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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于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70年代单纯强调友好的“蜜月期”、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务实期”、90年代合作与摩擦同时上升的“碰撞期”和21世纪初首脑互访停止的“冰河期”。从2006年开始，中日两国进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
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各有所长，各自具有的优势在长时间内都无法替代。
互利互惠和共同利益是中日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
——姜跃春
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全新定位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日两国将以更长远的眼光，在更加宽阔的领域进行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尽管如此，由于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还存在不少分歧和问题，因此未来中日关系走势的不确定因素仍将继续存在。为使中日关系朝着“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迅速发展，今后两国应不断寻求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信任，在涉及两国关系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保持冷静态度至关重要。
“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关系的新时期
中日两国于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70年代单纯强调友好的“蜜月期”、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务实期”、90年代合作与摩擦同时上升的“碰撞期”和21世纪初首脑互访停止的“冰河期”。从2006年开始，中日两国进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标志着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定位的新时期。“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
第一，建立了战略共识。20世纪末期，中日之间也曾就两国关系的定位进行过种种讨论，但从未出现过 “战略”字眼，两国政府更未就此签署正式文件。2007年，在通过两国首脑互访，使两国能在“战略互惠”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本身就应该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这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基于这一认识，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双方正式将两国关系定位于世界中的双边关系，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决定两国将从更长远的利益，更广阔的视野考虑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今后发展两国关系指明方向。在此过程中两国将相互获得并扩大更多的共同利益，以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将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共同利益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共谋深化合作。“战略互惠”关系突出强调的是两国在多领域、多层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在合作领域方面，具体提出“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开放、透明、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定不仅使双边关系的定位更加清楚，也对今后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和领域做出了全方位设计，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是两国建交以来在强化合作方面达成的最全面、最具体的一次协议，说明两国领导人强化双方“互利”的合作意愿。为此，2007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例如：成立了“中日节能环保商务示范项目推进委员会”，并举行了推进委员会会议暨中日节能政策司长级对话，在节能诊断、项目可行性调查、引进设备、示范工程项目四个方面继续寻求商务合作项目。在第二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中日签署了10个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项目。
第三，强化双边交流。“战略互惠”关系重点强调了两国扩大交流的重要性，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写道：中日双方“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也把“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列入其中。公报中还强调：“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说明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也是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环节。可见在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方面，不仅启动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也增加了两国外交当局在安全、经济国际问题等领域的磋商，同时增加了防务交流人员往来方面的具体内容。2007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前后，中日军事交流出现了三个“第一次”：一是中国“深圳”号访日开创了中日军事交流的第一个“第一次”；另一个“第一次”则出现在军舰动身之前，中方邀请日方于2007年9月派员赴华观摩‘勇士-2007’步兵师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第三个“第一次”是中国军舰访日之前，身着军装的中国军旅艺术家在日本的舞台上登台献艺。2007年12月中日经济战略对华会议也在北京启动。
中日关系走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2007年，尽管中日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日关系仍然处于历史性转折时期，复杂的内外背景仍将使中日关系走势相对脆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认识问题还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性。长期以来，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两国国民情感和双边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中方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放弃一贯的原则立场，而决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继续持偏右立场的社会土壤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战后日本在完成“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之后，其国家战略开始转向追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日本国内“国家主义”上升，民族主义发展势头迅猛，在谋求政治大国化方面取得明显成果。为实现这一国家战略，日本政坛的主体思路仍然是甩掉 “包袱”。尽管新任首相福田康夫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态度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否定战争的“皇国史观”仍有一定市场，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言行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所以在历史问题上，中日关系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在所难免。由此引发的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将出现反复。
第二，中日之间在经济能源开发等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高层互访打破了僵局，但并非以为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在关系较深的经济领域，日本对华进口也不乏歧视性做法，尤其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特别是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严重违反某些平等互惠原则。例如针对中国的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日本政府规定对799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定总计达54782个残留标准，是原标准的5.8倍；对没有设定标准的，将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几乎为现有仪器的最低检测限度。这些极其苛刻的规定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直接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影响。
第三，日本对华戒备心理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各有所长，各自具有的优势在长时间内都无法替代。中国的发展潜能和市场优势，日本在金融和IT方面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加，对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产业的升级和防范金融风险显然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将从不同方向带动东亚合作的发展。然而，在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上，近年来中日两国分歧不小，中国主张以“10+3”（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为主线逐步推动区域合作的进展。日本则主张以“10+3+3”为框架加以推进，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来平衡中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意图不言自明。日本防卫省智囊机构在日前发表的《2007年东亚战略概观》中，呼吁“对中国试图主导东亚”要保持警惕。
第四，日本国内对中日之间“战略互惠”关系并未达成共识。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中日两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对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目前还看不清，而日本也对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说是“弄不懂”。尤其是日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存在战略性思维混乱，表现不够成熟。例如，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积极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但是日本政界却有相当一批政客根深蒂固地认为中日关系存在巨大的、潜在的战略冲突。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界最终决策究竟会选择“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还是“战略互害的中日关系”，还无法作出判断，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抱有深刻的忧虑。
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努力方向
要使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今后两国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应该扩大视野，不断寻求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互为邻国，决定了两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上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和配合方能实现。不可否认共同利益的背面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但冲突双方一旦选择合作，冲突就可能转化为共同利益。互利互惠和共同利益是中日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双方确定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下，如何更多地看清两国共同利益，并引领两国国民为扩大共同利益而努力是两国决策层的明智选择。中日同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中国是经济处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应从经济建设总目标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各种先进资源，加速发展自己。日本作为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有市场容量有限，产业结构有待调整的种种问题。在未来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中，应着重强调共同利益，为实现双赢而开展务实合作。中日两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安全是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如何面对油源和海上油路的安全，实现稳定的能源供应也是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当然，在这个领域，还涉及资源和能源政策方面、如何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共同开发、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等。2007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突破2365.8亿美元，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如何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实现两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是涉及两国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两国在东亚地区面临一系列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可见，两国在许多领域、更广泛的区域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远远超出彼此的对立和分歧。
其次，克服冷战思维，正视对方的存在和发展。
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经济奇迹，是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等生”。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破灭，经济进入长达连续十几年的低迷期，使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20余年的高增长，实力明显上升，并与国际经济的融入度不断加深，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大有赶超日本经济之势。这一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让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始终处于亚洲领先地位的日本缺乏思想准备。日本决策层既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给日本带来的商业机遇，又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心存疑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既有地位和利益。这种复杂的心态往往影响到其对华政策选择。如：“中国威胁论”等一些不符合中国发展客观事实的种种论调在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并不时浮出“水面”给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干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发展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政策，支撑了亚洲金融市场的回稳。之后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中国。当然，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调整，目前也走上了“自律性”增长的轨道，今后仍将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日两国都只有相互尊重对方，并努力从对方的经济增长中找到自己持续发展的合作元素，才能更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相互补充和健康发展。
再者，加深交流力度，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作为战略合作双方，互信是基本要求，也是深化合作和实现互惠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相互缺乏充分的战略互信。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战略互惠”这一新的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中是摆在今后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在日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都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本来中日两国由于存在着历史认识、东海争端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要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两国之间缺乏信任，别说是两国之间存在各种问题，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问题也会由于互不信任而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必要的。不仅要增加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更需要增加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尤其是在目前两国国民之间对立情绪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进一步加强包括民间在内的各个层次的交流力度，使各种层次的交流机制化、规模化、恒常化，才能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培育两国人民的亲近感，从而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另外，耐心对话，冷静处理东海争端。
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客观事实。中国方面认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东海海底的地形地貌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沟。该海沟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陆架与日本琉球群岛的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所以在冲绳海沟中国一侧应该属于中国所管辖的专属经济区。而日本则强调日中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应该以日中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为界线。东海争端不仅仅是能源问题，其实质是海权归属和领土争端等深层次问题，需要两国的耐心与智慧。为妥善处理东海问题，中日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在不损害双方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较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目前，双方已经决定提高对话级别，就此合作进行更加深入的磋商，拿出双方均能接受的具体合作方案。在具体合作方案出台之前，两国政府和职能部门应以中日合作大局为重，谨慎处理有关东海的相关事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还要从全球格局着眼，考虑地区合作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亚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趋上升；日本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对周边国家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多；中日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日趋增加。中日应该对未来认真地做一些工作，看能不能谋求一个能够共同享受、共同拥有的未来。历史上日本的东亚合作政策主要是顾忌美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各种区域合作倡议大多圈定于“太平洋共同体”、“环太平洋经济圈”等超越东亚地区的框架，要求不仅要包括北美和大洋洲，还要覆盖太平洋全域。随着东亚地区国家经济的不断崛起和东亚的贸易依存度的不断上升，日本开始意识到东亚经济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为，因此，深知强化与东亚国家经济依存度是日本自身发展的利益所在。然而，近年“10+3”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即开始从积极推动变为消极怠工，尤其担心中国在地区做大，并积极主张在“10+3”之外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国，其主要意图是借用澳、新等同盟力量制衡中国的作用。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是东亚经济的重心，但从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过程看，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国家进行FTA谈判，而三者之间的FTA谈论仍旧停留于学者之间。中日之间FTA谈判更是没有时间表，为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东亚区域对话进程确有进展，并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动，中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真诚合作，否则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容乐观。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长期从事日本、亚洲及世界经济问题研究，曾两次作为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官赴日工作，主要专业研究方向：日本经济、中日关系和世界经济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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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曹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