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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中“三个着力”之一，是自治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是增强内蒙古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您对内蒙古提出着力发展非公经济的思路有什么评价？
张立群（以下简称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包括“求进”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前段时间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微观搞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核心的是打造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更多的是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所以我认为，我区目前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措施的力度，加快相关改革的进程，是非常重要、及时和有针对性的。
记者：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低迷，复苏的迹象也不明朗。您对中国经济近期的判断如何？对于非公经济最有影响的市场趋势发展如何判断？
张：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筑底回稳的过程之中。2012年第4季度，我国的济增长出现回升，GDP的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7.4%回升到7.9%，自治区的数据指标也出现了大体相同的变化。在过去两年多持续的回落以后，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筑底企稳的变化，这个变化让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情况又出现一些变化——我国GDP增长率是7.7%，比去年第四季度的7.9%又有一个小幅的回落。这个变化引起各个方面普遍的担心。中国经济这样一个筑底回稳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变化趋势？困难和压力在逐渐加大，大家开始看不准，预期普遍在向着一个比较差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筑底回稳的过程应该做一点分析，从而增强对其的把握。
第一，先看投资这驾马车。
去年1-5月份投资同比增长20.1%，但是去年全年是增长20.6%，即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了回稳，这主要和政策的调整有关。
投资主要是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三部分组成，这些大概占全部投资的80%以上。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在去年1-5月份同比增长5.36%，占全部投资的1/5左右。但基础设施投资去年全年增长14.6%，走出一个由弱转升的轨迹。
房地产去年1-9月份投资同比增长5.4%，但去年全年是增长16.2%，也和政策由弱转强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稳增长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2012年的调整是向适度放宽方向进行调整的，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而且贷款额度，即新增贷款数量由2011年的7.5万亿元增加到8.3万亿元。这些变化都使得商业银行发放按揭贷款的条件有明显改善。
另外一个投资即制造业投资，出现一个回落。去年9月同比增长24.9%，但到去年全年，同比增长到22%。制造业投资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表现，滞后的原因是制造业投资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因为制造业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和重化工、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相关，而这些制造业的订单，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房地产投资项目的采购。在2010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曾经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回落，这个回落就使得相关制造业的订单不断减少，设备的利用率、产能的利用率不断下降。这必然影响到制造业在发展建设新的产能方面增长的水平。因此我们说，制造业的投资和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有一定的从属关系。
所以，2012年整个投资增长由弱转稳，原因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两个是回升，一个部分回落，交织起来，是走稳的表现。从未来发展看，如果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那么制造业投资增长也会回稳。所以，从这三驾马车的情况看，他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和政策重点的调整相关。
第二，再看消费这驾马车。
去年1-5月份消费实际增长率同比增长11.1%，全年是12.1%的消费增长，出现稳中略升的轨迹。其背后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和过去两年多经济回调的特点相关。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随着一揽子计划的撤出，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回调，从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1.9%，持续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这个过程大概有两年半时间，这样一个回调，总体来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调整。而且最后的增长率还是保持在7%以上。所以这样一个调整的特点，决定了尽管企业的困难在不断增加，但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倒闭和破产。
原因之二是房地产和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销售，从去年5月以后好转，带动了家具、家电、装修材料等销售增长加快，而这些产品是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内，所以说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对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消费这驾马车总体是稳中略有加快的特点，对整个经济的筑底回稳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第三驾马车是外贸出口。
去年我们外贸出口的增长率是7.9%。这个水平比2011年进一步有所回落，但并不是大幅度回落。
由以上可知，2012年总体来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向着走稳的过程来发展的。其变化原因，首先是和政策重点的调整相关，其次也和比如汽车市场本身的周期性回升也就是市场本身的特点也有关系。
所以可以说，经济回稳的市场还是在逐步的准备和形成当中的。而这三驾马车的变化，实际决定了企业订单水平的变化。在2010年以后，投资、消费、出口增速都是在下降，这些下降也就表现企业订单的水平不断下降。因为投资涉及许多相关企业的采购订单。消费，从零售环节传导到批发环节，再传导到生产环节，也涉及很多环节。随着去年三驾马车运转特点的改变，企业的订单水平，从持续减少开始走向稳定，或者有所增加。这时，企业就开始从“去库存”转向“补充库存”，即适当的提高开工率，提高产成品库存，增加原材料的库存。所以，在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的工业增长率、GDP增长率出现回升，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微观层面的情况如何？
张：微观层面看，现在有大批困难企业，包括一些“僵尸企业”的发展，已经明显看到没有什么出路，资不抵债，但是为了维护就业，或者维护地方的生产总值不下降，地方政府采取很多措施保护这些企业。保护的过程中，很多资金是通过“脱媒”资金的融通，通过第三方贷款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知道，“金融脱媒”资金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今年银监会发布了一个“八号文件”——理财产品的运用。即也要像现在的贷款运用一样，准备一定比例的资本金，要有规模限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很多项目投资在金融领域风险意识提高的背景下，通过银行借款，通过市政债、城投债等多种方式，融资的困难也是有所加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月份回落很有可能和资金链的制约有关。而这个制约在未来仍然是存在的，我想这应值得关注。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情况，比如我们今年财政赤字的安排，按照预算安排是一万两千亿，比去年的八千亿增加了四千亿。这表明我们对今年的财政收支困难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为了保证稳增长，保证社会托底的要求，在财政的赤字上，是预留了必要的空间的。所以我想，今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从财力的支持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另外，在八号文件的落实问题上，我们也在提建议，即在堵“旁门”时，注意“正门”适当要放大一些。比如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的管理方面，对贷款的管理应该适当放宽。这样，可以使得社会融资总量不出现过大的波动，进而能对整个必要的资金给予保证。
外贸出口的情况，数据很好，但是中间包含热钱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今年的出口当中，有很多增长的因素是和整个热钱的调动有关系。这个调动首先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在不断增强，随之，热钱的流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此，今年的经济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势当中逐步转向平稳的状态。今年“稳增长”的重点就是要逐步把消费增长恢复起来，其着力点还是在稳定就业，或者说是稳定地增加就业，要在包括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上下工夫。当然还有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的恢复。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现在是在小幅震荡当中，向着一个平稳的方向过渡。
记者：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与非公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必然联系？
张：我们现在下大力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这个转型也是有紧密的关系。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年，经历了一个政策调整周期，即从一揽子计划推出，到一揽子计划退出，再到宏观经济政策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就导致过去三年过我们的经济水平增长起伏的变化。2009年，我们微型反转，“保八”成功。2010-2012年，随着一揽子计划的退出，经济增速持续回调。再到2012年，随着政策重点转向“稳增长”，经济增长开始回稳。
政策调整周期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就是，在我们出台了很强烈的刺激性政策以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像过去那样的过热，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那种防过热的时代，现在不复存在。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涉及中国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所以，尽管现在政策调整方向改变，但是，经济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回到8%-10%的增长区间。
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看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这个转型，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个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第二个是要素成本水平的变化。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模式，一个叫供不应求，一个叫供大于求。而供求平衡应该说是一个短期现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供不应求型的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两个条件。一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二是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给企业带来的是两个作用。一是企业的发展能力较强，因为解决“有没有”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二是企业的发展动力很强，因为丰厚的利润对企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比任何政策都有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内生性的增长能力是相当强劲的，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过热的矛盾。
供大于求的市场也给企业提供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生产得更好，选择的重点是“好不好”。在这样一个市场选择背景下，企业的发展能力开始明显减弱，产品和服务要达到较高的性价比，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必须以质量、效益为主线发展。二是供大于求的市场不可能提供丰厚的利润，是微利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是大为减弱的。现在的企业和2003年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扩张冲动了，经济内生性增长能力下降，潜在增长能力下降。
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一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外部市场的影响相关，一是和国内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瓶颈，和“住”、“行”这两大市场的制约相关。现在这样一些变化已经出现、发生，靠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是解决不了的，必然导致市场环境、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必然使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出现下降。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一定时期的“阵痛”，甚至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当然这也是促使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过程。在转型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您认为我们的突破口在哪几个方面？
张：我们的企业必须要面对和适应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变化，必须经历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在这个时期，政策的重点实际上转到“稳中求进”。
所谓“稳中求进”，我的理解就是要“稳增长、转方式、推改革、保民生”。“稳增长”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大体稳定在现有的潜在增长附近，就是7%-8%之间。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也是大体稳定在这样一个区间。我想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既不会再持续回落，也不会持续上升，而是在7.5%左右，这恰恰是今年稳增长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更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城镇化的瓶颈制约，推进高品质的城镇化。一要加强长远规划，二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性，另外还涉及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非公经济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供大于求的市场上，市场选择性提高之后，怎么样能够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发挥好？这就需要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支持。比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严格破产退出，能进能出。让好的企业能进得来，让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及时退出去，真正让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支持企业动态的调整、动态的选择，使企业的素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要打造越来越多的、适应这样一个竞争环境的市场主体，而非公经济应该说在这个方面适应能力要更高。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更多的、更高水平的非公经济来发展，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更充分。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稳增长”来支持发展方式的转变，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支持社会稳定和托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打造更多的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微观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加快迎接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发展，这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我们知道，非公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样一个大势下，非公经济所受到的冲击远远高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公经济企业所受到的压力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那么下一步在非公经济发展中，为了促进非公经济平稳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去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的环境，打破非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
张：非公经济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很长的路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发展环境在逐步形成和改善之中。围绕这样一个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变化，我们有了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作用的机遇。因此，还是首先要从“放开”方面下功夫。不该政府管的事情，政府尽量地放开。不要以为什么事情企业都做不好，只有政府参加才能做得好。要相信企业、相信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优胜劣汰。因为差的企业不退出去，更好的企业就进不来，就不可能有活跃的投资，也不可能有积极的新陈代谢和市场竞争。而这些方面的放开，会使非公经济的投资空间更大，投资更活跃，水平不断提高。
政府的重点应该从“保企业”转向“保人”。人下岗以后怎么办，没有工作之后怎么办？这个后顾之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来，把低收入保障、失业保障、再就业的培训及工作介绍等工作系统地建设好，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很多项目的建设上，也应该相信企业、相信市场。因为所有的财产风险责任如果是由企业来负担的话，就应该相信它能够做这个事情，如果做不好，市场会把它给清理出局。当然这里面会有损失，但是试图用计划的方式来减少这个损失，非要把市场的事后调节改变为计划的事前调节，我们国家多年的实践表明效果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长远的规划、总体的布局，包括大的行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孵化、基础技术攻关。这是需要我们政府来做的。但是对于企业的发展，还是要以“放”为主。坚持放开，这对非公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理念上进一步改变。
责任编辑：杨再梅
张立群（以下简称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包括“求进”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前段时间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微观搞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核心的是打造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更多的是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所以我认为，我区目前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措施的力度，加快相关改革的进程，是非常重要、及时和有针对性的。
记者：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低迷，复苏的迹象也不明朗。您对中国经济近期的判断如何？对于非公经济最有影响的市场趋势发展如何判断？
张：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筑底回稳的过程之中。2012年第4季度，我国的济增长出现回升，GDP的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7.4%回升到7.9%，自治区的数据指标也出现了大体相同的变化。在过去两年多持续的回落以后，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筑底企稳的变化，这个变化让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情况又出现一些变化——我国GDP增长率是7.7%，比去年第四季度的7.9%又有一个小幅的回落。这个变化引起各个方面普遍的担心。中国经济这样一个筑底回稳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变化趋势？困难和压力在逐渐加大，大家开始看不准，预期普遍在向着一个比较差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筑底回稳的过程应该做一点分析，从而增强对其的把握。
第一，先看投资这驾马车。
去年1-5月份投资同比增长20.1%，但是去年全年是增长20.6%，即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了回稳，这主要和政策的调整有关。
投资主要是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三部分组成，这些大概占全部投资的80%以上。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在去年1-5月份同比增长5.36%，占全部投资的1/5左右。但基础设施投资去年全年增长14.6%，走出一个由弱转升的轨迹。
房地产去年1-9月份投资同比增长5.4%，但去年全年是增长16.2%，也和政策由弱转强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稳增长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2012年的调整是向适度放宽方向进行调整的，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而且贷款额度，即新增贷款数量由2011年的7.5万亿元增加到8.3万亿元。这些变化都使得商业银行发放按揭贷款的条件有明显改善。
另外一个投资即制造业投资，出现一个回落。去年9月同比增长24.9%，但到去年全年，同比增长到22%。制造业投资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表现，滞后的原因是制造业投资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因为制造业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和重化工、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相关，而这些制造业的订单，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房地产投资项目的采购。在2010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曾经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回落，这个回落就使得相关制造业的订单不断减少，设备的利用率、产能的利用率不断下降。这必然影响到制造业在发展建设新的产能方面增长的水平。因此我们说，制造业的投资和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有一定的从属关系。
所以，2012年整个投资增长由弱转稳，原因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两个是回升，一个部分回落，交织起来，是走稳的表现。从未来发展看，如果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那么制造业投资增长也会回稳。所以，从这三驾马车的情况看，他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和政策重点的调整相关。
第二，再看消费这驾马车。
去年1-5月份消费实际增长率同比增长11.1%，全年是12.1%的消费增长，出现稳中略升的轨迹。其背后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和过去两年多经济回调的特点相关。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随着一揽子计划的撤出，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回调，从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1.9%，持续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这个过程大概有两年半时间，这样一个回调，总体来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调整。而且最后的增长率还是保持在7%以上。所以这样一个调整的特点，决定了尽管企业的困难在不断增加，但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倒闭和破产。
原因之二是房地产和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销售，从去年5月以后好转，带动了家具、家电、装修材料等销售增长加快，而这些产品是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内，所以说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对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消费这驾马车总体是稳中略有加快的特点，对整个经济的筑底回稳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第三驾马车是外贸出口。
去年我们外贸出口的增长率是7.9%。这个水平比2011年进一步有所回落，但并不是大幅度回落。
由以上可知，2012年总体来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向着走稳的过程来发展的。其变化原因，首先是和政策重点的调整相关，其次也和比如汽车市场本身的周期性回升也就是市场本身的特点也有关系。
所以可以说，经济回稳的市场还是在逐步的准备和形成当中的。而这三驾马车的变化，实际决定了企业订单水平的变化。在2010年以后，投资、消费、出口增速都是在下降，这些下降也就表现企业订单的水平不断下降。因为投资涉及许多相关企业的采购订单。消费，从零售环节传导到批发环节，再传导到生产环节，也涉及很多环节。随着去年三驾马车运转特点的改变，企业的订单水平，从持续减少开始走向稳定，或者有所增加。这时，企业就开始从“去库存”转向“补充库存”，即适当的提高开工率，提高产成品库存，增加原材料的库存。所以，在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的工业增长率、GDP增长率出现回升，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微观层面的情况如何？
张：微观层面看，现在有大批困难企业，包括一些“僵尸企业”的发展，已经明显看到没有什么出路，资不抵债，但是为了维护就业，或者维护地方的生产总值不下降，地方政府采取很多措施保护这些企业。保护的过程中，很多资金是通过“脱媒”资金的融通，通过第三方贷款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知道，“金融脱媒”资金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今年银监会发布了一个“八号文件”——理财产品的运用。即也要像现在的贷款运用一样，准备一定比例的资本金，要有规模限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很多项目投资在金融领域风险意识提高的背景下，通过银行借款，通过市政债、城投债等多种方式，融资的困难也是有所加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月份回落很有可能和资金链的制约有关。而这个制约在未来仍然是存在的，我想这应值得关注。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情况，比如我们今年财政赤字的安排，按照预算安排是一万两千亿，比去年的八千亿增加了四千亿。这表明我们对今年的财政收支困难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为了保证稳增长，保证社会托底的要求，在财政的赤字上，是预留了必要的空间的。所以我想，今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从财力的支持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另外，在八号文件的落实问题上，我们也在提建议，即在堵“旁门”时，注意“正门”适当要放大一些。比如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的管理方面，对贷款的管理应该适当放宽。这样，可以使得社会融资总量不出现过大的波动，进而能对整个必要的资金给予保证。
外贸出口的情况，数据很好，但是中间包含热钱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今年的出口当中，有很多增长的因素是和整个热钱的调动有关系。这个调动首先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在不断增强，随之，热钱的流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此，今年的经济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势当中逐步转向平稳的状态。今年“稳增长”的重点就是要逐步把消费增长恢复起来，其着力点还是在稳定就业，或者说是稳定地增加就业，要在包括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上下工夫。当然还有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的恢复。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现在是在小幅震荡当中，向着一个平稳的方向过渡。
记者：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与非公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必然联系？
张：我们现在下大力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这个转型也是有紧密的关系。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年，经历了一个政策调整周期，即从一揽子计划推出，到一揽子计划退出，再到宏观经济政策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就导致过去三年过我们的经济水平增长起伏的变化。2009年，我们微型反转，“保八”成功。2010-2012年，随着一揽子计划的退出，经济增速持续回调。再到2012年，随着政策重点转向“稳增长”，经济增长开始回稳。
政策调整周期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就是，在我们出台了很强烈的刺激性政策以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像过去那样的过热，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那种防过热的时代，现在不复存在。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涉及中国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所以，尽管现在政策调整方向改变，但是，经济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回到8%-10%的增长区间。
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看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这个转型，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个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第二个是要素成本水平的变化。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模式，一个叫供不应求，一个叫供大于求。而供求平衡应该说是一个短期现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供不应求型的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两个条件。一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二是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给企业带来的是两个作用。一是企业的发展能力较强，因为解决“有没有”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二是企业的发展动力很强，因为丰厚的利润对企业发展的刺激作用比任何政策都有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内生性的增长能力是相当强劲的，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过热的矛盾。
供大于求的市场也给企业提供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生产得更好，选择的重点是“好不好”。在这样一个市场选择背景下，企业的发展能力开始明显减弱，产品和服务要达到较高的性价比，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必须以质量、效益为主线发展。二是供大于求的市场不可能提供丰厚的利润，是微利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是大为减弱的。现在的企业和2003年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扩张冲动了，经济内生性增长能力下降，潜在增长能力下降。
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一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外部市场的影响相关，一是和国内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瓶颈，和“住”、“行”这两大市场的制约相关。现在这样一些变化已经出现、发生，靠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是解决不了的，必然导致市场环境、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必然使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出现下降。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一定时期的“阵痛”，甚至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当然这也是促使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过程。在转型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您认为我们的突破口在哪几个方面？
张：我们的企业必须要面对和适应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变化，必须经历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在这个时期，政策的重点实际上转到“稳中求进”。
所谓“稳中求进”，我的理解就是要“稳增长、转方式、推改革、保民生”。“稳增长”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大体稳定在现有的潜在增长附近，就是7%-8%之间。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也是大体稳定在这样一个区间。我想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既不会再持续回落，也不会持续上升，而是在7.5%左右，这恰恰是今年稳增长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更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城镇化的瓶颈制约，推进高品质的城镇化。一要加强长远规划，二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性，另外还涉及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非公经济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供大于求的市场上，市场选择性提高之后，怎么样能够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发挥好？这就需要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支持。比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严格破产退出，能进能出。让好的企业能进得来，让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及时退出去，真正让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支持企业动态的调整、动态的选择，使企业的素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要打造越来越多的、适应这样一个竞争环境的市场主体，而非公经济应该说在这个方面适应能力要更高。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更多的、更高水平的非公经济来发展，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更充分。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稳增长”来支持发展方式的转变，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支持社会稳定和托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打造更多的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微观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加快迎接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发展，这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我们知道，非公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样一个大势下，非公经济所受到的冲击远远高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公经济企业所受到的压力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那么下一步在非公经济发展中，为了促进非公经济平稳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去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的环境，打破非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
张：非公经济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很长的路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发展环境在逐步形成和改善之中。围绕这样一个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变化，我们有了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作用的机遇。因此，还是首先要从“放开”方面下功夫。不该政府管的事情，政府尽量地放开。不要以为什么事情企业都做不好，只有政府参加才能做得好。要相信企业、相信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优胜劣汰。因为差的企业不退出去，更好的企业就进不来，就不可能有活跃的投资，也不可能有积极的新陈代谢和市场竞争。而这些方面的放开，会使非公经济的投资空间更大，投资更活跃，水平不断提高。
政府的重点应该从“保企业”转向“保人”。人下岗以后怎么办，没有工作之后怎么办？这个后顾之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来，把低收入保障、失业保障、再就业的培训及工作介绍等工作系统地建设好，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很多项目的建设上，也应该相信企业、相信市场。因为所有的财产风险责任如果是由企业来负担的话，就应该相信它能够做这个事情，如果做不好，市场会把它给清理出局。当然这里面会有损失，但是试图用计划的方式来减少这个损失，非要把市场的事后调节改变为计划的事前调节，我们国家多年的实践表明效果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长远的规划、总体的布局，包括大的行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孵化、基础技术攻关。这是需要我们政府来做的。但是对于企业的发展，还是要以“放”为主。坚持放开，这对非公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理念上进一步改变。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