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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是70后女作家付秀莹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以“我”第一人称的回溯视角，反刍了一个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凭借自己的天资与拼搏，从农村踏入省会S城，又从S城考学进入首都，一步步成长、成熟的逐梦奋斗史。在从农耕社会到城市文明的生命长旅中，以翟小梨为中心，章幼通、夫家全体、北京、老管、郑大官人等人物的依次出场为联系半径，搭建了小梨—一个新时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及蜕变的时代记忆面。执拗、灵动、蓬勃向上，翟小梨如此深刻的性格底色，又何尝不是每一个铿锵攀爬于时代风口女性的共同背影？小梨的人生境遇选择与辗转，也给新世纪女性文学的独立性别走向贡献了别样的思想路径。
一、叛逃娜拉式的男纲夫家
1923年鲁迅在思考“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问题时指出，在没有突破‘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笔者以为所有好名目，都是空话。鲁迅鼓励女性争取经济权。新世纪的今天，娜拉叛逃的精神指引是什么，娜拉“砰”地甩门后会怎样，付秀莹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
《他乡》中的翟小梨不是一个压抑在父权、夫权巨石下的阴属文化维护者，甚至小梨逃脱的不是自身的压抑，而是黑云滚滚即将侵身的阴霾，她不赞同、不认可、努力躲避的是丈夫章幼通一家的阴冷气氛。翟小梨这个生活的外来闯入者，非常清晰地感知到章家的怪异，幼通父亲章大谋对一切生活的主导，幼通母亲佩竹对丈夫言听计从，不会也没有任何与丈夫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姐姐章幼宜幽灵般出入于家里的各个房间，苍白抑郁。家里的主次排序是，父亲第一，母亲第二，姐姐第三，弟弟幼通排最后。“你爸喜欢”，这句话是章家的日常用语、高频词。在这个家里，父亲是享有绝对优先权的。在父亲的高压氛围影响下，母亲、姐姐、幼通自己身上的悲观、内向性格如出一辙，除了父亲自己，每个人都是被否定、嘲笑、指责的过错方。
这种反常、可怕的生活状态，也直接影响了章幼宜、章幼通姐弟的年轻生命力，伤害了他们对待生活的朝气与勇气。章幼宜与章幼通身上都有一种对生活的胆怯，那是弱者的胆怯。在这样的教育下，在父亲与母亲强弱分明的畸形婚姻中，章幼宜失去了寻找爱情的勇气，失去了独立行走的力量。似乎除了父亲，章幼宜的生活里没有男性存在，以致她犹豫、彷徨、茫然，无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娜拉式逃离的机会，最终被男纲之家完全吞没，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病态地蜷曲生活着。章幼通比章幼宜的思想稍微走得远些，幼通清醒地认识到父亲的专制蛮横，意识到父母之间不对等的婚姻，甚至勇敢地娶了一家人都不满的“农村姑娘”，努力拥抱争取爱情，发出“我终于有家了”的感慨。大学时代的求爱，与翟小梨一生的婚姻，差不多用尽了章幼通这辈子全部的勇气与力量，以致后来的生活他总是悲观消沉、心灰意懒的。
在某种程度上，章幼宜和翟小梨的处境是相似的—父亲之家与丈夫之家的娜拉囚困，但她们选择不同。不同于章幼宜对父亲权力的全然接受与隐忍，翟小梨敏锐地发现了此城市家庭的病态并尝试去温热彼此的心灵，温热自私的父亲、服从的母亲、冷淡的姐姐以及逃避的丈夫，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章家所有人都自愿走向命运的泥泞，无法叫醒别人的小梨叛逃了，以离婚的言语宣誓远离了压抑自私的夫家，以知识女性傍身的学识跳板迈向帝都，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新都市再度求学。
二、“男外女内”的情感幻灭
小梨与幼通的婚姻悲剧，很大程度是由于两人渐行渐远的人生观。校园初恋时，小梨爱幼通的细腻深情，是幼通把小梨从芳村拉到了城市，让小梨成功跻身城市户口。而婚姻生活的实际里，油盐酱醋的温饱中，小梨变了，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振作起来，努力上进，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一开始，翟小梨对待家庭关系时，以一个农村人的观念认为—夫贵妻荣，盼望自己的男人能有朝一日有所作为，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妻儿过上好的生活，而这种执拗的“男外女内”观念在城市、在章家却行不通。章幼通与翟小梨心中的男人相去甚远，这也是小梨对幼通失望愤怒的源头。
从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看，不应该苛责幼通的不奋进，至少这个人物不该被谴责。《他乡》非常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这类人物，只是在这里，由女性人物转为男性主人公，一个庸常的小丈夫章幼通。此时野心勃勃想要有所成就的翟小梨不适合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章幼通。幼通其实一直都没有变，也没有错，犯错了、变化了的是翟小梨。幼通一向是懒得跟生活计较的。他也许是出世的，红尘滚滚的俗世令他厌烦。这些年来，倒是翟小梨，急赤白脸的，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儿，弄得一头一身的土，狼狈着、抱怨着，却也是更玩命地跟命运叫板。
戴锦华教授曾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妇女解放画卷上，多是两类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一类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旧女子秦香莲，另一类是僭越男权社会、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花木兰。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更多以此两种姿态生活。虽然章幼通是一位生理意义上的男性，但其实他内蕴着一些女性气质，有点像贾宝玉的性格形象，对生活的无所追求，是时代的弱者，缺乏竞争意识与竞争力。如果说母亲佩竹、姐姐幼宜是男权世界的坚定维护者，徘徊踟蹰于娜拉门前迟迟不敢叩击，那么幼通则是勇敢冲出家门的娜拉，可幼通对父亲权威的反叛意识几乎都凝于出走的那一瞬间，出走后的幼通依然是功利时代的弱者。
而翟小梨改变个人命运的成功，内驱力是要强的性格，外驱力是婚姻家庭外部环境的压力。翟小梨是一个花木兰式的人物，自发奋斗的花木兰，被迫拼搏的花木兰，是一个在传统道德秩序中成长的女性，深受乡村文化哺育和影响，有着固执坚硬的自我约束。也正因此，她内心的撕裂之痛才如此深入骨髓，她较早进入婚姻家庭的选择，以及对理想男性的期待和想象，也是传统女性心理的典型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撕裂，以及人物在这种撕裂中的焦虑、痛楚、彷徨、挣扎，恰恰是人物的精神价值所在。
三、女性意识下的自主选择
程光炜教授曾对付秀莹的创作有这样的期待，从芳村到北京，我觉得应该埋藏一个历史隐喻在里面。《他乡》中翟小梨从S城到北京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一个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学识，更隐喻着情感、经验体悟的共同蜕变与反省。翟小梨从大学时代的虚荣、敏感、脆弱，到初入城市的卑怯、羞涩与畏缩，到从容、自信、优雅大方，都体现了她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最初，翟小梨认为自己一直是被丈夫的手牵引着慢慢靠近向往已久的生活;而当家庭与丈夫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肩膀与依靠时，在城市面对为改变环境而需要利用女性的身体时，作家和主人公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扎根北京的艰难过程中，翟小梨展现了青年女性的美德—自立、自强、自尊与韧性，也看到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女性的主观直觉已经给了思维答案，翟小梨自己就是生活最好的依靠与保障，自己就是汲汲寻找的“男子汉”，努力、拼搏、自立、热烈，在翟小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也是以同样的要求塑造己身。寻找的过程也是试错的过程，至少翟小梨十八年的婚恋、出走中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男子汉，而在寻找中已身心疲乏、无力前行。无论如何，在一种极端个人的、孤立无援的自我体验中，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成熟。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女性似乎应该驻足思考，寻找的意义是什么。当女性已经能够做到足够独立、足够自信，舒适地处理自己的生活，那么对男性的期待也早已改变。
作者也承认，重新愛上幼通，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小说结尾那封炽烈的给陌生人的告白书，反映了翟小梨在饱经生活的揉搓和命运的捉弄之后，面对着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如此抽象而又如此具体，如此遥远而又如此血肉鲜活，所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呼喊告白，热烈而执拗，苍凉又深情。至此，翟小梨在生活的历练中获得了精神的成长与嬗变，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她当初对幼通，或者说对男性，怀抱的那种梦想和期待。而翟小梨过尽千帆后的回望是其女性意识充分觉醒后的自主选择，她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潇洒生活。女性意识的探求没有终点，当女性带着突围过程中的全面体验再次回望时，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启示，从而启示女性成为更真实的个体自由存在。
一、叛逃娜拉式的男纲夫家
1923年鲁迅在思考“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问题时指出，在没有突破‘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笔者以为所有好名目，都是空话。鲁迅鼓励女性争取经济权。新世纪的今天，娜拉叛逃的精神指引是什么，娜拉“砰”地甩门后会怎样，付秀莹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
《他乡》中的翟小梨不是一个压抑在父权、夫权巨石下的阴属文化维护者，甚至小梨逃脱的不是自身的压抑，而是黑云滚滚即将侵身的阴霾，她不赞同、不认可、努力躲避的是丈夫章幼通一家的阴冷气氛。翟小梨这个生活的外来闯入者，非常清晰地感知到章家的怪异，幼通父亲章大谋对一切生活的主导，幼通母亲佩竹对丈夫言听计从，不会也没有任何与丈夫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姐姐章幼宜幽灵般出入于家里的各个房间，苍白抑郁。家里的主次排序是，父亲第一，母亲第二，姐姐第三，弟弟幼通排最后。“你爸喜欢”，这句话是章家的日常用语、高频词。在这个家里，父亲是享有绝对优先权的。在父亲的高压氛围影响下，母亲、姐姐、幼通自己身上的悲观、内向性格如出一辙，除了父亲自己，每个人都是被否定、嘲笑、指责的过错方。
这种反常、可怕的生活状态，也直接影响了章幼宜、章幼通姐弟的年轻生命力，伤害了他们对待生活的朝气与勇气。章幼宜与章幼通身上都有一种对生活的胆怯，那是弱者的胆怯。在这样的教育下，在父亲与母亲强弱分明的畸形婚姻中，章幼宜失去了寻找爱情的勇气，失去了独立行走的力量。似乎除了父亲，章幼宜的生活里没有男性存在，以致她犹豫、彷徨、茫然，无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娜拉式逃离的机会，最终被男纲之家完全吞没，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病态地蜷曲生活着。章幼通比章幼宜的思想稍微走得远些，幼通清醒地认识到父亲的专制蛮横，意识到父母之间不对等的婚姻，甚至勇敢地娶了一家人都不满的“农村姑娘”，努力拥抱争取爱情，发出“我终于有家了”的感慨。大学时代的求爱，与翟小梨一生的婚姻，差不多用尽了章幼通这辈子全部的勇气与力量，以致后来的生活他总是悲观消沉、心灰意懒的。
在某种程度上，章幼宜和翟小梨的处境是相似的—父亲之家与丈夫之家的娜拉囚困，但她们选择不同。不同于章幼宜对父亲权力的全然接受与隐忍，翟小梨敏锐地发现了此城市家庭的病态并尝试去温热彼此的心灵，温热自私的父亲、服从的母亲、冷淡的姐姐以及逃避的丈夫，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章家所有人都自愿走向命运的泥泞，无法叫醒别人的小梨叛逃了，以离婚的言语宣誓远离了压抑自私的夫家，以知识女性傍身的学识跳板迈向帝都，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新都市再度求学。
二、“男外女内”的情感幻灭
小梨与幼通的婚姻悲剧，很大程度是由于两人渐行渐远的人生观。校园初恋时，小梨爱幼通的细腻深情，是幼通把小梨从芳村拉到了城市，让小梨成功跻身城市户口。而婚姻生活的实际里，油盐酱醋的温饱中，小梨变了，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振作起来，努力上进，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一开始，翟小梨对待家庭关系时，以一个农村人的观念认为—夫贵妻荣，盼望自己的男人能有朝一日有所作为，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妻儿过上好的生活，而这种执拗的“男外女内”观念在城市、在章家却行不通。章幼通与翟小梨心中的男人相去甚远，这也是小梨对幼通失望愤怒的源头。
从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看，不应该苛责幼通的不奋进，至少这个人物不该被谴责。《他乡》非常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这类人物，只是在这里，由女性人物转为男性主人公，一个庸常的小丈夫章幼通。此时野心勃勃想要有所成就的翟小梨不适合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章幼通。幼通其实一直都没有变，也没有错，犯错了、变化了的是翟小梨。幼通一向是懒得跟生活计较的。他也许是出世的，红尘滚滚的俗世令他厌烦。这些年来，倒是翟小梨，急赤白脸的，在生活的泥潭里打滚儿，弄得一头一身的土，狼狈着、抱怨着，却也是更玩命地跟命运叫板。
戴锦华教授曾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妇女解放画卷上，多是两类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一类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旧女子秦香莲，另一类是僭越男权社会、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花木兰。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更多以此两种姿态生活。虽然章幼通是一位生理意义上的男性，但其实他内蕴着一些女性气质，有点像贾宝玉的性格形象，对生活的无所追求，是时代的弱者，缺乏竞争意识与竞争力。如果说母亲佩竹、姐姐幼宜是男权世界的坚定维护者，徘徊踟蹰于娜拉门前迟迟不敢叩击，那么幼通则是勇敢冲出家门的娜拉，可幼通对父亲权威的反叛意识几乎都凝于出走的那一瞬间，出走后的幼通依然是功利时代的弱者。
而翟小梨改变个人命运的成功，内驱力是要强的性格，外驱力是婚姻家庭外部环境的压力。翟小梨是一个花木兰式的人物，自发奋斗的花木兰，被迫拼搏的花木兰，是一个在传统道德秩序中成长的女性，深受乡村文化哺育和影响，有着固执坚硬的自我约束。也正因此，她内心的撕裂之痛才如此深入骨髓，她较早进入婚姻家庭的选择，以及对理想男性的期待和想象，也是传统女性心理的典型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撕裂，以及人物在这种撕裂中的焦虑、痛楚、彷徨、挣扎，恰恰是人物的精神价值所在。
三、女性意识下的自主选择
程光炜教授曾对付秀莹的创作有这样的期待，从芳村到北京，我觉得应该埋藏一个历史隐喻在里面。《他乡》中翟小梨从S城到北京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一个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学识，更隐喻着情感、经验体悟的共同蜕变与反省。翟小梨从大学时代的虚荣、敏感、脆弱，到初入城市的卑怯、羞涩与畏缩，到从容、自信、优雅大方，都体现了她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最初，翟小梨认为自己一直是被丈夫的手牵引着慢慢靠近向往已久的生活;而当家庭与丈夫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肩膀与依靠时，在城市面对为改变环境而需要利用女性的身体时，作家和主人公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扎根北京的艰难过程中，翟小梨展现了青年女性的美德—自立、自强、自尊与韧性，也看到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女性的主观直觉已经给了思维答案，翟小梨自己就是生活最好的依靠与保障，自己就是汲汲寻找的“男子汉”，努力、拼搏、自立、热烈，在翟小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也是以同样的要求塑造己身。寻找的过程也是试错的过程，至少翟小梨十八年的婚恋、出走中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男子汉，而在寻找中已身心疲乏、无力前行。无论如何，在一种极端个人的、孤立无援的自我体验中，女人比男人更趋于成熟。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女性似乎应该驻足思考，寻找的意义是什么。当女性已经能够做到足够独立、足够自信，舒适地处理自己的生活，那么对男性的期待也早已改变。
作者也承认，重新愛上幼通，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小说结尾那封炽烈的给陌生人的告白书，反映了翟小梨在饱经生活的揉搓和命运的捉弄之后，面对着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如此抽象而又如此具体，如此遥远而又如此血肉鲜活，所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呼喊告白，热烈而执拗，苍凉又深情。至此，翟小梨在生活的历练中获得了精神的成长与嬗变，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她当初对幼通，或者说对男性，怀抱的那种梦想和期待。而翟小梨过尽千帆后的回望是其女性意识充分觉醒后的自主选择，她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潇洒生活。女性意识的探求没有终点，当女性带着突围过程中的全面体验再次回望时，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启示，从而启示女性成为更真实的个体自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