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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她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钟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
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30年后写出了《洗澡》。
如果说，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4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深情：为丈夫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钟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钟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杨绛初见钱钟书时，只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老妈子”，她并不感觉委屈，因为她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钟书说要写《围城》，她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即使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她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钟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
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30年后写出了《洗澡》。
如果说，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4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深情：为丈夫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钟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钟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杨绛初见钱钟书时，只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老妈子”，她并不感觉委屈，因为她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钟书说要写《围城》，她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即使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