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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一个叫水碓村的地方，山清水秀之中有一座独居的砖石揪木结构的中西式的四合院。院里花草繁茂，串楼通栏，雕花格扇，古朴典雅。到这里参观的人，都知道从这座院子里走出了一位大哲学家。
他就是艾思奇。
25岁出版《大众哲学》
1910年3月1日，云南騰冲和顺李家大院出生了一个名叫李生萱的男孩子。20多年后，这个男孩在上海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艾思奇。
和顺李家是蒙古族后裔，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18代。
艾思奇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家道殷实。两岁那年，艾思奇随父母迁居昆明。
1925年，艾思奇成为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一名学生。第一中学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艾思奇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当时，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因经常到第一中学开会，与艾思奇相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1930年，20岁的艾思奇赴日本福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采矿专业，但是，国内时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改变了“工业救国”的主张。他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作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
1931年，和许多同学一样，艾思奇毅然选择弃学回国。救国先从救精神开始，这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一回到昆明，艾思奇就被父亲逼着回家乡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他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从昆明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艾思奇经留日同学郑思群介绍，进入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库到泉漳中学考察时，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调到“社联”工作。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24岁的艾思奇加入《申报》担任编辑。经过构思酝酿后，他开始在《申报》上每期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1935年年底，艾思奇将这些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哲学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3次。出第4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
关于艾思奇这个名字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仅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知道的就有三种：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列宁中的“奇”；三是他曾看过一部电影《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常年生活在北极，不畏严寒，迎接大自然的挑战，这种顽强拚搏的精神令他敬佩，于是取“爱斯基”的谐音为名。
不管什么来历，反正艾思奇这个名字诞生没多长时间，就随着《大众哲学》的传播而闻名遐迩了。据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到解放前夕，《大众哲学》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但是，艾思奇对《大众哲学》并不满意，他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的第10版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幼稚的读物”，“简陋的入门读物”。
1935年10月，经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他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与毛泽东的深情交往
初到延安，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在不久后成立的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丹一认识了艾思奇，随后结为夫妻。
“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道。
“艾教员”的课给许多学员都留下很深的印象。陈云夫人于若木曾是陕北公学第五队的学员，她回忆说：“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有学生甚至说，听“艾教员”的课，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
不过，留给老延安人最深记忆的，还是当年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看到的毛泽东与艾思奇两人探讨哲学的身影。
据王丹一回忆，延安时期，艾思奇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有时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两人促膝交谈。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时，饶有兴趣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见解。读完书，他还给艾思奇附信一封：“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无意中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这件事之后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王丹一说。
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在延安，毛泽东将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而且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
当时，艾思奇和大家一样也十分敬仰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实事求是”4个字。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艾思奇才将毛泽东的手稿交给夫人王丹一，对她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
王丹一自然十分珍视毛泽东的手稿，一直密藏身边数十年。粉碎“四人帮”后，她才将这革命文物级的信函送交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并转革命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
据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壁说，蒋介石在溃退到台湾后，不止一次地提到《大众哲学》。他对下属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
但建国之后的50年，《大众哲学》再没有出版过。1953年，艾思奇在给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回信中说：“这本书由于早已过时，三年前就停止出版，以后也不打算再版了。”
艾思奇在信中说《大众哲学》“不打算再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陈伯达正在整他。陈伯达说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大众哲学》有“教条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庸俗化”的倾向，“观点混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在此重压之下，艾思奇不仅多次写过书面“检讨”，还违心地表示永不再版。为此，陈伯达还幸灾乐祸地对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说：“艾思奇少年得志，大不幸也！”
直到200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大众哲学》，此时，《大众哲学》已经66周岁，而艾思奇也已经去世34年。
其实，仅一本《大众哲学》，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位“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王丹一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
后来，艾思奇的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
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艾思奇所在的中央高级党校（现中央党校）“揪出”的“右派分子”达99人之多，而由艾思奇担任主任的哲学教研室更是将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这个漩涡中，艾思奇被认为是反党分子小集团的头头，作为“中右”分子受到处理。第二年9月，他被下放到河南省登封县。
但是，艾思奇并没有把这次下放看作是惩罚，而是当成一次难得的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机会。当时，号称“千斤省”的河南大放“卫星”，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起初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可当他发现当地的“大跃进”存在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现象时，就立即写信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直言“高指标不能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分析和总结，撰文《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
1965年底，艾思奇积劳成疾，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仍仔细阅读《第一国际史》与《德国累威尔认识论》，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劝阻，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他还向来探望他的同志表示，“愿意再工作20年。”
然而，山雨欲来之际，艾思奇不可能有一个恢复健康的环境，终因心肌梗死复发第二次住院，于1966年3月22日去世，享年56岁。
病魔过早地夺去了艾思奇的生命，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留下了一堆没有答案又无法解释的哲学命题。不过，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艾思奇是幸运的，否则他将承受更多的痛苦。
艾思奇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六卷本、500多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平均每年写20多万字。
“文革”后，王丹一搬了9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是迫不得已，每一次搬家于她都是一次折腾。有关艾思奇的资料太多了，她怎么也舍不得撂下，而且担心在辗转中丢失或损坏。1994年，王丹一回到云南，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以此了却丈夫魂归故里的心愿。1998年，王丹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王丹一第一次回云南是在艾思奇病逝13年后的1979年，那一次，她去了腾冲，访问了艾思奇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
“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怀念他。他没有来得及看见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经历了‘文革’这场浩劫之后，物极必反，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来，走出了低谷，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道路。国强民富，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倘若他还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会以这些新的历史事实来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王丹一认为，艾思奇的代表作《大众哲学》，在上个世纪曾经影响了许多青年读者，产生过积极影响，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现在谈哲学的人少了，讲哲学的人几乎没有了，听不到人们用哲学解释社会中的现象。叶圣陶的孙女蒋燕燕撰文说，“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还能给我们讲讲大众哲学，帮助我们走出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