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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族志将作者视为当地文化的代言人,民族志作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而叙述声音呈现出独白的特点。事实上,合作与对话是田野中存在的现实。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对话性文本”的写作来克服民族志作者的独白对于田野对话的遮蔽。另一方面,民族志作者又不能放弃话语的最终编排权,“对话性文本”同样要由作者来确定最终的呈现方式。就此而言,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