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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降，作为兰州四大书院之一的求古书院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清廷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从“书院”改为“学堂”、变革教学内容等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既是位于西北边陲地区的甘肃对于晚清政府应对时变的政策所作的积极响应，也是甘肃近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求古书院；清末新政；速成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近代化
书院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唐中业兴起到晚清新政时期改“书院”为“学堂”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作为甘肃省立书院的“求古书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体现了同一时期书院教育发展的弊端。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升温对书院教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书院教育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教育体系的演变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近代以来清政府面临的内外局势为背景，以求古书院为切入点分析甘肃省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
一、 “求古书院”
明景泰间（1450～1456年），著名理学家段坚在兰州东关段家台（今中心广场西口）聚徒讲学，学成者颇多。段坚讲学之地因此被称为容思书院，是见于史料甘肃最早的书院。清朝各省的府州县亦多设有书院，时谭钟麟任陕甘总督，目睹甘肃“边远贫瘠，屯军岁饷数百万皆仰给他省，又以久遭兵燹士多失学”，光绪八年（1882年）陆廷黻任甘肃学政，出巡至平凉、庆阳、宁夏、固原等地，案临考试，发现考生试卷上八股文浅薄，试帖诗多未叶韵，回到兰州后，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并于次年创建求古书院（旧址在今兰州市城关区贡元巷区文教局及其毗邻的兰州市少年宫东楼）。求古书院与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立的兰山书院是为当时甘肃省（1929年以前的甘肃省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在政区上为一个整体）属书院。
二、 “求古书院”发展中滋生的弊端
清代求古书院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书院一样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庸而存在，书院与科举合拍的考试内容将其完全纳入科举轨道。求古书院每月都要进行“官课”和“堂课”，安排在上旬每月一次的“官课”，由地方高级官吏总督、学政等亲自主考。由书院自己主考的“堂课”安排在下旬，相隔十天，求古书院在初九、十九、二十九进行考试，都有定例。求古书院的官课属于随意命题，中旬堂课解经一篇，试帖一首，下旬赋一篇，试帖一首，遇乡试年份解经改为经文，赋改为策问两道。书院学生以自学为主，辅以山长讲经，由于此时的书院已经完全纳入科举的轨道，因此学生大多研读参加科举所需要的“四书”“五经”大清律、史书等，以期借此步入仕途。
而且学生的自习方法都规定得死板而机械，如书院在书院条规规定：“在院肄业诸生，每日晨起写大小楷二三百字，上午读《四书》一板（页），五十过；《五经》一板，五十过，下午读《时文》一篇，四十过；诗一首，四十过，灯下或看书、抄摘，或作试帖不拘。遇到乡试年份更要把学习重点放在试帖、策问、经文、诗赋等应试项目上。”
长此以往，求古书院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亦积弊成习，正如《中国书院制度》中所言：“教者失其所以为教，学者失其所以为学，有心人惄焉忧之，语其通病约有数端：一曰山长充数不问品学也，一曰士风浮夸动滋事端也……虽朝廷一再通谕告诫，然积重难返，亦视同具文。间有一二有司，欲力图振作，盖亦难矣”，可视为同一时期书院的通病。除此之外，清王朝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了由官府直接拨款或由官府经理书院经费的办法，掌控书院的经济自主权，不断增加书院对官府的依赖性。
1893年，学政蔡金台请变通甘肃各学校教育内容，裁汰冗员，以适应变化的形式。陕甘总督陶模又于1896年在向清政府的奏稿中强调“科举纵不能废，而无用之诗赋宜裁；科学纵不能精，而固有之算术宜习”，并决定在兰山、求古两书院增加算学一科，以“应时机而开风气”。
但一般顽固守旧势力，一闻书院增加数学，则“群起而阻挠之”，认为兰山书院“以制艺为主”，求古书院“以诗赋为重”，不宜开设数学，违反固有旨意。致使一般士子“不愿肄业兰山、求古两书院”。地方长官“亦听其自然”，于是增设数学之举终成泡影。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向西方学习的新式人才方能挽颓局，图振兴。而求古书院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调整，既是晚清政府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又是甘肃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求古书院”新形势下的变革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书院教育本身的弊端，变革传统书院教育的呼声愈来愈多。
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由此而招致的八国联军大举入侵，《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改革，清政府迫于舆论与列强的压力宣布实行以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以挽救晚清政府统治危机。1901年清廷谕令各省创办大学堂，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州）设小学堂。以后各府厅州县相继设立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等。
1904年清廷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形成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到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同时还开办以师范与实业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甘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1901年为了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清政府给甘肃分摊了每年30万两的白银。如何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发展新式教育便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
此前维新变法之际康有为在其《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各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也有公立书院、义学……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贴之业，所延多庸陋之师……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書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中西兼学之学校”。这样便可以解决创办学堂的经费问题，对于甘肃亦多有借鉴意义。所以甘肃的各个书院并不是一律关闭停办，而是采取改办、改设的方式逐步废弃的，求古书院正是在此基础上直接改为“速成师范学堂”。 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不禁让国人想起之前一样惨败的甲午战争，日本先后战胜两大帝国，被视为立宪之于帝制的胜利，举国上下要求模仿日本向西方学习实行立宪的呼声愈来愈烈，列强亦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
及至1906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大力提倡政法和师范教育，鼓励甘肃学生远赴日本求学，而赴日本高等师范留学，先入师范预科学习两年，再入本科三年，五年后则有合格师资可用。但往返约需六年，缓不济急，只得模仿日本速成师范之制，由新任总督升允决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求古书院改设为速成师范学堂。
速成师范学堂学制为一年，开设经学、史学、算术、英文、修身、伦理等十一门课程，其中有的课程设而未开，有些课程虽然开设但由于师资困难和学生的偏好以及出身关系科举气氛仍然很浓厚，许多方面只能沿袭旧儒学的套路，甚至学堂内部也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习气：速成师范每期按定额，有学生60名，13名教职员的编制，此外还设有听事、茶房、打扫夫、斋夫、伙夫、马夫、轿夫等各个工种的夫役，负责服侍学堂的教职员和学生，可见直接由书院转变而来的速成师范学堂在其人员编制方面仍然留有旧式书院教育的积习。
由于在奏定和钦定学堂章程对于培养初、高等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机关的设置中，除了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之外并没有速成师范学堂这一名称，为了统一师范学堂的体制规范，1908年决计将速成师范学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
初级师范学堂是一所五年制的正规师范学堂，所修课程分修身、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学、博物、体操等12门。但此时学堂的“西學”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师也多是滥竽充数，以博物为例，教师在讲植物提到甘肃各地所最常见的枸杞时，只是根据《尔雅》《说文》《扬子法言》《经典诗文》的训诂加以诠释，却不提一般的形态特征及其性能，更谈不上栽培等问题了。
而且和其他新学堂一样面临着合格的“西学”教习不足的问题，即使一些有志之士愿意以较优厚的待遇聘请西学教习，也难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困境，可见改制后的师范学堂在发展过程中，教学条件很不完善，师范教育很不规范，但他们培养的学生仍然将接受的近代教育的点滴知识带到了社会底层，还是具有开创性的业绩。
四、 结语
近代以降，清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使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外亦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改革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持清廷的统治，以便长期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服务，这也是以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展开的客观条件。
同时，传统的书院在承载并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优越性随着其自身长期以来滋生的弊端及外国列强的侵入而日益转变为其局限性，因此革新书院教育成为众望所归。清廷在由“书院”到“学堂”的过程中为各省提供了各种章程、法令依据，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之下，甘肃求古书院实现由传统“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是对清廷谕令的积极回应也是其克服内部积弊的必然选择。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求古书院作为甘肃省立书院于1906年才实现这一转变，比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提倡教育改革晚了五年，可见居于西北内陆地区的甘肃在改变传统教育体制方面仍然具有滞后性。
虽然经由求古书院直接改制而来的学堂教学内容仍以培养传统忠孝观念为主，教学方法也应接受西学的师资力量薄弱而鲜有创新，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不仅仅是求古书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面临的困境，而是传统“书院”改近代“学堂”这一大趋势中新式教育所面临的共性。而求古书院先后改制为“速成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着重培养师资力量，这也是保证新政能够顺利推行的有力措施，是符合甘肃教育近代化发展潮流的，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传燧.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2]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第20卷）[M].1911：7.
[3]邓明.历史上兰州的四大书院[A].甘肃文史资料选集，第4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9.
[4]蒋制心，张嘉馥.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J].兰州学刊，1981（1）：88-90 81.
[5]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M].上海：中华书局，1934：222.
[6]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大事记（第二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201.
[7]甘青宁史略正编（卷25）[M].第37页.
[8]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第59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28.
[9]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大事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第204.
[10]谢遐龄.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393.
[11]刘用.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A].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8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98.
作者简介：李淑荷，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求古书院；清末新政；速成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近代化
书院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唐中业兴起到晚清新政时期改“书院”为“学堂”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作为甘肃省立书院的“求古书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体现了同一时期书院教育发展的弊端。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升温对书院教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书院教育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教育体系的演变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近代以来清政府面临的内外局势为背景，以求古书院为切入点分析甘肃省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
一、 “求古书院”
明景泰间（1450～1456年），著名理学家段坚在兰州东关段家台（今中心广场西口）聚徒讲学，学成者颇多。段坚讲学之地因此被称为容思书院，是见于史料甘肃最早的书院。清朝各省的府州县亦多设有书院，时谭钟麟任陕甘总督，目睹甘肃“边远贫瘠，屯军岁饷数百万皆仰给他省，又以久遭兵燹士多失学”，光绪八年（1882年）陆廷黻任甘肃学政，出巡至平凉、庆阳、宁夏、固原等地，案临考试，发现考生试卷上八股文浅薄，试帖诗多未叶韵，回到兰州后，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并于次年创建求古书院（旧址在今兰州市城关区贡元巷区文教局及其毗邻的兰州市少年宫东楼）。求古书院与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立的兰山书院是为当时甘肃省（1929年以前的甘肃省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在政区上为一个整体）属书院。
二、 “求古书院”发展中滋生的弊端
清代求古书院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书院一样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庸而存在，书院与科举合拍的考试内容将其完全纳入科举轨道。求古书院每月都要进行“官课”和“堂课”，安排在上旬每月一次的“官课”，由地方高级官吏总督、学政等亲自主考。由书院自己主考的“堂课”安排在下旬，相隔十天，求古书院在初九、十九、二十九进行考试，都有定例。求古书院的官课属于随意命题，中旬堂课解经一篇，试帖一首，下旬赋一篇，试帖一首，遇乡试年份解经改为经文，赋改为策问两道。书院学生以自学为主，辅以山长讲经，由于此时的书院已经完全纳入科举的轨道，因此学生大多研读参加科举所需要的“四书”“五经”大清律、史书等，以期借此步入仕途。
而且学生的自习方法都规定得死板而机械，如书院在书院条规规定：“在院肄业诸生，每日晨起写大小楷二三百字，上午读《四书》一板（页），五十过；《五经》一板，五十过，下午读《时文》一篇，四十过；诗一首，四十过，灯下或看书、抄摘，或作试帖不拘。遇到乡试年份更要把学习重点放在试帖、策问、经文、诗赋等应试项目上。”
长此以往，求古书院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亦积弊成习，正如《中国书院制度》中所言：“教者失其所以为教，学者失其所以为学，有心人惄焉忧之，语其通病约有数端：一曰山长充数不问品学也，一曰士风浮夸动滋事端也……虽朝廷一再通谕告诫，然积重难返，亦视同具文。间有一二有司，欲力图振作，盖亦难矣”，可视为同一时期书院的通病。除此之外，清王朝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了由官府直接拨款或由官府经理书院经费的办法，掌控书院的经济自主权，不断增加书院对官府的依赖性。
1893年，学政蔡金台请变通甘肃各学校教育内容，裁汰冗员，以适应变化的形式。陕甘总督陶模又于1896年在向清政府的奏稿中强调“科举纵不能废，而无用之诗赋宜裁；科学纵不能精，而固有之算术宜习”，并决定在兰山、求古两书院增加算学一科，以“应时机而开风气”。
但一般顽固守旧势力，一闻书院增加数学，则“群起而阻挠之”，认为兰山书院“以制艺为主”，求古书院“以诗赋为重”，不宜开设数学，违反固有旨意。致使一般士子“不愿肄业兰山、求古两书院”。地方长官“亦听其自然”，于是增设数学之举终成泡影。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向西方学习的新式人才方能挽颓局，图振兴。而求古书院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调整，既是晚清政府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又是甘肃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求古书院”新形势下的变革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书院教育本身的弊端，变革传统书院教育的呼声愈来愈多。
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由此而招致的八国联军大举入侵，《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改革，清政府迫于舆论与列强的压力宣布实行以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以挽救晚清政府统治危机。1901年清廷谕令各省创办大学堂，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州）设小学堂。以后各府厅州县相继设立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等。
1904年清廷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形成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到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同时还开办以师范与实业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甘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1901年为了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清政府给甘肃分摊了每年30万两的白银。如何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发展新式教育便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
此前维新变法之际康有为在其《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各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也有公立书院、义学……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贴之业，所延多庸陋之师……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書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中西兼学之学校”。这样便可以解决创办学堂的经费问题，对于甘肃亦多有借鉴意义。所以甘肃的各个书院并不是一律关闭停办，而是采取改办、改设的方式逐步废弃的，求古书院正是在此基础上直接改为“速成师范学堂”。 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不禁让国人想起之前一样惨败的甲午战争，日本先后战胜两大帝国，被视为立宪之于帝制的胜利，举国上下要求模仿日本向西方学习实行立宪的呼声愈来愈烈，列强亦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
及至1906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大力提倡政法和师范教育，鼓励甘肃学生远赴日本求学，而赴日本高等师范留学，先入师范预科学习两年，再入本科三年，五年后则有合格师资可用。但往返约需六年，缓不济急，只得模仿日本速成师范之制，由新任总督升允决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求古书院改设为速成师范学堂。
速成师范学堂学制为一年，开设经学、史学、算术、英文、修身、伦理等十一门课程，其中有的课程设而未开，有些课程虽然开设但由于师资困难和学生的偏好以及出身关系科举气氛仍然很浓厚，许多方面只能沿袭旧儒学的套路，甚至学堂内部也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习气：速成师范每期按定额，有学生60名，13名教职员的编制，此外还设有听事、茶房、打扫夫、斋夫、伙夫、马夫、轿夫等各个工种的夫役，负责服侍学堂的教职员和学生，可见直接由书院转变而来的速成师范学堂在其人员编制方面仍然留有旧式书院教育的积习。
由于在奏定和钦定学堂章程对于培养初、高等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机关的设置中，除了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之外并没有速成师范学堂这一名称，为了统一师范学堂的体制规范，1908年决计将速成师范学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
初级师范学堂是一所五年制的正规师范学堂，所修课程分修身、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学、博物、体操等12门。但此时学堂的“西學”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师也多是滥竽充数，以博物为例，教师在讲植物提到甘肃各地所最常见的枸杞时，只是根据《尔雅》《说文》《扬子法言》《经典诗文》的训诂加以诠释，却不提一般的形态特征及其性能，更谈不上栽培等问题了。
而且和其他新学堂一样面临着合格的“西学”教习不足的问题，即使一些有志之士愿意以较优厚的待遇聘请西学教习，也难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困境，可见改制后的师范学堂在发展过程中，教学条件很不完善，师范教育很不规范，但他们培养的学生仍然将接受的近代教育的点滴知识带到了社会底层，还是具有开创性的业绩。
四、 结语
近代以降，清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使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外亦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改革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持清廷的统治，以便长期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服务，这也是以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展开的客观条件。
同时，传统的书院在承载并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优越性随着其自身长期以来滋生的弊端及外国列强的侵入而日益转变为其局限性，因此革新书院教育成为众望所归。清廷在由“书院”到“学堂”的过程中为各省提供了各种章程、法令依据，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之下，甘肃求古书院实现由传统“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是对清廷谕令的积极回应也是其克服内部积弊的必然选择。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求古书院作为甘肃省立书院于1906年才实现这一转变，比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提倡教育改革晚了五年，可见居于西北内陆地区的甘肃在改变传统教育体制方面仍然具有滞后性。
虽然经由求古书院直接改制而来的学堂教学内容仍以培养传统忠孝观念为主，教学方法也应接受西学的师资力量薄弱而鲜有创新，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不仅仅是求古书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面临的困境，而是传统“书院”改近代“学堂”这一大趋势中新式教育所面临的共性。而求古书院先后改制为“速成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着重培养师资力量，这也是保证新政能够顺利推行的有力措施，是符合甘肃教育近代化发展潮流的，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传燧.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2]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第20卷）[M].1911：7.
[3]邓明.历史上兰州的四大书院[A].甘肃文史资料选集，第4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9.
[4]蒋制心，张嘉馥.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J].兰州学刊，1981（1）：88-90 81.
[5]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M].上海：中华书局，1934：222.
[6]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大事记（第二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201.
[7]甘青宁史略正编（卷25）[M].第37页.
[8]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第59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28.
[9]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大事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第204.
[10]谢遐龄.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393.
[11]刘用.清末甘肃师范教育概况[A].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8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98.
作者简介：李淑荷，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