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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照必须扎上扫帚辫
上世纪70年代结婚有许许多多的清规戒律，弄得你娶也没法娶，嫁也无法嫁。
前奏曲之一是拍结婚照。已是1977年的夏末，“文革”的雷声虽然逐渐远去，但余威犹在。我们找的是杨浦著名的红光照相馆。妻子在好友陪伴下去理发店做头发。当时的理发店还不敢越雷池半步开设烫发染发等业务，只能象征性地在爱美爱漂亮的女孩头发上做一些花样。便是如此也行不通，红光照相馆的摄影师一见便连连摇头，说，这种资产阶级的发型是不可以拍结婚照的！只得在他的开导、诱导加上帮助下，作了一番无产阶级化的处理：找来两根橡皮筋将头发扎成两把扫帚短辫，方才可以坐上摄影机前的板凳，很历史地留下我们的结婚照。
犹记得当时很搞笑的一幕：一对年轻男女来红光取照片，是他们自己用照相机在公园里的留影，忽然被照相馆扣下了，店员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们拍了一些黄色照片。女孩倚在一棵弯弯曲曲的树桩上摆出各类姿势，绝对是“四旧”，绝对是思想不健康，绝对不那么革命化！争吵的结果，照相馆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去了派出所，这对男女便被请进去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再教育了。我相信，在红光照相馆有类似遭遇的肯定不止一家。
男女相加55岁才能结婚
结婚要打结婚证，打结婚证之前先得由厂子里开结婚证明。当时女十八、男二十的“婚姻法”已经被砸烂了，这就得按没有法律条文的上海地方法规办：档次一下子升级了，男30，女25，男女的年龄相加必须达到55周岁以上才可以开结婚证明。这一棍子下来，我和女友的年龄不到位，没达标：我青春28，她芳龄26，相加的结果恰恰少了一岁！这一岁偏偏少在了男方我的头上。缺了这一张盖有厂革委会图章的纸片还硬是路路不通———凭结婚证明，方可去民政部门打结婚证，方可去商店购买五斗橱、夜壶、方桌、马桶、大中小一套浴盆等，方可去木柴商店购买打家具的木头、木板、方子等等。
没办法，只能脚勤快地往厂工会办公室多跑几趟。虽然和工会打过一些交道，但与负责此类事情的那位女士偏偏不熟，记得好像姓余，四十多岁。好在我这个人的脸皮有时候会像砖头一般厚，再加上一来二去倒也把夹生饭煮熟了，便趁机求她开开恩，放我一马。起初，她的脸有点像“智取威虎山”中“防冷涂的蜡”，百毒不侵，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的规定，不好瞎来的，违反规定会被处分的。后来见我是“三好学生”———态度好，说话好，腔调好（不过话得说回来了，我有求于她，能不“三好”“五好”吗），她终于有一回和颜悦色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蛮会写文章的，是吗？我老老实实回答说，马马虎虎吧。她立即给了我一个大白眼，说，谦虚做啥啦，工会里的人都是这样讲的！我无言，只能点头答应。她笑了，说，那么请你帮我写几封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只好胡乱点头。这一来，她就抓了我的差，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好多封信往我面前一放，说这些群众来信也有一段时间了，总没人给他们回信，你这个秀才就帮帮忙吧。
我抽出信紙，一一打开，这才知道是一些在“文革”之前或支内或回乡挑重担的原厂里职工寄来的诉苦求援信，说乡下条件的艰苦，说经济生活上的窘困，要求厂领导给予关心和补助。大概是很久没有收到明确答复，最后的一封信开始有了一些造反派的脾气，说是再收不到回信的话，他们就将杀回上海、杀到厂里来造反了！
余女士向我布置了回信的几大原则：文字上一定要客气，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一定要劝他们安心工作，扎根农村或三线！同时告诉他们，厂子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大好，但还是决定给他们每个人补助十元钱（这可能是当年补助的极限了，补助三元五元的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回上海，更不能到厂里来，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上会继续关心他们这些为国家挑重担同志的。
也许是我的回信起了一定的效果，也许是那补助的十元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之，他们很快就来信了，十分感谢党，感谢厂领导。
余女士大为高兴，高兴之余，于是为我开出了证明、盖上了大印，说，你支持了工会工作，决定对你照顾一下，反正只提前了不多的几个月时间———我算过了，你那没到点的一岁，其实就五六个月的时间，也算不上什么大犯规……不过，你不可以对外面的人讲，懂吗？
我当然懂，绝对拎得清，拿到了证明一个转身便成了“拔脚花狸猫”，溜之乎也。
为“36只脚”而奋斗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没头苍蝇似的结婚准备。
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柴商店，其实那里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文革”以前此处是保定路棺材铺，印象中我还在店门口看过那些一排排没来得及上漆的黄澄澄本色的木坯子棺材，那时年少，有些害怕，没敢迈进门去。“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棺材铺在劫难逃，便改为木柴商店，之后生意兴隆，扩展到马路上去了。记得那一天，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说是给我们当当参谋。凭票买来的三五牌台钟，保存至今，仍在走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结婚的硬件才算配齐。“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朋友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凤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的，不过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雄威地在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钟能歪斜走，针可倒顺拨。在没有广告语的当年，这朴实无华的十个字是不是很牛？真可谓奇妙无比！
上世纪70年代结婚有许许多多的清规戒律，弄得你娶也没法娶，嫁也无法嫁。
前奏曲之一是拍结婚照。已是1977年的夏末，“文革”的雷声虽然逐渐远去，但余威犹在。我们找的是杨浦著名的红光照相馆。妻子在好友陪伴下去理发店做头发。当时的理发店还不敢越雷池半步开设烫发染发等业务，只能象征性地在爱美爱漂亮的女孩头发上做一些花样。便是如此也行不通，红光照相馆的摄影师一见便连连摇头，说，这种资产阶级的发型是不可以拍结婚照的！只得在他的开导、诱导加上帮助下，作了一番无产阶级化的处理：找来两根橡皮筋将头发扎成两把扫帚短辫，方才可以坐上摄影机前的板凳，很历史地留下我们的结婚照。
犹记得当时很搞笑的一幕：一对年轻男女来红光取照片，是他们自己用照相机在公园里的留影，忽然被照相馆扣下了，店员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们拍了一些黄色照片。女孩倚在一棵弯弯曲曲的树桩上摆出各类姿势，绝对是“四旧”，绝对是思想不健康，绝对不那么革命化！争吵的结果，照相馆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去了派出所，这对男女便被请进去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再教育了。我相信，在红光照相馆有类似遭遇的肯定不止一家。
男女相加55岁才能结婚
结婚要打结婚证，打结婚证之前先得由厂子里开结婚证明。当时女十八、男二十的“婚姻法”已经被砸烂了，这就得按没有法律条文的上海地方法规办：档次一下子升级了，男30，女25，男女的年龄相加必须达到55周岁以上才可以开结婚证明。这一棍子下来，我和女友的年龄不到位，没达标：我青春28，她芳龄26，相加的结果恰恰少了一岁！这一岁偏偏少在了男方我的头上。缺了这一张盖有厂革委会图章的纸片还硬是路路不通———凭结婚证明，方可去民政部门打结婚证，方可去商店购买五斗橱、夜壶、方桌、马桶、大中小一套浴盆等，方可去木柴商店购买打家具的木头、木板、方子等等。
没办法，只能脚勤快地往厂工会办公室多跑几趟。虽然和工会打过一些交道，但与负责此类事情的那位女士偏偏不熟，记得好像姓余，四十多岁。好在我这个人的脸皮有时候会像砖头一般厚，再加上一来二去倒也把夹生饭煮熟了，便趁机求她开开恩，放我一马。起初，她的脸有点像“智取威虎山”中“防冷涂的蜡”，百毒不侵，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的规定，不好瞎来的，违反规定会被处分的。后来见我是“三好学生”———态度好，说话好，腔调好（不过话得说回来了，我有求于她，能不“三好”“五好”吗），她终于有一回和颜悦色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蛮会写文章的，是吗？我老老实实回答说，马马虎虎吧。她立即给了我一个大白眼，说，谦虚做啥啦，工会里的人都是这样讲的！我无言，只能点头答应。她笑了，说，那么请你帮我写几封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只好胡乱点头。这一来，她就抓了我的差，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好多封信往我面前一放，说这些群众来信也有一段时间了，总没人给他们回信，你这个秀才就帮帮忙吧。
我抽出信紙，一一打开，这才知道是一些在“文革”之前或支内或回乡挑重担的原厂里职工寄来的诉苦求援信，说乡下条件的艰苦，说经济生活上的窘困，要求厂领导给予关心和补助。大概是很久没有收到明确答复，最后的一封信开始有了一些造反派的脾气，说是再收不到回信的话，他们就将杀回上海、杀到厂里来造反了！
余女士向我布置了回信的几大原则：文字上一定要客气，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一定要劝他们安心工作，扎根农村或三线！同时告诉他们，厂子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大好，但还是决定给他们每个人补助十元钱（这可能是当年补助的极限了，补助三元五元的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回上海，更不能到厂里来，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上会继续关心他们这些为国家挑重担同志的。
也许是我的回信起了一定的效果，也许是那补助的十元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之，他们很快就来信了，十分感谢党，感谢厂领导。
余女士大为高兴，高兴之余，于是为我开出了证明、盖上了大印，说，你支持了工会工作，决定对你照顾一下，反正只提前了不多的几个月时间———我算过了，你那没到点的一岁，其实就五六个月的时间，也算不上什么大犯规……不过，你不可以对外面的人讲，懂吗？
我当然懂，绝对拎得清，拿到了证明一个转身便成了“拔脚花狸猫”，溜之乎也。
为“36只脚”而奋斗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没头苍蝇似的结婚准备。
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柴商店，其实那里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文革”以前此处是保定路棺材铺，印象中我还在店门口看过那些一排排没来得及上漆的黄澄澄本色的木坯子棺材，那时年少，有些害怕，没敢迈进门去。“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棺材铺在劫难逃，便改为木柴商店，之后生意兴隆，扩展到马路上去了。记得那一天，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说是给我们当当参谋。凭票买来的三五牌台钟，保存至今，仍在走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结婚的硬件才算配齐。“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朋友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凤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的，不过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雄威地在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钟能歪斜走，针可倒顺拨。在没有广告语的当年，这朴实无华的十个字是不是很牛？真可谓奇妙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