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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举行选举，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现任州长阿明·拉舍特当选党主席。这次选举也为2021年德国政坛结构的重新调整拉开了序幕，德国将在今年举行联邦议会和六个州议会的选举。曾担任基民盟主席18年、已担任德国总理近16年的默克尔预计在2021年秋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结束其总理任期，德国也将正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未来走向何方？德国将于今年做出历史性抉择。
谁将成为默克尔之后的德国总理
在德国政治体系中，总理一职位居权力中枢，德国民主制度因此被学界称为“总理民主”。谁将接替默克尔担任总理成为德国今年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应该说，基民盟党代会于1月选定拉舍特为党主席，就表明党内多数代表认为他有能力代表本党竞选总理一职。目前看，借助“默克尔红利”，基民盟获得最多联邦议会席位的机会很大。拉舍特可能成为总理职位的接班人，但他也面临着来自联盟党内的阻力。
在基民盟内，拉舍特被认为属于“默克尔派”，执政风格中间温和。他本人对此也毫不隐晦，曾在媒体上公开声称“与默克尔切割是错误的信号”，表示将在大选中努力争取中间派，兼顾左右。拉舍特以超过80%的高票当选为基民盟主席，表明党内希望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中间派力量占多数，这对拉舍特被推举为总理候选人而言无疑是有力支撑。
但是，拉舍特将面临来自“姊妹党”——长期在巴伐利亚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的阻力。联邦德国历次大选中，基民盟均与基社盟组成“联盟党”共同参选，总理候选人也要与基社盟协商后决定。基社盟现任党主席索德尔今年54岁，年富力强，在政治上颇具野心。联邦德国建立几十年来，基社盟一直是基民盟的“小兄弟”，这种现实严重限制了索德尔和他的几位前辈在全德舞台上施展政治抱负。基社盟曾多次尝试挣脱巴伐利亚州的区域限制，谋取总理大位，但都以失败告终。当下，索德尔有可能再次尝试，尽管他本人仍在闪烁其词，但他身边的人一再声称他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
不过，当前的基民盟不大可能把总理候选人资格让给基社盟。历史上，基民盟曾两度把总理候选人资格转给基社盟主席。不过，两次“让贤”的背景都是基民盟面临困境，是一种策略行为。而当下的基民盟势头强盛、人才济济：主席拉舍特领导着德国人口最多的州，执政经验丰富;41岁的副主席、联邦卫生部长斯潘虽然年轻却已有20多年的从政经验，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展现出了不错的政治能力，他尤其被青年选民喜爱;66岁的默茨是政坛老手，被认为是传统保守派，擅长处理经济事务，在产业界人气很旺。基民盟的另一大优势在于，默克尔在应对疫情中的表现受到多数德国民众认可，在一系列民意调查中她的支持度也持续攀升。在这种状况下，基民盟不大可能把竞选总理的机会轻易地让给基社盟，除非基民盟党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内讧。
仍需要注意的是，默克尔在总理人选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德前总理府部长德梅齐埃曾透露，上一届德国大选前默克尔已无心恋战参选，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服她改变了主意。默克尔习惯于静观事态变化，顺势而为，“没人能参透她做决定的理由和动机”是媒体对她执政风格的普遍评价。不再担任基民盟主席、不再担任公职是默克尔两年前的决定，不能排除她改变想法的可能。
务实路线埋下潜在问题
无论继承还是改变默克尔的执政路线，摆在总理职位继任者面前的任务都十分艰巨。务实中庸的“默克尔主义”给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十分厚重。在国际上，德国的好感度和影响力上升到了战后最高点，尤其是德国对欧盟政策的塑造能力显著增强。默克尔本人也与各国领导人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关系网络，德国虽然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存在很多分歧，但一直与这些国家保持着有效沟通渠道。务实主义外交使德国得以在剧烈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左右逢源”，也因此收获颇丰。在国内层面，德国经济经历了统一后最长时间的增长周期，被学界称为“黄金十年”。新冠疫情暴发前，德国是欧洲极少数没有财政赤字的国家之一。务实的经济政策为改善民众福祉和落实国家内外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欧美多数国家相比，德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基本稳定，尽管左右两派的民粹力量不断发酵，冲击着传统政治体系，但德国政党政治版图仍足以容纳各类政治力量相互较量与融合。政治上务实的中间道路使德国在欧美国家普遍面临民粹化和社会结构碎片化的动荡中保持了相对稳定。如何维持当下德国较为良好的局面，将考验继任者的政治智慧与治理能力。
在默克尔执掌德国政权近16年中，德国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亟待继任者加以解决。在批评者看来，默克尔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实用，以至于缺乏战略前瞻性。有一种说法是，默克尔不是理论家、战略家，而是“经理人”，她没有宏伟的战略来指引国家发展的道路，而是边走路边确定方向，恰如德语的谚语“边吃饭边有胃口”。默克尔早年的政治伙伴形容她在青年时代就善于把握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静观其变，顺势而为。默克尔也曾自述，她会长时间思考问题，一旦做出决定，就会坚持，不受党派主张的局限。正因如此，她的政治遗产缺乏党派意识形态元素，仅从党派角度难以继承或是修正。熟悉柏林政治圈的人士称，德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理像默克尔那样每天关注舆情的每个细节。从长远角度看，她紧追形势变化、迎合民意的执政风格也给德国埋下了许多潜在的问题。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构成重大挑战
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领域是科技，争夺的高地是数字化，而德国在数字化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这可能是默克尔时代给德国留下的最严重的问题，科技传统悠久的德国有沦落为“数字化弱国”的可能。统计显示，德国最常用的十大手机应用软件中只有一款是德国产品，余者均为美国企业所有。当下的欧洲数字市场实际上也由美国公司掌控。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初苹果和微软两家美国公司的市值几乎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即便在欧盟内部，德国的数字化程度也不占优势。在2020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排行中，德国总分位居第12位，处于中游水平。在数字公共服务等单项上，德国的表现更为落后，排在末位。许多专业人士担心，工业化时代德国基于制造业技术积聚的优势将被新时代的数字化技术超越，使德国沦落为数字化强国主打产品的代工者。德国曾大张旗鼓推出的“工业4.0”战略的落实效果不甚理想，政府与学校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也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了政府在数字化方面拨款“花不完”的状况，可见相关方参与积极性之低。德国数字化程度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影响到了社会治理。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东亚国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较为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而德国为自己设立了个人数据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门槛，导致疫情数据管理混乱，阻碍了抗疫大局。对此，許多德国专业人士都呼吁政府要借鉴东亚国家经验，克服科技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
观念上的保守已经成为德国高科技转型的重大障碍。悠久的科技传统让德国民众和企业颇为自信自豪，但若不顺应时代潮流，久而久之科技传统也难免变为“传统科技”。德国社会对新兴的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政治和知识精英也不断警示，“不能让科技干涉人的自由”。高科技议题在德国也被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德国艾伯特基金会201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德国民众认为数字化不会改善人的生活，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将拉大收入差距，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数字化有害无益。联邦政府在其公布的《2020年教育报告》中也认为，尽管数字化越来越重要，但德国尚未形成有效的数字教育战略，教育领域数字化发展落后和不均加剧了社会差异。对此，企业界已经呼吁，要尽快改变这一状况，政府应该像对待读书写字一样重视青少年的“数据能力”教育。
德国的数字化进程不畅，但对数字化的规范管理却用力颇多。2020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德国力主推出了欧盟《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这也使欧洲在建立数字法律体系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数字化浪潮，有必要把信息和数据方面的权力置于政治和法律的规范之下，这也可能是德国和欧盟未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不过，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仍是德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其能在数字化规范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先决条件。如果过度强调对数字化的规范，而忽略了数字化能力本身的建设，无疑将得不偿失。
数字化转型困境远不是默克尔继承者将面临问题的全部，德国在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方面的任务仍非常艰巨。此外，许多长期困扰德国的议题仍需要继任者妥善应对，例如，困扰德国社会的激进化、碎片化、孤独化、老龄化问题，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保持德国和欧盟战略自主性的问题，如何让德国“老态龙钟”的政治制度和政党体系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现实，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给德国带来的挑战将在未来几年凸现。这就要求默克尔的继任者既要务实又能有前瞻的眼光，以战略思维改变已趋陈旧的社会观念，推动德国社會经济科技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