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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良渚古城遗址圈进保护区并把控其周围环境是第一步，如何让庞大的遗址区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既能得到保护、展示给外界，又能继续用于考古研究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
大莫角山台地曾是良渚王族的居所，也是良渚古城遗址的中心和最高处。通往丘顶的缓坡上覆满青草，十几只白鹭就分散在草地上歇息。自丘顶向四周眺望，可以看见蜿蜒的河道、古时的土屋，耳边是晚风吹动叶子的响声。
将曾经良渚先民的生活样态展示给世界是良渚遗址规划的目标之一，如何将这片载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土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成为必须要写好的答卷。
2011年，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专题会议提出“要以‘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为宗旨开展考古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良渚20余年的规划探索也为其他大遗址区保护提供了参考蓝本。
遗址之外
“不是我们在卡你，而是你这个项目在控制区里，遗址保护肯定是要在首位，不管谁答应了也不行啊。”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规划建设局局长王辉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期间，接了一个电话，他不断向对方解释。而这样“得罪人”的沟通对王辉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中心的111.53平方公里土地都是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规划范围。1997年，中国第一个大遗址保护规划——《良渚遗址群保护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2003年《规划》编纂结束，但新的考古成果不断被发现。经过近10年打磨，《规划》最终于2013年确定获批，成为此后遗址保护的重要依据。
在这处离杭州主城区仅20余公里的地方，《规划》明确划定了以遗址文化公园为中心的42.03平方公里保护范围、35.73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33.77平方公里环境控制区。在这个庞大的范围内，几乎见不到高层建筑，24处村落的住屋也都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我们会对建筑的高度、色彩、外观、风格融合以及对整个遗址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考量。”王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很多人会认为，既然没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还要限制得这样严格？我只能说，作为从事规划编制管理的人，我们必须严格。如果不是这样坚持了近20年，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完整的遗址了。”
遗址之外的规划是良管委管理决心的体现，对良渚遗址保护区的内外环境整治也是规划的目标之一。从良渚博物院通往遗址公园的沿途，公路两旁的环境正在整治，交通线路也在陆续完善——这里将成为良渚文化艺术走廊的一部分，承担起连接大遗址、周边景观、城市资源的纽带作用与战略角色。
将五千年文明展示出来
将良渚古城遗址圈进保护区并管控其周围环境是第一步，如何让庞大的遗址区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既能得到保护、展示给外界，又能继续用于考古研究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根据良渚古城遗址的空间形态、结构布局、保存现状，良管委按照“勾形、找边、选点”的方式，分别开展城址片区、瑶山片区、外围水坝片区的保护展示。
“在《规划》这份总纲要之下，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管理规划，共同组成了良渚地区的规划序列。”王辉说。
遗址公园内的古城墙因年月已久，已经看不出古时的痕迹。如果不加解释，这里更像是一处土丘;一旦经过人工的重新修饰，这里也将不复史前风貌，“怎么让大家更好看懂‘这个是5000年前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中心’呢？”王辉说，“我们会在城墙遗址上覆土种植三叶草来标示城墙，宫殿区上用松树皮标示建筑基址，通过航拍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以绿植标识和模拟展示的手段标识遗迹既不破坏原貌，又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与此同时，包括路网在内的基础设施也依据考古结果得以重现;在公园内，如反山遗址一样的墓地和建筑也被保留下来，向今人缓缓诉说历史;原本是湿地的地方也得到了修复，在公园内，还特别增设了金属网架构建而成的人物形象，阳光洒下之时便投影在这片历经了5000年历史的土地上。
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包括良渚街道和瓶窑镇，部分村民就居住在现今的遗址公园内。2000年11月，余杭市成立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申遗”前期准备工作，提出了让当时的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即瓶窑镇在新104国道以南设立工业发展区块和行政区快，逐步实现重心难移。
搬迁势必会带来矛盾。为促进文物保护与遗址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共赢互利，良管委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良渚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补偿办法》，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村一级文物保护目标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下拨文物保护补偿经费，对村级集体经济进行补偿。
2018年，《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试行）》于5月1日起实施。《办法》规定，在满足文物保护需求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按照“群众自愿、政府引导、规划调控”的方式，逐步有序地鼓励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内和良渚遗址本体上的农村私人住房外迁，并给予一定的文物保护搬迁补偿资金。
王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两个《办法》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组织在文物保护中失去的发展机会及经济成本，也为全国大遗址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申遗只是阶段性的目标
保护还是发展是个大问题。不论规划的天平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对于王辉来说，他的工作不仅是对遗址本身的保护，更要与当地城镇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遗址周边的产业布局也面临调整。从1996年开始，位于莫角山遗址内的长命印刷厂向外搬迁，工业产业园区逐步向外搬离。2017年3月，建筑面积约28000平方米的仁和工业园过渡点改造工程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按时完成。
隨着申遗成功，王辉越来越意识到这并不等于工作任务的结束，反而让规划和保护成为更艰巨的责任。怎么才能让世界遗产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将是一个长期课题。
王辉承认这当中有困难存在，但他不认为这不可调和。“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之后，确实是提升了文化自信。村民对于我们的执行规划、工作操作的配合度，相比以前来说，都高了很多。”王辉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保护跟管理之间，管理跟发展之间，都有一个互相融入的过程。理解了这个事情就好做。”
王辉说，怎样继续推进考古工作与文物工作进展、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良渚文化、结合文物保护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都是接下来的工作重心。“申遗成功是一个鼓励，但也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如何继续做精做好良渚文化，才是我们永不停止思考的话题。”
大莫角山台地曾是良渚王族的居所，也是良渚古城遗址的中心和最高处。通往丘顶的缓坡上覆满青草，十几只白鹭就分散在草地上歇息。自丘顶向四周眺望，可以看见蜿蜒的河道、古时的土屋，耳边是晚风吹动叶子的响声。
将曾经良渚先民的生活样态展示给世界是良渚遗址规划的目标之一，如何将这片载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土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成为必须要写好的答卷。
2011年，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专题会议提出“要以‘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为宗旨开展考古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良渚20余年的规划探索也为其他大遗址区保护提供了参考蓝本。
遗址之外
“不是我们在卡你，而是你这个项目在控制区里，遗址保护肯定是要在首位，不管谁答应了也不行啊。”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规划建设局局长王辉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期间，接了一个电话，他不断向对方解释。而这样“得罪人”的沟通对王辉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中心的111.53平方公里土地都是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规划范围。1997年，中国第一个大遗址保护规划——《良渚遗址群保护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2003年《规划》编纂结束，但新的考古成果不断被发现。经过近10年打磨，《规划》最终于2013年确定获批，成为此后遗址保护的重要依据。
在这处离杭州主城区仅20余公里的地方，《规划》明确划定了以遗址文化公园为中心的42.03平方公里保护范围、35.73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33.77平方公里环境控制区。在这个庞大的范围内，几乎见不到高层建筑，24处村落的住屋也都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我们会对建筑的高度、色彩、外观、风格融合以及对整个遗址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考量。”王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很多人会认为，既然没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还要限制得这样严格？我只能说，作为从事规划编制管理的人，我们必须严格。如果不是这样坚持了近20年，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完整的遗址了。”
遗址之外的规划是良管委管理决心的体现，对良渚遗址保护区的内外环境整治也是规划的目标之一。从良渚博物院通往遗址公园的沿途，公路两旁的环境正在整治，交通线路也在陆续完善——这里将成为良渚文化艺术走廊的一部分，承担起连接大遗址、周边景观、城市资源的纽带作用与战略角色。
将五千年文明展示出来
将良渚古城遗址圈进保护区并管控其周围环境是第一步，如何让庞大的遗址区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既能得到保护、展示给外界，又能继续用于考古研究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根据良渚古城遗址的空间形态、结构布局、保存现状，良管委按照“勾形、找边、选点”的方式，分别开展城址片区、瑶山片区、外围水坝片区的保护展示。
“在《规划》这份总纲要之下，我们也做了很多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管理规划，共同组成了良渚地区的规划序列。”王辉说。
遗址公园内的古城墙因年月已久，已经看不出古时的痕迹。如果不加解释，这里更像是一处土丘;一旦经过人工的重新修饰，这里也将不复史前风貌，“怎么让大家更好看懂‘这个是5000年前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中心’呢？”王辉说，“我们会在城墙遗址上覆土种植三叶草来标示城墙，宫殿区上用松树皮标示建筑基址，通过航拍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以绿植标识和模拟展示的手段标识遗迹既不破坏原貌，又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与此同时，包括路网在内的基础设施也依据考古结果得以重现;在公园内，如反山遗址一样的墓地和建筑也被保留下来，向今人缓缓诉说历史;原本是湿地的地方也得到了修复，在公园内，还特别增设了金属网架构建而成的人物形象，阳光洒下之时便投影在这片历经了5000年历史的土地上。
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包括良渚街道和瓶窑镇，部分村民就居住在现今的遗址公园内。2000年11月，余杭市成立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申遗”前期准备工作，提出了让当时的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即瓶窑镇在新104国道以南设立工业发展区块和行政区快，逐步实现重心难移。
搬迁势必会带来矛盾。为促进文物保护与遗址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共赢互利，良管委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良渚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补偿办法》，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村一级文物保护目标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下拨文物保护补偿经费，对村级集体经济进行补偿。
2018年，《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试行）》于5月1日起实施。《办法》规定，在满足文物保护需求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按照“群众自愿、政府引导、规划调控”的方式，逐步有序地鼓励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内和良渚遗址本体上的农村私人住房外迁，并给予一定的文物保护搬迁补偿资金。
王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两个《办法》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组织在文物保护中失去的发展机会及经济成本，也为全国大遗址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申遗只是阶段性的目标
保护还是发展是个大问题。不论规划的天平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对于王辉来说，他的工作不仅是对遗址本身的保护，更要与当地城镇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遗址周边的产业布局也面临调整。从1996年开始，位于莫角山遗址内的长命印刷厂向外搬迁，工业产业园区逐步向外搬离。2017年3月，建筑面积约28000平方米的仁和工业园过渡点改造工程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按时完成。
隨着申遗成功，王辉越来越意识到这并不等于工作任务的结束，反而让规划和保护成为更艰巨的责任。怎么才能让世界遗产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将是一个长期课题。
王辉承认这当中有困难存在，但他不认为这不可调和。“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之后，确实是提升了文化自信。村民对于我们的执行规划、工作操作的配合度，相比以前来说，都高了很多。”王辉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保护跟管理之间，管理跟发展之间，都有一个互相融入的过程。理解了这个事情就好做。”
王辉说，怎样继续推进考古工作与文物工作进展、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良渚文化、结合文物保护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都是接下来的工作重心。“申遗成功是一个鼓励，但也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如何继续做精做好良渚文化，才是我们永不停止思考的话题。”