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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求财者在诸多选择之中，与其信仰儒道佛，不如崇尚义利信。回归商道之尊，信奉现代财神，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精神支柱。
云南昆明筇竹寺的方丈结婚了。这是他的解脱，因为人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是要面对他人讲自己不相信的道理。
近来“国学大师”们爱讲商道，热门话题之一是儒道佛与企业文化。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儒道佛都不讲经商赚钱，儒学讲政治，道家讲无为，佛门讲出世，企业文化若真以儒道佛为主题，员工们谈政治，重无为，玩儿出世，企业必然是前途堪忧。还不如学学筇竹寺的方丈，以真情为本，放下虚假的面具，追求真实的生活。“纠结”的中国商道史
人总要信点几什么。在信仰自由的时代，个人信仰不一定非要等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家，除个人信仰之外，还需信守商道。古人云：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在这里，“君子”讲的就是商人，商人的求财之道就是商道，而中国商道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信，不是儒道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富豪榜，是司马迁编写的《史记，货值列传》。书中不仅有男富豪吕不韦，还有女富豪巴寡妇清。男女两个富豪当年在秦王宫里都设有祠堂，这说明在秦朝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秦汉时期，中国人讲的“道”，第一是王道，其次就是商道。春秋时期的高官退位后有很多人选择经商，所谓解甲归田只是个说法。在商道流行的时代，中国经济长期位居世界首富。有据可查的资料证明，宋代中国的财富占世界财富总量的60％以上。
中国经济盛极而衷的拐点是宋朝，而宋朝正是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的开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朝皇帝的家教主题是“存天理，灭人欲”，结果“天理”未存，灭了“人欲”，而财富的起源就是人的欲望，这是亚当·斯密在《国雷论》中讲的道理。商道是求财之道，求财者应该义利合一，以诚信为本。企业文化若总讲自己都不相信的道理，这种行为本身就有失诚信。
人类历史上存续千年以上的文化只有两种：其一是犹太商道，其二是中华文明。在我看来，这两种文化得以传承至今的共同原因之一是都尊重财富，差别在于：犹太人明说，中国人睛算。心想钱权色，口说儒道佛，这种文化的虚伪是商道之大忌!
寻找现代“财神”
中国文化爱财却不明说，极而言之者称金钱为“阿堵物”。所以古往今来，中国没有形成公认的财神偶像，却常常把恭喜发财挂在嘴上。说起财神，有人棒出赵公明，有人供奉关云长，但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穷人，未见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们曾经帮谁发过财。那么，中国谁有资格可被尊为财神呢?我看只有一个人：邓小平。
不久前率队拜访了邓小平故里——四川广安，八百亩山林郁郁葱葱，藏风聚气，风水极佳。若干人所种之树，有的挺拔刚劲，有的弱不禁风，却与植树者后来的人生历程不谋而合，令人惊叹不已。
这一代人几乎都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我们心中，邓小平的地位远高于任何商道之神。毛泽东当年曾自比钟馗，是打鬼的神仙。而邓小平让中国走上致富之路，无疑是求财的圣人。商业社会需要信仰，因为信仰会约束人的行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必有功荡之比。从商求财者在诸多选择之中，与其信仰儒道佛，不如崇尚义利信。回归商道之尊，信奉现代财神，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纪亮
云南昆明筇竹寺的方丈结婚了。这是他的解脱，因为人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是要面对他人讲自己不相信的道理。
近来“国学大师”们爱讲商道，热门话题之一是儒道佛与企业文化。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儒道佛都不讲经商赚钱，儒学讲政治，道家讲无为，佛门讲出世，企业文化若真以儒道佛为主题，员工们谈政治，重无为，玩儿出世，企业必然是前途堪忧。还不如学学筇竹寺的方丈，以真情为本，放下虚假的面具，追求真实的生活。“纠结”的中国商道史
人总要信点几什么。在信仰自由的时代，个人信仰不一定非要等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家，除个人信仰之外，还需信守商道。古人云：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在这里，“君子”讲的就是商人，商人的求财之道就是商道，而中国商道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信，不是儒道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富豪榜，是司马迁编写的《史记，货值列传》。书中不仅有男富豪吕不韦，还有女富豪巴寡妇清。男女两个富豪当年在秦王宫里都设有祠堂，这说明在秦朝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秦汉时期，中国人讲的“道”，第一是王道，其次就是商道。春秋时期的高官退位后有很多人选择经商，所谓解甲归田只是个说法。在商道流行的时代，中国经济长期位居世界首富。有据可查的资料证明，宋代中国的财富占世界财富总量的60％以上。
中国经济盛极而衷的拐点是宋朝，而宋朝正是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的开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朝皇帝的家教主题是“存天理，灭人欲”，结果“天理”未存，灭了“人欲”，而财富的起源就是人的欲望，这是亚当·斯密在《国雷论》中讲的道理。商道是求财之道，求财者应该义利合一，以诚信为本。企业文化若总讲自己都不相信的道理，这种行为本身就有失诚信。
人类历史上存续千年以上的文化只有两种：其一是犹太商道，其二是中华文明。在我看来，这两种文化得以传承至今的共同原因之一是都尊重财富，差别在于：犹太人明说，中国人睛算。心想钱权色，口说儒道佛，这种文化的虚伪是商道之大忌!
寻找现代“财神”
中国文化爱财却不明说，极而言之者称金钱为“阿堵物”。所以古往今来，中国没有形成公认的财神偶像，却常常把恭喜发财挂在嘴上。说起财神，有人棒出赵公明，有人供奉关云长，但这两个历史人物都是穷人，未见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们曾经帮谁发过财。那么，中国谁有资格可被尊为财神呢?我看只有一个人：邓小平。
不久前率队拜访了邓小平故里——四川广安，八百亩山林郁郁葱葱，藏风聚气，风水极佳。若干人所种之树，有的挺拔刚劲，有的弱不禁风，却与植树者后来的人生历程不谋而合，令人惊叹不已。
这一代人几乎都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我们心中，邓小平的地位远高于任何商道之神。毛泽东当年曾自比钟馗，是打鬼的神仙。而邓小平让中国走上致富之路，无疑是求财的圣人。商业社会需要信仰，因为信仰会约束人的行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必有功荡之比。从商求财者在诸多选择之中，与其信仰儒道佛，不如崇尚义利信。回归商道之尊，信奉现代财神，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