末了来了一句，看来你所在单位还不错，领导也器重。建议你以后好好工作，别再想着写小说了。为什么呢？白费劲。
如同当头一瓢冷水，我愣住了。若干年后与邹老师成了同事，才知道这位作家就是这种性格，心直口快，跟谁讲话也是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不知道，甚至瞎想，莫非自己的作品内容犯了政治忌讳？我满脸狐疑，想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邹老师的目光很严峻，话也说得斩钉截铁，像小锤句句敲打着我。他说你的稿子我看过多篇，严格说还不是小说，只是故事。本来不想见你，又不忍心，瞧你每篇来稿，字都写得工工整整跟刻得一样。省直机关工作都很忙，下这么大功夫，又没有发表的可能，你说可惜不可惜？
见我不解，邹老师扯过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边画边讲。都是一些小说写作的启蒙知识，只是他讲得更白话，更容易听懂。大意是：我之前的小说，只是在编一些故事，在追求故事的奇特和耸人听闻方面使劲儿，没有注意刻画人物。而小说是写人，要把人物形象写丰满才算对路。
他接着说故事好编，零件难找。人物要靠细节来丰满。写小说的人，不认认真真在细微的形象描写方面下功夫，只挖空心思一味地追求什么主题宏大，追求所谓的思想容量和哲学内涵，那只会使作品显得假、大、空……
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作者，那么邹老师的这番辅导，我是听不太懂，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问题是那时的我，恰好处于苦苦思索写小说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瓶颈期。一次次的失败，一遍遍的反思，我多少有点开窍，已经隐约领悟到小说的语言特点应该是“用笔画画”，是用笔“让人物先活起来”。邹老师的话，无异蓦然之间捅破了窗户纸，让我坚信之前自己思索的结论是对的。
疑问得到解决，眼前一片光明。告辞的时候我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请给我一个月时间，一定拿出合格的作品。他笑笑，摇头说道，一个月太短了，半年拿出来就不错。不过，你有生活底子，如果非愿意一试，届时写出满意的，我替你再把一次关。
回去我就有了全新的开始。不到一个月，我再次出现在《河北文学》小说组的编辑室。邹老师有点犹豫，碍于面子，还是安排同室一位女编辑先替他看。没想到女编辑看完之后说了声“我觉得行”。邹老师一惊，立马放下手头的活儿，把我的稿子接了过去。
他看得非常认真，看完后良久仰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他说我这篇三四千字的小说，已经达到了省级刊物的发表水准。虽然《河北文学》马上要停刊，在这儿用不了。但我的路子已经对了，这样走下去，将会“一发而不可收”。邹老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就从这篇被肯定的稿子开始，我的小说陆陆续续在多家杂志上变成了铅字。
现在回想，邹老师的这堂课的意义，是我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了最需要的指点。在小说写作上，其实语言是基本功，过不了这一关，其他诸如思想、境界、见识、品格等等都无从谈起。因为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只有被鲜活灵动的语言所承载，才能得以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吸引读者，被当作小说读。否则就只会是残品、废品、劣质品。很多像我这样写应用文出身的小说作者，遣词造句只追求准确无误已经形成了习惯，要改变极其难，脱胎换骨一般。而多年握笔杆的经历又容易让人产生盲目的自信，舍不得俯下身来从头学起。我的幸运在于，这道难关在我身处临界点的关键时刻，被邹老师一语道破，一锤定音，从而让我义无反顾地舍弃以往，走上了“用字画画”的正确之途。
数年后，我請邹老师对我的新作给以指教。他说用不着，你现在超过我了。这当然是老师的谦词，但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作者的成长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辅导。泛泛的写作知识，对作者的成长用处并不大，只有针对性强的辅导，才能准确把握一个作者的脉络，直达内心，收到一次胜百次的成效。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今天。回顾往日的情景，“学高为师”这句话让我深为服膺。能遇上这样的老师，能听到这样的讲课，实在是我文学追求道路上莫大的幸运。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其实是需要辅导的，只是这辅导，一定要号准脉搏，对症下药。我的经历，或许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点借鉴。如是，则善莫大焉。
编后语：《河北文学》（《当代人》前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了一批作家。他们属于业余作者出身，从事编辑工作后，对基层作者的来稿有一种惺惺相惜的亲切感，故而在发现、扶植新人新作方面，舍得付出心血精力，也收到了颇好的成效。这其实是《河北文学》在文学园地浇花育人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当年曾接受过编辑邹尚庸当面辅导的作家窦卫华，就深怀感念地回顾过那段历史。本文节选自他的回忆文章《文学路上的三堂课》。
编辑：耿凤
一九八三年，我的小说写作几乎达到了每周一篇，甚至每日一篇的速度，尽管篇幅不长，但数量大。白天写公文，晚上写小说，超负荷的身体透支导致生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但即使这样也没气馁，只是投出去的稿子，发表变成铅字的概率，仍然接近零。有时同时收到两篇退稿，修改一下，一交叉又都寄出去了。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无计可施之时，我也只能用狂轰滥炸的方式，以期敲开文学编辑部的大门。
终于，一家杂志来电话了，问明我就是投稿的作者，约我去谈一谈。时间是晚上八点，地点是离我所在单位不远的河北省文联《河北文学》编辑部小说组。
当时的兴奋，如同当今的人中了彩票大奖。一个下午我都没有好好工作，完全陶醉在不着边际的想象之中。我确信是我投出的小说稿要重头发表，才会受到这种特意邀请上门的待遇，不然的话，发封打印的采用通知就够了。我理了发，换上干净衣服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当时的《河北文学》，地处北马路文星里胡同内一排旧式平房里。屋门上方挂个小牌儿。小说组的屋里亮着灯，一位五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旧军装的男士正在灯下写着什么。见我进来，停下笔，用手抹了抹疲惫的脸，伸手让我坐在了对面。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儿童文学作家，时任《河北文学》小说组组长的邹尚庸老师。他表情冷漠，说话也不客套，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接待一位即将崛起的文学新人的态度。问这问那，末了来了一句，看来你所在单位还不错，领导也器重。建议你以后好好工作，别再想着写小说了。为什么呢？白费劲。
如同当头一瓢冷水，我愣住了。若干年后与邹老师成了同事，才知道这位作家就是这种性格，心直口快，跟谁讲话也是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不知道，甚至瞎想，莫非自己的作品内容犯了政治忌讳？我满脸狐疑，想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邹老师的目光很严峻，话也说得斩钉截铁，像小锤句句敲打着我。他说你的稿子我看过多篇，严格说还不是小说，只是故事。本来不想见你，又不忍心，瞧你每篇来稿，字都写得工工整整跟刻得一样。省直机关工作都很忙，下这么大功夫，又没有发表的可能，你说可惜不可惜？
见我不解，邹老师扯过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边画边讲。都是一些小说写作的启蒙知识，只是他讲得更白话，更容易听懂。大意是：我之前的小说，只是在编一些故事，在追求故事的奇特和耸人听闻方面使劲儿，没有注意刻画人物。而小说是写人，要把人物形象写丰满才算对路。
他接着说故事好编，零件难找。人物要靠细节来丰满。写小说的人，不认认真真在细微的形象描写方面下功夫，只挖空心思一味地追求什么主题宏大，追求所谓的思想容量和哲学内涵，那只会使作品显得假、大、空……
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作者，那么邹老师的这番辅导，我是听不太懂，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问题是那时的我，恰好处于苦苦思索写小说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瓶颈期。一次次的失败，一遍遍的反思，我多少有点开窍，已经隐约领悟到小说的语言特点应该是“用笔画画”，是用笔“让人物先活起来”。邹老师的话，无异蓦然之间捅破了窗户纸，让我坚信之前自己思索的结论是对的。
疑问得到解决，眼前一片光明。告辞的时候我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请给我一个月时间，一定拿出合格的作品。他笑笑，摇头说道，一个月太短了，半年拿出来就不错。不过，你有生活底子，如果非愿意一试，届时写出满意的，我替你再把一次关。
回去我就有了全新的开始。不到一个月，我再次出现在《河北文学》小说组的编辑室。邹老师有点犹豫，碍于面子，还是安排同室一位女编辑先替他看。没想到女编辑看完之后说了声“我觉得行”。邹老师一惊，立马放下手头的活儿，把我的稿子接了过去。
他看得非常认真，看完后良久仰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他说我这篇三四千字的小说，已经达到了省级刊物的发表水准。虽然《河北文学》马上要停刊，在这儿用不了。但我的路子已经对了，这样走下去，将会“一发而不可收”。邹老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就从这篇被肯定的稿子开始，我的小说陆陆续续在多家杂志上变成了铅字。
现在回想，邹老师的这堂课的意义，是我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了最需要的指点。在小说写作上，其实语言是基本功，过不了这一关，其他诸如思想、境界、见识、品格等等都无从谈起。因为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只有被鲜活灵动的语言所承载，才能得以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吸引读者，被当作小说读。否则就只会是残品、废品、劣质品。很多像我这样写应用文出身的小说作者，遣词造句只追求准确无误已经形成了习惯，要改变极其难，脱胎换骨一般。而多年握笔杆的经历又容易让人产生盲目的自信，舍不得俯下身来从头学起。我的幸运在于，这道难关在我身处临界点的关键时刻，被邹老师一语道破，一锤定音，从而让我义无反顾地舍弃以往，走上了“用字画画”的正确之途。
数年后，我請邹老师对我的新作给以指教。他说用不着，你现在超过我了。这当然是老师的谦词，但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作者的成长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辅导。泛泛的写作知识，对作者的成长用处并不大，只有针对性强的辅导，才能准确把握一个作者的脉络，直达内心，收到一次胜百次的成效。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今天。回顾往日的情景，“学高为师”这句话让我深为服膺。能遇上这样的老师，能听到这样的讲课，实在是我文学追求道路上莫大的幸运。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其实是需要辅导的，只是这辅导，一定要号准脉搏，对症下药。我的经历，或许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点借鉴。如是，则善莫大焉。
编后语：《河北文学》（《当代人》前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了一批作家。他们属于业余作者出身，从事编辑工作后，对基层作者的来稿有一种惺惺相惜的亲切感，故而在发现、扶植新人新作方面，舍得付出心血精力，也收到了颇好的成效。这其实是《河北文学》在文学园地浇花育人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当年曾接受过编辑邹尚庸当面辅导的作家窦卫华，就深怀感念地回顾过那段历史。本文节选自他的回忆文章《文学路上的三堂课》。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