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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将国企分红惠及全民，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中国已经步入实施阶段。
关键词：国企分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改革
国企分红问题是近几年来国内外舆论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国企要向政府缴红利已经明确并进入实施阶段，由此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但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全民分红方式得到国际关注
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使国企分红惠及全民，几乎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大事。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企红利均通过财政预算体系上交国库，而在美国，不少州则对公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直接分红，从1982年起坚持每年给每个公民分红,美国阿拉斯加州政府利用该州的石油资源收入。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阿拉斯加州全民分红的实践，拉美、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一些州都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式”全民分红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欧洲推动全民分红的运动更为高涨，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英国已经向全民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给每个新生儿童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
世界银行认为，国有企业的红利和私有化收入应该上缴给财政部，纳入正规的预算程序,并用于公共支出。但是，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差别很大，分红方式不同，如新西兰根据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投资计划和盈利前景等因素来制定分红计划；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即折旧前盈利)；在瑞典和挪威，国有企业不定期地以特别红利(一次性)的形式将资本金归还给国家，目的是减少国有企业的资本(股本)以取得更高的资本(股本)回报率。具体分红水平也各不相同，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
中国国企分红如何借鉴国际做法
中国能不能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我国的中央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稳赚不赔的垄断收益更应该造福全民，向全民分红，而不应该仅仅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在世界其它各国所谓的“国有企业”中，其中大部分都以公益性为经营目标、而非追逐利润。它们实际上是代表政府来承担特定的社会职能。如美国的Fannie Mae公司，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它的经营目标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主要职责是为全民提供福利性的服务，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在中国，国有企业仍占经济主体地位，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及非公有制企业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体制因素，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其“挤出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不能漠视。
鉴于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国企如何向国家分红，并无可直接借鉴的现成模式，只有对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进行创新。
有些国有企业担心分红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资本积累。然而任何单独一家国有企业都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看到国企分红的积极影响。例如：
有利于抑制投资过热。国有企业向国家分红政策的缺失，使得其保留所有的税后利润并用于再投资。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的飞速增长促使了这些企业的投资率过高。由于过度留存利润也带来诸多的弊端，盲目投资、过度扩张的事例屡见不鲜。三九集团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反面案例。
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提高投资质量。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与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矛盾，必然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融资积累减少，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外部融资是来自公司外部的现金流，包括外部权益融资和如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的债务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必然受到银行与资本所有者的严格监督，从而可以提高投资质量。
厘清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对国企产权不清晰的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全民所有，全民都不关心”。但是，当“全民分红”直接分到每个公民时，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因为直接对个人的分红可以加强公众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进而推动成立相关机构，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可以说，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公民权利的经济表现。
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体制。在目前的利润分配机制下，垄断性国企享有垄断利润，资源性行业企业享有资源收益，职工享受“垄断福利”，收入待遇水涨船高；相反，竞争性国企的面临改制、技术落后被淘汰的局面，经营环境日益恶化，职工收入每况愈下形成巨大反差。对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利润进行再分配和社会调节，有利于不同性质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体制。
提高国企效率，推动国企不断提高其盈利能力。分红表面减少了国企的利润，但会让国企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国企可以浪费的资金少了，这就尽可能减少了浪费的行为。其次，分红以后国企盈利的真实状况的信息变得更准确了，就能更多地看到哪部分利润来自自身经营，然后准确地把这部分利润分离出来。
防范国企利润分红中出现新的寻租行为
各级政府一方面是国企利益的分享者，另一方面又手握市场调控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上国企利润分红将各级政府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前台，如果不确定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将异化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两员现象”。这种“两员”的双重身份隐患众多：难免一些国企不去努力探索市场经营竞争之道，反以红利作为讨要政策的筹码。
国企红利极易异化成地方政府一块新的政绩“高地”。在政绩诱惑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倾向性，做出一些有利于国企发展而牺牲其他阶层利益的“偏食”决策。
在缺乏资金的时候，一些政府脑袋发热，“权力”入股，通过行政杠杆调节市场，最终实现为政府“增收”的目的。所有这些，极有可能为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套上一层厚厚的“政策盔甲”，更不利于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如何构建基于公平的国企分红收益分配制度
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已经高达7200亿元人民币。如何合理分配这笔资金，能否让大众收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
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资产为民谋利”的本色决定了国有企业分红支出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是充实社保基金。我国社保覆盖面过小、城乡差异悬殊,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急需解决。首先，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其次，中国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下社会保障极端缺乏。除了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矫正作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
用于公共事业。资金缺口巨大的义务教育领域，其中应重点投入农村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领域，重点是给予弱势群体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根据世行报告，“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世行建议中国国企上缴国家利润分红用于公共支出。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国企分红理应纳入公共财政收入转化为社会福利。国企分红用于公共事业，乃是国企分红的终极目的，有利于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减少民众因政府公共投入不足导致的被动支出。有利于构建一个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企分红用于民生，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赢选择”。
(作者单位：赵凤彬，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韩丽，山东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关键词：国企分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改革
国企分红问题是近几年来国内外舆论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国企要向政府缴红利已经明确并进入实施阶段，由此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但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全民分红方式得到国际关注
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使国企分红惠及全民，几乎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大事。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企红利均通过财政预算体系上交国库，而在美国，不少州则对公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直接分红，从1982年起坚持每年给每个公民分红,美国阿拉斯加州政府利用该州的石油资源收入。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阿拉斯加州全民分红的实践，拉美、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一些州都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式”全民分红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欧洲推动全民分红的运动更为高涨，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英国已经向全民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给每个新生儿童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
世界银行认为，国有企业的红利和私有化收入应该上缴给财政部，纳入正规的预算程序,并用于公共支出。但是，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差别很大，分红方式不同，如新西兰根据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投资计划和盈利前景等因素来制定分红计划；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即折旧前盈利)；在瑞典和挪威，国有企业不定期地以特别红利(一次性)的形式将资本金归还给国家，目的是减少国有企业的资本(股本)以取得更高的资本(股本)回报率。具体分红水平也各不相同，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
中国国企分红如何借鉴国际做法
中国能不能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我国的中央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稳赚不赔的垄断收益更应该造福全民，向全民分红，而不应该仅仅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在世界其它各国所谓的“国有企业”中，其中大部分都以公益性为经营目标、而非追逐利润。它们实际上是代表政府来承担特定的社会职能。如美国的Fannie Mae公司，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它的经营目标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主要职责是为全民提供福利性的服务，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在中国，国有企业仍占经济主体地位，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及非公有制企业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体制因素，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其“挤出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不能漠视。
鉴于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国企如何向国家分红，并无可直接借鉴的现成模式，只有对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进行创新。
有些国有企业担心分红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资本积累。然而任何单独一家国有企业都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看到国企分红的积极影响。例如：
有利于抑制投资过热。国有企业向国家分红政策的缺失，使得其保留所有的税后利润并用于再投资。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的飞速增长促使了这些企业的投资率过高。由于过度留存利润也带来诸多的弊端，盲目投资、过度扩张的事例屡见不鲜。三九集团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反面案例。
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提高投资质量。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与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矛盾，必然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融资积累减少，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外部融资是来自公司外部的现金流，包括外部权益融资和如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的债务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必然受到银行与资本所有者的严格监督，从而可以提高投资质量。
厘清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对国企产权不清晰的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全民所有，全民都不关心”。但是，当“全民分红”直接分到每个公民时，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因为直接对个人的分红可以加强公众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进而推动成立相关机构，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可以说，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公民权利的经济表现。
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体制。在目前的利润分配机制下，垄断性国企享有垄断利润，资源性行业企业享有资源收益，职工享受“垄断福利”，收入待遇水涨船高；相反，竞争性国企的面临改制、技术落后被淘汰的局面，经营环境日益恶化，职工收入每况愈下形成巨大反差。对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利润进行再分配和社会调节，有利于不同性质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体制。
提高国企效率，推动国企不断提高其盈利能力。分红表面减少了国企的利润，但会让国企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国企可以浪费的资金少了，这就尽可能减少了浪费的行为。其次，分红以后国企盈利的真实状况的信息变得更准确了，就能更多地看到哪部分利润来自自身经营，然后准确地把这部分利润分离出来。
防范国企利润分红中出现新的寻租行为
各级政府一方面是国企利益的分享者，另一方面又手握市场调控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上国企利润分红将各级政府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前台，如果不确定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将异化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两员现象”。这种“两员”的双重身份隐患众多：难免一些国企不去努力探索市场经营竞争之道，反以红利作为讨要政策的筹码。
国企红利极易异化成地方政府一块新的政绩“高地”。在政绩诱惑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倾向性，做出一些有利于国企发展而牺牲其他阶层利益的“偏食”决策。
在缺乏资金的时候，一些政府脑袋发热，“权力”入股，通过行政杠杆调节市场，最终实现为政府“增收”的目的。所有这些，极有可能为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套上一层厚厚的“政策盔甲”，更不利于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如何构建基于公平的国企分红收益分配制度
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已经高达7200亿元人民币。如何合理分配这笔资金，能否让大众收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
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资产为民谋利”的本色决定了国有企业分红支出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是充实社保基金。我国社保覆盖面过小、城乡差异悬殊,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急需解决。首先，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其次，中国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下社会保障极端缺乏。除了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矫正作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
用于公共事业。资金缺口巨大的义务教育领域，其中应重点投入农村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领域，重点是给予弱势群体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根据世行报告，“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世行建议中国国企上缴国家利润分红用于公共支出。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国企分红理应纳入公共财政收入转化为社会福利。国企分红用于公共事业，乃是国企分红的终极目的，有利于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减少民众因政府公共投入不足导致的被动支出。有利于构建一个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企分红用于民生，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赢选择”。
(作者单位：赵凤彬，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韩丽，山东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