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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在融入城市和人际互动过程中,也有诸多的冲突和无奈。本文试图以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视角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寻求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设置以及合理制度性安排。
关键词:农民工 市民冲突 雇主冲突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世界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矛盾。达伦多夫在对待冲突这个问题上吸收接纳了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并发展出自己的辩证冲突理论。达伦多夫认为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和冲突同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社会都基于一些成员对其他一些成员的强制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也处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可以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来分析并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
一、农民工进城的背景与现实状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也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大。农民工顺应时代的潮流,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谋生求发展。在我国统筹城乡一体化下,农民工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必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原有的社会领域、社会结构、社会功能都在不断分化,我们面临着一些发展机遇,同时也附带着许多社会冲突。其中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冲突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成为了打工者。不管情愿与否,人们都习惯性地把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既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工业化机器轰鸣意味的称谓,形象地刻画出农村进城打工者的尴尬地位。职业与身份的分离使得农民工处在一个双重矛盾的地位。他们生活在城市,却没有融入到城市生活,干的是城市中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却很少得到跟城市工人一样的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农民工群体处在城市的边缘游离地位。
美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研究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 。而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冲突和矛盾,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利益交织复杂,其中城市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冲突等就是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典型表现。
二、进城农民工发生某种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认为,研究产生团体冲突的社会结构要素,必须从权威概念入手。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单位是社会地位,而在多数社会结合形式中,都有两种不同的地位:一种称为统治地位,其占有者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有发布命令的合法权力,即拥有权威;另一种则处于服从地位,其占有者必须服从命令,即丧失权威。一切社会组织都基于上层地位与下层地位的区别之上,“在一强制统合起来的群体中的每一种地位都可被认为不是属于统治的群体就是属于被统治的群体。”
正是这种权威体系为社会内在冲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执掌权力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准群体和群体之间为保持或改变地位、现状的斗争便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或快或慢地将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
根据此理论分析,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就生存状况、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方面来看,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农民工进城后,长期作为一个城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很少,也无法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权利等。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农民工对市民社会不信任,缺乏归属感,这为产生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也是有因可循的,在一些地区某些地方,部分雇主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故意延长农民工工作时间,任用短期的农民工,不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在发生冲突后,农民工冲突的斗争采取罢工或者其他极端方式表达情绪。经常有农民工为讨回工资发生跳楼的新闻见诸报端,这都是矛盾冲突升级后的极端表现。
这些冲突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反映出来的。早在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农民工就被定义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实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这仍然是丞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辩证冲突理论权威结构的看法,农民工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的服从地位或者说是被统治的一方,他们处于城市边缘的游离地位是有其复杂原因的,但是究其主要方面有以下两点:
(一)社群隔离。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晴雨计。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是社会研究要考察的因素。在社会冲突理论中,关于统治与被统治地位的解释可以用来分析从心理方面来解决冲突的原因。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以后,虽然身份已经从农民转变到了工人,相对以往是一个身份的提升。但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在投身的城市中,处于收入比城市工人低、生活更加贫困、社会保障更缺乏的状况。他们面临着强烈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里人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城市居民在社会竞争、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比较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心理上也表现出一种权威感,即城市居民处于一个优势的支配地位。而农民工从心理上非常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和接纳,如模仿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他们对城市居民这种身份是向往并且是服从这种地位的。农民工与城里人从互动角度来说,二者互动不是双向的并且农民工在于城里人的互动关系中处于谦卑和服从的位置。他们的利益实际是不相容的:前者即城市居民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而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
(二)资源剥夺。
社会冲突理论主张,社会秩序建立在高压统治与剥削之上。利用其观点来分析农民工问题不难看到,就业只不过是反映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农民工从就业状况来看,并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从属被动地位,只是对社会阶层状况的一种反映。虽然农民工劳动力付出极大,收入低且风险大,但很少得到丰厚的回报而跻身社会更高层。农民工最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是流向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则很小。
再进一步细究发现,农民工与普通城市居民的冲突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主与其之间的冲突。企业主与农民工形成了劳资关系,二者之间进行劳动力和报酬的交换。然而这种普遍的劳资关系却引发了一个问题:企业主拖欠农民工工资。用达伦多夫提出的强度和烈度来分析我国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程度可见:强度方面,城市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主是整个社会群体里较顶端的资源占有者。而农民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资源都不占有,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一个社会的权威关系与其他资源分配关系相互重叠并沿两极分化时,对抗结构就会加强,冲突的强度就会上升。农民工处在社会的底层,拥有资源太少注定了与企业主的冲突强度高;烈度方面,普通城市人跟企业主比较虽有有差距,但没有生存压力,属于“相对剥夺”。而我国现在的许多农民工往往在生存线上挣扎,处于“绝对剥夺”的状态,同时,我国目前缺少行之有效的调节机制,无法到达较高的调节程度。
三、 化解农民工社会冲突的方法措施
引起农民工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以下缓和冲突的方法。
(一)建立新市民制度。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冲突既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的自我认同,又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如何避免农民工对城市的自我疏离以构建和谐城市是化解当前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市民制度正是基于此被提上议程。所谓的新市民制度是要通过制度化途径,使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市民化(市民化即身份平等化),真正地平等融入城市社会,和睦共处。我国新市民制度就是居民身份平等化的过程,也将是一个身份平民化的过程。 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应平等地享有居住、迁徙、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权利;政府应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和针对城镇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等。
(二)建立冲突释放的机制。
社会冲突理论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是解决冲突释放的一个机制,即社会系统运行中敌对情绪得到释放,缓解紧张的机制。这是非现实性的冲突,即冲突并非有确切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宣泄敌对情绪。科塞把这种提供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的制度称为“安全阀”。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互动最频繁的是与城市居民和企业主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农民工由于处于利益剥夺的地位,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与地位,这时,农民工与企业主或者单个城市人之间的冲突就成了“安全阀”。所以要采取畅通农民工意愿的表达渠道,法院或者是法律机构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和服务等措施;利用社会力量完善纠纷调解机制,出现矛盾及时调解。
(三)建立合理的流动机制。
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是建立合理流动机制的前提。
关于流动,韦伯就认为渠道的不畅很容易产生冲突。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他们并没有渴望要快速上升到社会的顶层,成为精英。农民工占有极少的社会资源,被边缘化情况比较严重,必须要畅通农民工向上向外流动的渠道,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来保障他们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一旦农民工有了上升的机会,冲突中农民工对外界的对抗力量就会部分转移到农民工内部为争夺上升机会的竞争中,冲突的强度由此可以得到减弱。为此,要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且这种培训要制度化;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各类组织等。
总的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冲突,不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均等对待产生的问题。冲突问题要解决依赖于制度的革新,比如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教育、医疗保障制度。只有充分重视了这些冲突及其背后的因素,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使全社会人民平等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作者:郑州大学2009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
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
[4]束鹏.西方社会冲突理论: 当前我国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研究的一个视角.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关键词:农民工 市民冲突 雇主冲突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世界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矛盾。达伦多夫在对待冲突这个问题上吸收接纳了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并发展出自己的辩证冲突理论。达伦多夫认为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和冲突同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社会都基于一些成员对其他一些成员的强制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也处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务工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可以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来分析并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
一、农民工进城的背景与现实状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国也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大。农民工顺应时代的潮流,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谋生求发展。在我国统筹城乡一体化下,农民工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必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原有的社会领域、社会结构、社会功能都在不断分化,我们面临着一些发展机遇,同时也附带着许多社会冲突。其中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冲突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成为了打工者。不管情愿与否,人们都习惯性地把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既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工业化机器轰鸣意味的称谓,形象地刻画出农村进城打工者的尴尬地位。职业与身份的分离使得农民工处在一个双重矛盾的地位。他们生活在城市,却没有融入到城市生活,干的是城市中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却很少得到跟城市工人一样的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农民工群体处在城市的边缘游离地位。
美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研究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 。而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冲突和矛盾,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利益交织复杂,其中城市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冲突等就是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典型表现。
二、进城农民工发生某种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认为,研究产生团体冲突的社会结构要素,必须从权威概念入手。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单位是社会地位,而在多数社会结合形式中,都有两种不同的地位:一种称为统治地位,其占有者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有发布命令的合法权力,即拥有权威;另一种则处于服从地位,其占有者必须服从命令,即丧失权威。一切社会组织都基于上层地位与下层地位的区别之上,“在一强制统合起来的群体中的每一种地位都可被认为不是属于统治的群体就是属于被统治的群体。”
正是这种权威体系为社会内在冲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执掌权力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准群体和群体之间为保持或改变地位、现状的斗争便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或快或慢地将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
根据此理论分析,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就生存状况、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方面来看,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农民工进城后,长期作为一个城市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很少,也无法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权利等。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农民工对市民社会不信任,缺乏归属感,这为产生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也是有因可循的,在一些地区某些地方,部分雇主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故意延长农民工工作时间,任用短期的农民工,不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在发生冲突后,农民工冲突的斗争采取罢工或者其他极端方式表达情绪。经常有农民工为讨回工资发生跳楼的新闻见诸报端,这都是矛盾冲突升级后的极端表现。
这些冲突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反映出来的。早在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农民工就被定义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实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这仍然是丞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辩证冲突理论权威结构的看法,农民工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的服从地位或者说是被统治的一方,他们处于城市边缘的游离地位是有其复杂原因的,但是究其主要方面有以下两点:
(一)社群隔离。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晴雨计。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是社会研究要考察的因素。在社会冲突理论中,关于统治与被统治地位的解释可以用来分析从心理方面来解决冲突的原因。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以后,虽然身份已经从农民转变到了工人,相对以往是一个身份的提升。但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在投身的城市中,处于收入比城市工人低、生活更加贫困、社会保障更缺乏的状况。他们面临着强烈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里人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城市居民在社会竞争、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比较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心理上也表现出一种权威感,即城市居民处于一个优势的支配地位。而农民工从心理上非常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和接纳,如模仿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他们对城市居民这种身份是向往并且是服从这种地位的。农民工与城里人从互动角度来说,二者互动不是双向的并且农民工在于城里人的互动关系中处于谦卑和服从的位置。他们的利益实际是不相容的:前者即城市居民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而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
(二)资源剥夺。
社会冲突理论主张,社会秩序建立在高压统治与剥削之上。利用其观点来分析农民工问题不难看到,就业只不过是反映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农民工从就业状况来看,并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从属被动地位,只是对社会阶层状况的一种反映。虽然农民工劳动力付出极大,收入低且风险大,但很少得到丰厚的回报而跻身社会更高层。农民工最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是流向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则很小。
再进一步细究发现,农民工与普通城市居民的冲突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主与其之间的冲突。企业主与农民工形成了劳资关系,二者之间进行劳动力和报酬的交换。然而这种普遍的劳资关系却引发了一个问题:企业主拖欠农民工工资。用达伦多夫提出的强度和烈度来分析我国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程度可见:强度方面,城市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主是整个社会群体里较顶端的资源占有者。而农民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资源都不占有,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一个社会的权威关系与其他资源分配关系相互重叠并沿两极分化时,对抗结构就会加强,冲突的强度就会上升。农民工处在社会的底层,拥有资源太少注定了与企业主的冲突强度高;烈度方面,普通城市人跟企业主比较虽有有差距,但没有生存压力,属于“相对剥夺”。而我国现在的许多农民工往往在生存线上挣扎,处于“绝对剥夺”的状态,同时,我国目前缺少行之有效的调节机制,无法到达较高的调节程度。
三、 化解农民工社会冲突的方法措施
引起农民工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以下缓和冲突的方法。
(一)建立新市民制度。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冲突既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的自我认同,又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如何避免农民工对城市的自我疏离以构建和谐城市是化解当前冲突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市民制度正是基于此被提上议程。所谓的新市民制度是要通过制度化途径,使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市民化(市民化即身份平等化),真正地平等融入城市社会,和睦共处。我国新市民制度就是居民身份平等化的过程,也将是一个身份平民化的过程。 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应平等地享有居住、迁徙、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权利;政府应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和针对城镇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等。
(二)建立冲突释放的机制。
社会冲突理论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是解决冲突释放的一个机制,即社会系统运行中敌对情绪得到释放,缓解紧张的机制。这是非现实性的冲突,即冲突并非有确切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宣泄敌对情绪。科塞把这种提供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的制度称为“安全阀”。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互动最频繁的是与城市居民和企业主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农民工由于处于利益剥夺的地位,无法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与地位,这时,农民工与企业主或者单个城市人之间的冲突就成了“安全阀”。所以要采取畅通农民工意愿的表达渠道,法院或者是法律机构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和服务等措施;利用社会力量完善纠纷调解机制,出现矛盾及时调解。
(三)建立合理的流动机制。
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是建立合理流动机制的前提。
关于流动,韦伯就认为渠道的不畅很容易产生冲突。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他们并没有渴望要快速上升到社会的顶层,成为精英。农民工占有极少的社会资源,被边缘化情况比较严重,必须要畅通农民工向上向外流动的渠道,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来保障他们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一旦农民工有了上升的机会,冲突中农民工对外界的对抗力量就会部分转移到农民工内部为争夺上升机会的竞争中,冲突的强度由此可以得到减弱。为此,要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且这种培训要制度化;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各类组织等。
总的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冲突,不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均等对待产生的问题。冲突问题要解决依赖于制度的革新,比如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教育、医疗保障制度。只有充分重视了这些冲突及其背后的因素,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使全社会人民平等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作者:郑州大学2009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
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
[4]束鹏.西方社会冲突理论: 当前我国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研究的一个视角.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