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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哪个人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顺眼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事与未成事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25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八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本来早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后来竟发展到贪官污吏“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人食人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有人以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首要原因，是当时政府处理金融危机和治理黄河水患的失败。至正十一年（1351），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想以此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却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元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金融改革的失败，使元政府的合法性再次成为思考对象。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动用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本身虽然收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红巾军的起义也从此成为现实。
表面看，金融改革和治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追忆说，他父子备尝农业艰辛，朝夕劳作，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死亡，仲兄与他无力殡葬亲人。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基层官员的品秩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者，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藉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好多君主重视地方政府建设，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借用专制社会的话语讲，地方官是在为朝廷为皇帝“牧民”，小觑不得。
《通典》云，唐太宗特别重视地方官的任用，把守令姓名写在屏风上，“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说：“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害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实情确实如此。任何一个朝代，地方官勤政务实时，那里的老百姓多能安居乐业。地方官不称职时，又如何呢？朱元璋曾说，不称职的地方官下情不能上达，朝廷的政令也到不了民间，上下阻隔不通，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真是一针见血！
求稳定求发展是任何政府的愿望，但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稳，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25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八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本来早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后来竟发展到贪官污吏“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人食人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有人以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首要原因，是当时政府处理金融危机和治理黄河水患的失败。至正十一年（1351），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想以此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却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元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金融改革的失败，使元政府的合法性再次成为思考对象。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动用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本身虽然收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红巾军的起义也从此成为现实。
表面看，金融改革和治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追忆说，他父子备尝农业艰辛，朝夕劳作，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死亡，仲兄与他无力殡葬亲人。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基层官员的品秩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者，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藉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好多君主重视地方政府建设，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借用专制社会的话语讲，地方官是在为朝廷为皇帝“牧民”，小觑不得。
《通典》云，唐太宗特别重视地方官的任用，把守令姓名写在屏风上，“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说：“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害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实情确实如此。任何一个朝代，地方官勤政务实时，那里的老百姓多能安居乐业。地方官不称职时，又如何呢？朱元璋曾说，不称职的地方官下情不能上达，朝廷的政令也到不了民间，上下阻隔不通，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真是一针见血！
求稳定求发展是任何政府的愿望，但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稳，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